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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同志的远见与卓识

罗 文 治

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迄今已25年，我经常以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老领导。 　　我于1937年秋末到中共陕西省委，后分配组织部工作。当时省委驻国民党区域泾阳县云阳镇，对外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为掩护。此时贾拓夫已任省委书记。由于工作关系，时有接触，并深受教诲。他在领导地下斗争时那种浓烈的革命热情，开朗的革命胸怀，丰富的斗争经验，锐敏的革命预见，充分显示了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的革命本色。 　　从西安事变后重建陕西省委时起，到抗战初期，贾拓夫与省委其他领导人领导了卓有成效的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新党员急骤增加，各级组织中新干部也很多，党员干部亟需培训。省委为了加速培养党的干部，专门开办了秘密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省委负责人都亲自授课，贾拓夫主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驻云阳时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先后共办10期，每期学员30～50人，一期1月左右。为了保密，学员均用化名且不得暴露籍贯、身份。经过10期干部训练班大部分县级以上干部都受过训练，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强干部的工作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在救亡运动中还不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他们也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为了适应这种革命形势，加速培养革命青年，1937年10月初，贾拓夫、杨清(即欧阳钦，时任省委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即向因公来云阳镇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商请协助省委训练革命青年，主要是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也包括少数党员)。经冯允诺后，战时青年训练班(以下称青训班)于10月11日创建。青训班先驻三原斗口农场，后移云阳镇。经过两期训练后，影响不断扩大，学员不断增多。青训班为扩大规模，又移至云阳北数里的安吴堡，故后又称安吴青训班。1937年底，毛主席听取汇报后，肯定了青训班的形式和学习内容，从此青训班改归中央领导，学员除由陕西省委继续通过各个渠道介绍的陕西革命青年和部分党员外，还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至海外华侨。由于革命青年纷纷涌来，青训班至1940年4月结束时先后训练了1.2万余人。学习结业后，有许多人转赴陕甘宁边区；有些人仍返回国民党区域，为大后方撒播了革命种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实践证明，安吴青训班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一样是青年的革命熔炉，在吸收、训练青年干部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实践同样证明，在国共合作那个特殊时期，在靠近陕甘宁边区那个特殊地区，由共产党干部公开出面在国民党的鼻子下面举办训练班，是革命活动中的一项成功的创举。而这项创举也反映了贾拓夫同志的预见和胆略。 　　抗战初期，政治环境较好，陕西省委机关只留民运部长赵伯平主持工作，贾拓夫及其他领导人均自云阳秘密移住西安领导工作。但1938年上半年形势变化，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进行限制、破坏。国民党省党部2月命令取消民先队、青救会、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又进行搜查并逮捕蔺克义等救亡团体负责人。由于环境恶化，省委领导人居住西安已不安全，贾拓夫即于6月2日报告中央，说明省委大部分领导人拟从西安撤回云阳镇省委机关，西安只留一代表团。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均集中云阳解决。同时要求中央给省委配拨一部电台(过去省委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均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中央同意后，贾拓夫等领导人即返回省委机关，中央也配发了电台，并以一一五师留守处的名义逐步增加了武装警卫力量，从而保证了领导机关及领导人的安全，使领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一直到1940年4月省委机关又安全撤进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省委领导人撤回云阳不久，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伯栋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相继在商县、西安被敌人暗杀。从以上事实和后来多次发生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害的事实来看，贾拓夫及其他省委领导人返回云阳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及时的。 　　省委大部分领导人返回云阳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即进入新的阶段。1938年8月中旬，省委在云阳召开全省积极分子会议。拓夫在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首先强调提出在发展党的同时，要巩固党。为巩固组织，贾在报告中还强调秘密工作与反奸斗争问题，提出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工作要有弹性，要随机应变而不迷失方向。会议最后经过讨论又明确了群众工作的大转变，即：从先进的狭小的范围转向广泛的包括落后层的范围；从城市、从上层转向农村、转向下层；从政治活动方式转向群众化方式。以贾拓夫为首的省委领导的这次党的、群众工作的转变为后来进一步加强隐蔽斗争打下了基础，为1940年转入荫蔽精干阶段作了初步准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反动派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也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而且普遍吸收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对乡、保行政人员、学校教职人员，规定要轮流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进行反共教育。根据新的情况，省委确定：有条件的党员，可参加三青团，行政、教育界的党员也可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以便使自己面貌“灰”一些，活动方便一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大量强迫征收国民党党员，这样，既可推行“全国皆党”的统治措施，又可孤立和暴露共产党员。在此情况下，有些被强迫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处境甚难。同意参加吧，以为这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且党的政策也不允许；如果拒绝参加，或等待报告党组织批准后再表态，又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失掉职业的危险。正当一些党员进退为难，地方党组织苦无良策之际，贾拓夫与省委其他同志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在未接中央指示前，党员在被强迫参加国民党时，或为取得职业地位，或为便于在国民党对民众运动包办的情况下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只要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都可以在党组织同意后参加国民党，或在参加后报告组织，而且规定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后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贾拓夫随后将此作法报告中央。允许共产党员在被迫的情况下参加国民党是一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胆决策，是陕西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的一着有重要意义的好棋。这项决策不但有利于党员身份的隐蔽，便于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对于地下党员的长期埋伏，党的力量的长期积累起了重要作用。严酷的地下斗争实践验证了这项决策的正确性，也证明了它的普遍意义。1940年5月4日毛主席为中央写给东南局并加发各地的指示内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由于这项政策当时在全国都适用，所以中央文件确定为所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  　　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以来，反共活动日渐猖獗。此时贾拓夫即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将来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难免，所以他在离开省委前的一次讲话中，借用《水浒》中的语言，要求地下党员准备力量，很好隐蔽，以便将来必要时“开城门，放吊桥”。虽然这个时期不可能像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我党制定的精干隐蔽政策那样完备，措施那样周密，但是“开城门，放吊桥”这6个字的要求与后来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基本相符；而且七八年后解放战争时期，陕西蒋管区地下党组织也确实普遍组织了人民武装，普遍在敌人营垒内培植了革命力量，许多地方确实是经过里应外合“开城门，放吊桥”获得解放的。事实证明了贾拓夫的远见和卓识。 　　(1992年)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