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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回忆贾拓夫同志二三事

杨 克

(一) 　　1938年冬，我从西安调到陕西省委机关(当时驻在泾阳县云阳镇)，省委书记拓夫同志给我们传达了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从此认识了他。此前，曾读过他用“关烽”名字在《党内生活》、《西北》等党内外刊物上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章；在西安工作时，听过省委和他的不少重要指示的传达，使我深受教益，开始知道怎样做党的建设工作、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1939年初，我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任教育科长(工作了两个月左右又调到省委组织部)。当时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教育科工作的还有刘林(刘邦显)、卫平(尹省三)、史玉山等同志。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初到领导机关工作，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杨清(欧阳钦)同志又长住西安工作，正在我们4个人议论和犯愁如何开展工作时，拓夫同志亲自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讲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教我们怎样做工作、做些什么工作，并亲自起草了宣传部工作计划，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工作。 　　拓夫同志和省委常委张德生、赵伯平等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干部、党员的教育工作，认为党的组织大发展之后(从1937年几十个党员到1938年底达到七八千党员)，大批新干部、新党员迫切需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巩固党，以适应国民党统治区日益严重恶劣环境的需要。当时确定：省委继续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党委分散举办党员流动训练班；组织好省委机关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这也是拓夫同志为我们教育科拟定的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 　　以拓夫同志为书记的省委，1936年12月25日组建后，从1937年起，利用云阳镇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公开合法地位的掩护，连续不断地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直到1941年底，共办了10期，参加学习的干部约有近千人。省委常委赵伯平和张德生先后任干训班主任。拓夫和各常委、各部委负责同志亲自给干训班讲课。课程有：党的建设，马列主义，群众运动(包括工、农、青、妇等)，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学习方法，以自学阅读为主，讲课与讨论结合；同时加强支部工作，严格党的生活和组织纪律，强调秘密工作，进行党性修养锻炼。每期时间，少则20几天，多则半年以上(最后一期)，一般为1个月左右。我于1938年初在干训班学习过一期，同年冬又学习兼工作(教育干事)一期，1939年在干训班工作了3期，先后共5次参加干训班的学习和工作。从许多参加过学习的同志的表现和反映，以及自己的亲身体会看，干训班在培养教育干部，提高干部政治思想素质，增强党的组织观念，巩固党的组织等方面，收获确实很大。这批受训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是陕西党的骨干，在各个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委和拓夫同志重视对干部的培训，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有现实和深远的政治意义。 　　省委和拓夫同志提出，各地党委要办党员流动训练班。为了有利保密，训练班一般以支部为单位，10人左右，在夜晚举办，可先告知集中时间、地址，不点灯，并规定互相不说话，只听教员讲，然后回去再思考、交谈或在党小组讨论。我们教育科的几个同志都事先备好课，分赴各地给党员流动训练班讲课。受训时间虽很短，参加听课的党员普遍反映受益不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以后随着环境恶化，就停止了这种方式的教育工作。 　　对省委机关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警卫战士、勤杂服务人员的文化学习，拓夫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向都很重视。成立了机关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学习，各支部都把保证完成学习任务作为工作职责。省委常委还专门成立一个学习小组，由省委书记任组长。文化学习，由机关俱乐部主任、文化教员白衣同志负责组织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大家认真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每个人都写有学习笔记，分题讨论时，每个问题都有中心发言人，并写有发言提纲。讨论会一般开得热烈，发言踊跃，争论激烈。自愿参加讨论会的人也不少，常常由于房子小参加的人数多坐不下，就到云阳镇外毛家坟园草地上去开。拓夫及其他领导同志也常参加和发言，会上“百家争鸣”，越争论，观点是非越分明，有效地提高了机关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我自己由此才比较系统地读了几本马列书，学了点知识。 　　(二) 　　拓夫同志于1939年春调到延安，先在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央西北局成立后任西北局民运部部长，直接管理地下党陕西省委的工作。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接连掀起反共高潮，疯狂破坏我党地下组织，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中央根据这种情况，及时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精干荫蔽政策，转变思想作风，改变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党的有生力量。1941年夏，杨清、张德生同志先后去延安向中央、西北局汇报陕西工作。同年9月，西北局和德生同志又通知陕西省委，要我(时任组织科长)同一位县委书记去延安汇报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及基层支部、党员的活动情况。到延安后，德生同志告我：陈云同志正在主持召开座谈会，拓夫和杨清等同志参加，陈云同志专门研究大后方和陕西工作问题，非常详细、具体地了解陕西党组织活动情况及社会情况，根据座谈会需要，要我整理了几个有关资料，并要我向西北局民运部作一次汇报。汇报会由拓夫同志主持，张邦英(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杨清、德生和民运部一些同志参加听汇报，拓夫和邦英同志还询问了有关党组织一些情况。据拓夫和德生同志说，陈云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了我们建党以来，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历次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以及主要的经验教训；提出根据过去的教训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特点，在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分子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我党组织“一网打尽”的政策和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座谈会经过多次较长时间的研究讨论，由陈云同志提出意见草案，提交中央政治局审定。 　　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由拓夫同志负责，将会议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一个文件，报送中央、毛主席审定。经毛主席提议，将这个文件改用西北局名义下发，即《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文革”中有人竟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西北局的黑决定”，“是招降纳叛的黑文件”，真是太荒谬了。 　　《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是中央进一步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是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坚持列宁建党原则，灵活运用政策和策略的马克思主义文件。这个《决定》共有7个问题：(1)关于陕西党现状的估计问题；(2)关于反对主观主义问题；(3)关于反对关门主义问题；(4)关于斗争形式与斗争策略问题；(5)关于利用陕西地方系与中央系间的矛盾问题；(6)关于对付国民党的内部矛盾问题；(7)关于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问题。在这7个问题中，第七个问题讲得最多，指出：“目前陕西党的组织形式，尚不适合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环境，必须有一彻底的改革”。提出了11个原则性的具体问题，强调党员以精干为原则，只有精干才能荫蔽；党的组织形式应以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巩固现有中上层社会职业党员的地位，使党在国民党的工厂、党团、政府、军队、文教等机构内，有短小的、坚强的堡垒；党员不但许可，而且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直到它的各小组织；党员活动，最大部分公开化、社会化，尽量减少秘密活动；党的会议一般不召开，改为个别接头；秘密文件一律停止印发，改用口头传达；交通联络，减少到最低限度；继续审查干部、党员，特别注意发现可能潜伏的内奸分子，政治上可疑分子，经过极端仔细的考察，与十分灵巧的手段，把真正的内奸分子驱逐出党；各级党的领导方法必须加以彻底改革，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独立作战的能力，决不可过分束缚下级，不可频繁的给予很多指示；要在全省发现和培养几十个干部，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政治上坚定，懂得政策，有组织工作经验，又有和特务作斗争的知识技能，作为党的骨干，并采取各种办法保存骨干力量，这是党的全部工作的枢纽，否则，一切希望都是空的。 　　1942年初，省委认真传达了上述《决定》精神，并利用春节期间亲友互相拜年、便于进行活动的时机，很快派出大批联络员、交通员以及合适的干部，外出向各地党组织进行传达。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对保存陕西党基本力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同拓夫同志认真做调查工作，精心研究分析陕西党内外情况，总结陕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具体指导陕西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了“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乐观估计。同年12月，西北局通知将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的汪锋和我速去延安，研究陕西党的工作如何适应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形势问题。我们日夜兼程到达延安，在西北局听取了习仲勋同志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并提出陕西省工委要认真考虑和准备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在西安公开挂牌子等问题。拓夫和德生同志要我同西北局组织部胡达明同志翻阅陕西干部档案，研究提出以后可在国统区各县以公开合法身份进行工作的干部名单方案。我们连夜工作了几天，提出了个初步名单力案，报送拓夫、德生和汪锋等同志审阅。 　　不几天，西北局常委开会，习仲勋同志主持，讨论陕西工作。时为西北局常委的贾拓夫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汪锋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我作了详细记录。会议讨论中，拓夫等同志对陕西地下党情况和陕西社会情况比较熟悉，讲了很多重要意见，强调要从陕西实际出发，结合实际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会议确定，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压制民主，反共，迫害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要陕西省工委作两手准备。 　　我们从延安返回关中分区马栏镇，汪锋同志传达了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与会同志心情很矛盾，又喜又忧。一方面听到和平民主建设的新形势，将来可以公开合法开展工作，心里高兴；另一方面亲身目睹国统区的实际现状，公开身份，合法工作，困难和危险极大，不敢设想，稍有不慎，即有被捕坐牢杀头之祸。经过反复讨论，从实际出发，省工委确定：一方面支持和领导群众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一方面继续恢复党员的组织联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发展党员，整顿和壮大党的组织，继续注意隐蔽埋伏，切不可急躁暴露；同时继续了解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紧反共、发动内战，中央及时改变了对形势的估计，指出地下党的工作方针应为：巩固与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积极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群众性斗争。在我党领导和支持下，陕西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西北民盟和西北民主青年社先后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在陕南商洛山区和西府、渭北及黄龙山等地，积极准备和发展武装力量，成立游击队、武工队，创建游击根据地。1946年6月，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后，陕西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协助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作战，安置伤病员，筹措粮款，接送干部，创建根据地等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很多领导同志的好评；在策动敌军起义，收集敌人情报，支援主力部队作战，解放全陕西斗争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拓夫同志的优良作风，高尚品德，特别是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对我们教育极为深刻，迄今铭记不忘，无限深情的怀念! 　　(1991年10月于北京)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