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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部长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

钱希均

我们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对林伯渠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感情是深厚的，他身材魁梧，须发皆白，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对一切都充满着信心。他常头戴竹叶斗笠，脚蹬草鞋，身着褪了色的单薄的补丁衣服，行军打仗从不落后于二十多岁的青年人。     　　林伯渠同志是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第四次反“围剿”时期，到达中央苏区的。那时，王明路线正在苏区强迫推行，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毛主席忍辱负重，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号召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后方人民艰苦奋斗，积极支援前方打胜仗。苏维埃政府决定搞好后方建设和经济建设，要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搞好春耕生产。因此，当时政府机关兴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制”。 　　林伯渠同志到达叶坪，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政府机关人员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劳动刚刚回来，看见一个满头银发、身材高大的人在向一个同志打听什么，凭我们的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人是刚到苏区的。我们几位同志匆忙迎了上去，一位同志把我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我们政府机关的支部书记，你有什么事情请跟她讲吧。”我也自我通名说：“我叫钱希均，您是来苏区工作的吧?一路上辛苦了!”他笑着作自我介绍：“我叫林伯渠，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经上海来到苏区的，要找毛泽东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毛泽民同志早就向我说起过林伯渠同志，知道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我亲切地对他讲：“现在就要吃饭了，请在我们这里吃饭，然后我陪你去见主席吧。”他笑着点头答应了。 　　进到苏区银行办公室，也是我与毛泽民同志的住处，我让警卫员打了一个客饭。饭菜一端到桌子上，我又犯起愁来，第一次请这位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老同志，仍是吃我们红军常吃的红米饭加酸菜辣椒汤。这菜只有点盐巴调味，连点油星也没有，伯渠同志吃得惯吗？他可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呀!我明知不管是招待什么客人，伙房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吃，但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幽默地说：“我的肚子可饿了，回到家了，你讲客气，我可不客气罗。”说着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见他吃得很香，也就放心多了。他边吃边夸奖：“菜做的不错，很好吃，虽然没有油，但里面有辣子，很合我的湖南口味。这顿饭，他还真吃了不少呢。在吃饭时，我简单地向他叙谈了我和毛泽民同志的情况。他关心地问：泽民同志为什么没有回来吃饭呢?我告诉他，泽民同志(当时是苏区中央银行行长兼钨矿总公司经理)去筹建小陇钨矿去了，近两天就要回来。 　　饭后，我陪他到了毛主席住地。正巧，朱总也在。他们一见面，不用我介绍，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非常热情，高兴地互相问好。接着主席把贺子珍同志向伯渠同志作了介绍。    　　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原来他们还真是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呢。毛主席和伯渠同志早在湖南就很熟悉，北伐前夕又在广州一块儿工作过。朱总和伯渠同志是北伐时在武昌认识的，那时他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下了武昌，他在那里停留过，朱总那时也从四川回到武昌，他们在那里见过面。南昌起义前后，他们也在一起工作过。 　　他们的谈话，很快回到了苏区的情况上。这时，我和子珍领着她的小毛毛到一边去了。  　　他们谈了很久，临走时，主席和朱总又把我找去，要我给伯渠同志找个地方住下来，先休息几天，在周围转转看看，了解了解情况。出来时，他非常高兴，边走边对我讲：“泽东给我全面地介绍了苏区的情况，朱总也给我讲了许多。苏区建立起来不容易，我们现在要积极努力抓好苏区的经济建设，支援前线红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在苏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同志被选为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一九三三年八月，又被任命为中央财政部长。为了扭转困难局面，林部长积极协助毛主席投入查田运动，恢复和发展造纸、木材、夏布、钨矿等生产事业和商业贸易工作中去。经常见他拄着拐杖，脚穿草鞋，走乡穿村，累得满头大汗，时常双脚打起血泡，但他从不歇息，也不叫苦。他善于深入到农村向各方面人士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对群众总是满脸笑容，无论遇到男女老少，他都能马上谈得很热乎，就是遇到儿童团员，他也要与他们谈一会儿。他常在老百姓家里吃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朴实淳厚的乡村教师。 　　这个时期，林部长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提出各地必须建立粮食仓库以调节民粮，多储存粮食供给红军。根据他的意见，粮仓很快建立起来了，管理粮食的制度也比原来健全了，为粉碎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林伯渠同志任财政部长时，毛主席领导的查田运动、合作化运动、恢复和发展国营企业，以及地方工业和小手工业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王明路线造成的经济困难是巨大的，这种错误路线还在继续干扰和阻碍苏区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蒋介石自封司令，以五十万兵力组成了巨大的伞型包围圈，向中央根据地步步逼近，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了巩固根据地，保证红军的供应，财政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筹粮、筹款、发展经济、开辟财源、发展贸易，在当时根据地经济建设中；仍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林部长的担子是非常重的。 　　要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搞好贸易，除了有正确的方针之外，还必须有大量的懂得经济工作的干部来承担这些工作。但当时的经济工作人员相当缺乏。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正在深入开展的查田运动、经济建设、财政工作等方面的需要，毛主席和林部长一直酝酿要办一所学校，培养专门人材。经过多方面努力，学校终于创办起来了，这就是苏维埃大学。学校由五位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毛主席任校长，林部长是委员之一。 　　这个时期，林部长兼职多，工作重，夜深人静了，他屋里的小油灯还亮着。透过窗户常常能看到他伏案聚精会神地工作，毫无倦色。有时候，我们见他抱着一些书和本子，匆匆朝苏维埃大学走去。一天晚上，我给林部长送报表去，关心地问道：“您为什么老熬夜呢?可要注意身体呀!”他指指桌旁的一堆材料和桌边一份正在写的东西说：“我在苏维埃大学有课，白天工作很忙，备课的事只好挤在夜间来做了。”我这才明白，原来林部长抱着书本匆匆地赶到苏维埃大学，是去讲学的。     　　林部长的主要工作不在学校，而在财政部。中央银行是财政部的一个重点单位。他对银行工作抓得既紧又细，要求银行把每天的收支情况表送一份给他。我那时不仅在中央政府机关负责一部分支部工作，还是银行金库的会计。我们住的地方与林部长院靠院，报表由我每天晚上送去。他每次收到报表都要仔细地查看每一个数据，以至好多数据都可以背出来；还不厌其烦地询问银行当天的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纠正。记得有一次，林老查看完报表后，用算盘算了几下，侧过身来对我说：“希均同志，累计数错了。”我一算，发现末尾两位数字写颠倒了。这一差错，在总数上虽然误差不大，但林部长认真地对我说：“看来总数误差是不大，但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把其它报表都改过来，还要给填表的这位同志讲，我们搞财务工作，一定要细心，半点也不能马虎，误差一分一厘也不行。”林老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就是在这样的百忙之中，星期六的义务劳动和机关干部的菜园劳动，林部长也没有耽误过，总是积极参加。从他干农活的老练程度看，根本不会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多年读书出身的人。有一次上山砍柴禾，他跟几个小伙子挑战，因砍柴太多，无法背下山，还是由几个小伙子，各分一点才背下山，他才消除愁云现出了笑脸。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林部长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四五月间，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眼看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损失惨重。但王明仍坚持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以“阵地战对堡垒战”的错误方针，助长了国民党的“堡垒”封锁，导致了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当时，苏维埃现金枯竭，银圆在苏区市场自由流通，被大量流入白区，加上地富分子和坏人、奸商造谣惑众，投机倒把，使苏区纸币的信誉大大降低，红军的粮食供给和其它给养也更加困难。这些经济上的连锁反应，需要财政部门努力尽快解决。林部长一方面率领财政部全体人员，密切配合粮食部，为筹粮借谷二十四万担而斗争，另一方面，为克服现金枯竭，提高苏区纸币信誉。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提出了“开源节流，双管齐下”的财政口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广开财源、节约开支的运动，在苏区掀起了高潮，很快完成了中央政府提出的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的指标。在这些工作中，林部长对财政开支亲自掌握，严格把关，大大削减和压缩了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费用，对不急用和非战费开支坚决不批，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一定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虽然苏区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但无法挽回“左”倾路线造成的军事和经济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失败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终于被迫撤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部队分两个司令部：中央机关和政府各部门组成鸿章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红军系统属红星司令部。财政部各单位组成十五大队，随鸿章司令部长征，毛泽民同志任大队长。十五大队虽然没有直接的打仗任务，但遭遇战还是时常有的。林部长年纪大，又兼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组织上没有给他增加军事指挥上的担子。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审批没收国民党、地主土豪劣绅、奸商的财产，向各军团分拨战利品等等，以保证整个红军部队的给养。 　　我们从瑞金出发长征时，敌人前堵后追；两面夹击，飞机大炮狂轰乱炸。为了甩掉敌人，部队只能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并且是连续的夜间急行军。夜晚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走在田间小道和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跌跤的不少，很多同志疲惫不堪，两眼直打架，致使行军队伍脱节、战士掉队。后来部队夜间行军用绑腿布结起来牵着走，才解决了队伍脱节掉队的问题。 　　夜间急行军，路又这样难走，林部长有马不骑，而且从来没有掉过队。他的马用来驮了文件以及他和马夫的背包，自己手中仍然拄着在瑞金常拄的那根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十五大队的前头。周仁同志多次劝林部长，行军不知道要走多远，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还是骑马走的好。警卫员黄秋胜同志也着急地请求他上马。而林部长却风趣地说：“大家都是用两条腿；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林老不仅没有听他俩的劝告，反而逼着黄秋胜同志也把背包放在马背上，一同轻装前进。 　　部队到达广西与贵州接界的地方，尽是山路。在这些盘山羊肠小道上走；真是艰难极了。好些地方简直不敢往下看，脚下是万丈深渊，头上是悬崖峭壁；在半山腰环顾四周，犹如在云中行进。有的地方是在很陡的峭壁上凿出的两尺来宽的石梯，伸向云中。这些地方，光用两只脚是无法走上去的，只能手脚并用地往上爬。马就更难上了，往往因为一匹马要耽误很长时间。在这里，只要稍不留神，就有掉进深渊的危险。记得陈慧清同志的那匹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掉进了深渊，连一点回声都没有听见。在这些险峻的地方，林老没有让同志们照顾，是自己鼓着劲儿爬上去的。 　　在临渡大渡河的那几天，部队的急行军达到了高峰，先头部队每天昼夜兼程二百里。我们也是白天黑夜地赶路，每天行军一百多里。我们用两只脚超过了敌人的四个轮子(汽车)，彻底打破了蒋介石要红军在此重蹈石达开覆辙的迷梦。 　　长时间的长途急行军，我们看到林部长的面容日益消瘦，满面红光变成了蜡黄，两边颧骨也隆隆凸起，头发更加银白了，胡须也垂到了胸前。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关心十五大队的全体人员，谁有了牢骚怨气，他就耐心细致地同他促膝谈心。在最饥饿的时候，他自己吃草根树皮，却把很少的一点青稞麦省下来，分给伤病员吃。在准备越过严寒的雪山草地时，他把在贵州打土豪分给自己的一点棉布，送给警卫员和马夫做棉衣用。在雨夜，他拿出自己的补丁床单为同志们挡风遮雨。就连十五大队的筹粮筹款，他也亲自参加。红军进入甘肃境内的时候，正走完了茫茫大草原，饥寒交迫，急需补充粮食，部队一出草地，他就立刻派出了很多同志筹粮筹款。有一次，他要我同他一起到附近筹集粮食。我们找到一个村庄，却找不到一个老乡，筹不到一粒粮食。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后跑光了。我们又累又饿，已经疲惫不堪，而他则鼓励我们，为了同志们，为了伤病员，要多走几个村，多找几个宅。后来我们又走到一个村庄，在一家土炕上发现用稻草盖着二百多斤玉米。顿时，我们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几位同志七手八脚，上前就要往口袋里装。他忙制止大家说：“不能随便乱动，首先要弄清这粮食是穷人的还是地主的，如果是地主的粮食，我们要按政策没收，写上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穷人的粮食，我们要按市价收买，并写信说明，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然后把信和钱都压在炕下面。玉米拿回去以后，不能都给十五大队吃，应分一些给兄弟部队。”说完后，他还亲自布置作了调查，并弄清了粮食是一家中农的。同志们按照红军的一贯做法和林部长的指示，把粮食都称了数量，写好信，装上钱，把它压在炕下，然后才把粮食背走。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战斗生活中最艰苦的时期。林部长怀着必胜信心，凭着坚强意志，用自己的双脚爬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走过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地，越过了急流天险的金沙江与大渡河，同凶残的阶级敌人斗，同饥寒交迫斗，同风沙雨雪和水草淤泥斗，他都是无畏地一往直前。不论有多大的艰难困苦，他总是同群众一起，时时关心群众，处处严于律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林伯渠同志的这一切，集中体现了伟大红军战士的革命风格和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一九八○年九月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