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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八章 困难时期精简的硬任务 第一节 精简职工近千万

《马文瑞传》编写组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从1958年到1960年搞了3年，原本想加快建设速度，迅速摆脱贫穷落后，但由于超越了客观的可能，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结果事与愿违，当初提出的高指标没有达到，反而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加上许多地区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从而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在农业、轻工业方面，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下降了28％～60％，这是建国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在粮食供应方面，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二分之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6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主要城市也只能销8～9天；在市场供应方面，肉、禽、蛋几乎无处可买，就连锅、碗、盆、筷之类的日常用品也很难买到；在国家财政方面，年底时共收入572.3亿元，却支出654.1亿元，赤字高达81.8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9.2％!① 　　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又于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援华的苏联专家。7月25日，未等中方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他们的突然离去，使得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二百五十多个企业、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与此同时，苏联还硬逼着中国以农副产品还他们的债，使得我们的市场供应更是雪上加霜。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1959年冬到1960年春，当地正阳县、新蔡县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省，也有接二连三的此类报告。 　　毛泽东从各级上报的一份份材料中得知农村严重情况，心情极其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中说：当时，毛泽东“实行三不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食不超定量。”《毛泽东传》上也记载：“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身材高大的毛泽东，此时的体重已下降到了75公斤。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和毛泽东一样，坚持不吃肉，只吃素，与全国的人民共渡难关。 　　在这种严峻情势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7月5日到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李富春的最初建议和周恩来对其建议的修改意见，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精简职工，遂成了势在必行的硬任务。 　　精简职工，始于1960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决定由安子文、习仲勋、刘仁、谢富治、马文瑞等5人组成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领导小组，并首先研究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一、究竟动员到农村去的人有多少?二、中央和省、市级机关干部究竟下放多少人?三、职工究竟减多少?周恩来还要求他们10月份拟出方案。 　　10月25日，毛泽东询问各地压缩的情况。周恩来遂将5人小组的简报送给了他，并附了一封有关情况的说明信。毛泽东表示同意。 　　11月3日，各大报纸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信中第八条，就是“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其中写道：“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城市各个战线，都必须……压缩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的力量。凡是应该压缩和可以压缩的，都必须坚决压缩。”“凡是能用半劳力和辅助劳动力的，都不应该用强劳动力，绝不能各行各业尽先挑选强劳动力，把剩下来的老弱妇孺用于农业生产。” 　　紧接着，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会上，初步决定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其中，1961年减少1000万。 　　会后，周恩来特地将马文瑞找去，对他说：“调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精简职工。”接着，不无忧虑地问：“我们提出1961年精简1000万这个目标，你看行不行?” 　　马文瑞沉思片刻，回答道：“可以。” 　　马文瑞之所以回答“可以”，一是因为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职工非减不可；二是中央、国务院已经下了精简职工的决心，在精简过程中自然会对劳动部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三是他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曾搞过“精兵简政”，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也曾遵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动员部内干部下放，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1956年探索新的用工制度以来，一直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对新招工人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和亦工亦农制度，当时社会上已经存在将近一千万的合同工。只要向这些人说明情况，讲清道理，解除合同，他们是会接受的。 　　周恩来一向认为马文瑞作风稳健，从来不说过头话。既然他说“可以”，看来也就可行了。于是，在中共中央1961年5月21日举行的工作会议上，顺利地作出了决定：在1960年底12900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为加强精简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央在原有的“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5人小组”的基础上，加以调整，成立了精简职工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成员有马文瑞、习仲勋、谢富治、钱瑛。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城镇减人，必须造成声势；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人口，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三五年内全国口粮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粮食的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只供各地研究讨论用，待8月中央工作会议再决定；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调整，推迟进行；中央各部门会同有关省、市、自治区提出各部在该地区单位的精简计划；城市征兵，重点放在大中城市适龄的中等学校学生、社会青年和青年职工方面等等。12天后，即6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这次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和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工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家乡，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确实要求自愿回乡的，也可以准其回乡，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都不精简。《通知》还规定了精简职工的待遇和回乡安置等问题。并强调指出，精简职工、养活城镇人口，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切实安排好回乡人员的生产和生活。 　　1961年的下半年，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工作正式开始。马文瑞虽为精简职工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他作为劳动部长，许多主意需要由他出，一些决心需要由他下，具体方案需要由他去组织实施，他成了真正的“前沿阵地”的总指挥。期间，他一面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一面指示各地区、各部门落实文件精神，同时组织劳动部门的干部研究精简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随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便于及时推广各地的先进经验，马文瑞还指示办公厅在《劳动》杂志上开辟专栏，报道各行业关于精简工作的最新动态。如浙江海宁农药厂1961年9月已精简职工194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50.5％，生产却成倍地增长。《劳动》杂志便于当年22期发表了题为《人员减半，生产倍增》的文章，介绍了该厂的具体做法。当马文瑞看到东北局批转哈尔滨木器厂党委关于既减人又增产的报告后，也立即责成有关同志将它刊登在《劳动通讯》上。这些文章，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马文瑞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总是先做到。在精简问题上也是如此。1961年7月22日，他主持召开了劳动部党组会议，专门研究本部的精简事宜，最后形成了两条决议：一是行政单位精简13人，事业单位精简7人，附属单位精简7人，共精简27人；二是由部内精简小组摸清情况，提出方案，动员一部分家属、保姆回乡。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职工，共计精简950万人；城市人口，共减1345万人。其中，回农村的1200万人。其余的，有的转为小商小贩，有的退休，有的从全民所有制单位转到集体所有制单位。这等于减少向城镇提供15亿～20亿公斤粮食和生活用煤200万吨～300万吨，减少蔬菜供应7.5亿公斤，少支出工资20多亿元。 　　为此，周恩来在1962年2月4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财政、减人及1962年计划等问题时，还当面表扬马文瑞：“减下950万也很不简单，连同家属和有连带关系的亲友，就是四五千万人，也就是说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都被直接地影响到了。这很不简单，这一次你们劳动部门是冲锋陷阵，立了头功的嘛!” 　　马文瑞表示：“这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是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劳动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周恩来说：“各省、市、区的配合很重要。但整个工作的推动是靠你们，我就是直接抓你马部长嘛。由于事情太急，批评不少，你不在意吧?” 　　马文瑞说：“总理的每次批评，都是对我们工作的促进，对我个人也是一种鞭策和提高!” 　　周恩来看着马文瑞那副诚恳又谦逊的表情，习惯地将两臂在胸前一抱，爽快地笑了起来。 　　①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671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