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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信念 光辉的业绩——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钱之光

林伯渠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革命前辈和领导人，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曾经在林老的领导下工作过，以后又有较多的接触，对于林老的长者风度和革命家的风范，一直怀有深切诚挚的敬意。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是林老诞辰一百周年，缅怀这位老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回顾我同他在一起的那些战斗岁月，林老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又不时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有些往事虽已时隔多年，但他那种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热情奔放的工作精神，至今仍然使我感到鼓舞。现仅就记忆所及，作此短文，以志纪念。    　　一 　　我与林老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三年春夏之交，我奉命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了瑞金叶坪。当时陈云同志任党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我先到他那里报到，汇报情况。在他接见以后，就让我去找林伯渠同志谈工作。对于林老，我早已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曾同孙中山先生一起闹革命，是老同盟会员。那时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经济委员、国民经济部部长。我来到林老的住处，那里是一座平房，屋子不大，比较简朴，既是他的办公室，又是他的住房。我进到屋里，他热情地和我握手，让我坐下，倒了开水，便和我谈起话来。他态度和蔼，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没有拘束感。这时，我注意到他已有银白色的头发，嘴上蓄有不太长的八字胡，戴着眼镜，看上去有五十来岁。但他语言幽默，性格爽朗，精力充沛，仍然充满年轻人的活力。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只一张桌子，桌上放些书和文件，一支毛笔架在砚台边，桌旁有几把木头的靠背椅，还有一张床。这一切对我这个初从上海“十里洋场”来的人看来，感到十分新鲜。觉得这里的物质条件虽然较差，但却洋溢着莲蓬勃勃的革命朝气。    　　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入正题。林老对我说，红军要打仗，要扩军，根据地要扩展，要吃的，要穿的，要用的。而敌人却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我们物资缺乏，经济困难。象食盐、布匹、医药等等，供应十分紧张，急需打破封锁，在根据地内外搞进出口贸易。他说苏区经济建设很需人，要我就在经济部门工作。临别时，他要我写一个对外贸易的章程。我按照他的要求，起草了一个书面材料。他看了认为写得不错，可以用。当即，就让我担任贸易总局局长，兼粮食调剂局副局长，属国民经济部领导。就这样，我开始在林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那时，我们正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央红军约有十万人，还有赤卫队员二十万人，这就给经济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加之，国民党又在加紧部署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采取联防堡垒的封锁政策，推行保甲制度，这对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和对外贸易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支援红军作战，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改善苏区军民的经济生活，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就成为当时根据地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当时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中心之一。那时，毛泽东同志已被错误地解除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他还是中央苏区人民政府主席，因此，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政府建设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以解决根据地最主要的粮食问题和日用品的原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以解决经济自给和出口贸易，必须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管理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这些任务，都需要国、民经济部统筹安排。林老肩负重担，常去调查了解情况，召集会议，草拟文件，发布通令，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召集我们开会时，先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然后归纳出几条，商定后，就坚决执行。他作为经济部长，配合毛泽东同志做好政府工作，经常在政府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提出很好的意见。有时，他还把我叫去参加一些会议。 　　这期间，前方虽然打仗，财政经济很困难，但我们大家在他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努力开展工作，使一些工业、小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的粮食和钨砂输出也有增长，特别是利用钨砂的出口，换回了一些急需物资。由于这些工作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苏区的经济状况，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反“围剿”的战斗，也改善了苏区军民的生活。而林老还是穿着那套粗布衣服，和同志们一样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的艰苦作风，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林老担任了财政部长。那时，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已经开始，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我们的仗越打越被动，越打越艰难。为改善这种困境，最大限度地支援前方，林老想了很多办法，提出不少好的主张。例如，开源节流，发展经济，削减政府开支，支援前方作战，恢复红军边打仗边筹款(按王明的错误路线，一度强调红军就是单纯地打仗)等等。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红军在那样艰难情况下，能够坚持战斗一年之久，可以说，中央政府各部门、特别是财政经济部门的努力，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财政经济状况的改善，才保证了红军的物资供应。在这方面，林老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开始长征。起初，林老和我都是中央工作团的，随同军团行军。不久，成立了没收征集委员会，由林老任主任，委员会中有毛泽民、吴亮平、曹菊如和我等十多人。后来觉得“征集”两个字不贴切，又改为“征发”，叫“没收征发委员会”。这时候，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单位。“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打土豪分物资，开仓济贫，扩大红军队伍。每到一处，林老都忙着布置任务，分配物资。还给大家讲解政策，如什么样的地主、资本家剥削最重，应该全部没收；哪些人只应该没收一部分；哪些人的财产不应该没收，只能征集，照市价购买，等等。他一再强调不能违反政策。此外，还安排我们搞些对白区的贸易，例如没收了土豪劣绅的食盐、布匹后，就把其中一部分分给穷人，一部分留给部队用，还有一部分剩余，就用来调换一些我们红军需要的物资。   　　一路上，林老没有因为自己的职位高、工作重，而与众不同。他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行进在漫长的征途中。在长征路上，我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前后左右围追堵截，天上有飞机轰炸；遇到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遇到了无人行走的泥泞草地；遇到了大渡河的急流和金沙江的惊涛骇浪，还有吃的、穿的，都很困难。这一切，对于年轻的红军指战员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年近半百的林老，既要坚持行军，又要一路工作，吃的苦比年轻人还要多。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带领一个小分队，到藏民区作少数民族工作，多翻越了一个大雪山。粮吃完了，同身边人员一样吃野菜、啃树根。他有马不骑，马背上驮的是背包和文件。黑夜，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棍子，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和大家一样跋涉行军。他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头，无声地鼓舞着同志们前进。在这样艰难的征途上，林老表现了多么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啊!    　　三 　　到达陕北，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林老一边抓财政经济工作，一边抓政府工作和统战工作。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林老曾几次派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执行任务，每次交待工作很细，想得也很周到。我们住在保安时，有一次，他让我到陕南富县东北军驻地去执行任务，要取回一笔数额相当大的款子。他安排了好些武装同志护送我。到了我军辖地和东北军驻地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我就只能单枪匹马到东北军防地去。为了策应我，在我们这边埋伏了大约有几个连的部队来接应。这样，使我安全取回了巨额款子，驮在马上，顺利回到了根据地。回去后，他很快来看我，听了我的汇报很满意，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在瓦窑堡时，我和林老住得很近，相距不过十多米。但是没有工作，我一般不到他那里去的。因为我想到他是革命老前辈，在我们党和政府里肩负了重要责任，怕影响他的工作。可是，林老却毫无架子，时常到我的住处来，问情况，谈时局，有时还讲些有趣的故事，使我受益不浅。本来谈工作，应把我叫去，但他时常是亲自来到我的住处和我面谈。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不存在什么距离。我和林老接触的日子里，总是感到如坐春风，倍觉亲切。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老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党代表，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同时又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很长一段时间，他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常常来往于延安、西安、重庆等地。这个时期，我先后在十八集团军南京、武汉、重庆等几个办事处工作。一九三八年底我到了重庆，组建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继续担任处长。办事处设在机房街七十号。后因日本侵略者轰炸，炸毁了房屋，就搬到了红岩村。林老几次来重庆出席参政会，都住在这里。这样，我们又有较多的接触机会。林老住在重庆办事处的时候，除了参加会议，起草文件、电文，发表演讲外，还抽空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工作。刘文辉是川西有名的地方实力派，因为同蒋介石有矛盾，对抗战的信心不大，为保存实力而采取观望态度。一九三九年五月，林老和董必武同志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亲自到曾家岩潘文华公馆与刘文辉会晤，向他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详细阐述只有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中国才有出路，如果妥协和退让，中国必亡的道理。还向刘解释了我党的一些重大政策和主张。从而启发了刘文辉，对他以后思想的逐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当年九月，林老还和博古、吴玉章等同志，还有王明，一起会见了来重庆访问的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介绍了国内抗日、反帝斗争的情况，解释了我党的主张，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党先后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围攻我陕甘宁边区，进行无理挑衅，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反对和国内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谴责。他们迫不得已，又要我党派代表赴渝谈判。一九四四年二月，林伯渠同志又被党中央派往重庆。四月底，林老和王若飞、伍云甫先到西安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会谈，双方达成了记录性的初步协议，各自汇报自己的中央。五月十七日，林老、王若飞与王世杰、张治中同机飞抵重庆。十九日，风尘仆仆的林老会见蒋介石，提出了我党的主张，主要是政治要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等二十条要求。但国民党以条件提出太多，不肯接受，要求修改。经过多次谈判，因国民党坚持它的所谓“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拒绝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拒不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谈判没有进展。在这期间，林老始终坚持原则，后来还写信给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提出批评，并且一一进行驳斥，希望国民党考虑抗战建国的利益，放弃一党统治的方针，认真进行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两党的关系，争取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湘桂战场上连遭溃败。九月中，林老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迄今仍无结果的原因。指出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全国力量，拯救民族灾难。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组织各抗日党派参加联合政府的著名主张，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潮，使国共两党谈判和中尉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期间的谈判工作是很艰难的，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独裁作斗争，林老在谈判桌上和国民参政会上，表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坚定性。他发表演说，不但充满了战斗激情，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在办事处和同志们相处时，林老又总是那么乐观，常常用幽默的语言，引起同志们笑声不止。可以说，只要有他在场，必然是谈笑风生，使人忘记大家是处在国统区的险恶环境里。林老历尽沧桑，见多识广，他熟悉古今中外许多掌故，节假日同志们总爱请他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有时他还讲些在同盟会时期的轶闻趣事。讲孔祥熙、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的事情。 　　林老很爱作诗，擅长书法。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新华日报》辟了《妇女之路》专页，林老不仅题了词，还题写了歌颂宋代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的一首诗： 　　南渡江山底事传，扶危定倾赖红颜。 　　朝端和议纷无主，江上敌骑去复还。 　　军舰争前扬子隘，英姿焕发鼓声喧。 　　光荣一战垂青史，若个级眉愧尔贤。 　　他以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大败金兵的故事，鼓励妇女起来斗争。有一些同志和进步人士向林老索字题诗，林老总是尽量满足来者的要求，他的熟练的书法和积极向上的诗词溶为一体，相得益彰，使来者满意而去。 　　林老兴趣广泛，爱好甚多。工作之余，夜间有时也打扑克、下棋。那时，我住在红岩办事处住房的底层，由于工作关系，我的屋子稍宽敞些，只要打牌或是下棋，林老总是邀请董老、王若飞同志到我的房间。下棋时他爱和董老对垒，二位老人都很认真，有时为了一着棋，也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但不一会就又谈笑风生了。 　　林老在重庆这段时间里，要同国民党谈判，要与民主人士协商，要做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也从事过外事活动，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他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过茶话会，招待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管理人员柏朗德、美国援华会爱德生等人，与国际友人会谈。他除了进行大量的统战工作外，我们内部有些事情他也过问，整天总是出出进进，奔走不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阻止、延缓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大规模的内战，为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一致抗日，他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工作着、战斗着。林老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当时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同心同德为争取抗日民主的胜利而努力奋斗；现在继承和发扬林老的革命意志和战斗风格，必将为我们搞好四化建设，大大增强精神力量。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