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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工作者的一个好榜样——纪念贾拓夫同志

狄 景 襄

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贾拓夫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在他所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的时候，往事翻滚，情不能己，特追忆片断，聊表对拓夫同志的哀思之意。 　　拓夫同志是陕西神木县人。1926年，当他14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几十年来，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青年时代，他在陕北担任团县委书记、特委代理书记，西安市团委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省委的组织、宣传工作。1934年，他冲破回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党校白区班主任。在长征途中，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那时他还只有二十二三岁。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北上进入陕北苏区吴起镇后，党派他带了电台先遣到达甘泉，与当地党组织和红军取得联系。党中央到达瓦窑堡后，他担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特派员，以后又奔赴关中、三边担任特委书记，为巩固、扩大根据地努力工作。“双十二”西安事变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他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开始前夕，拓夫同志转到财经战线，接替陈云同志主持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显著成绩。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同时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52年调中央，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在这期间，拓夫同志在周总理、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继续搞财经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曾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党的八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拓夫同志一贯虚心好学，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于在实践中比较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959年6月，他在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曾明确指出，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也钻进了一些微生物，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滋长了。例如，毛主席提出要解放思想，基本的一条是要打破旧框框，从实际出发，掌握客观规律，向自由王国飞跃。但有些同志却把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也给“放”了，结果产生了浮夸，刮起了“共产风”。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风，而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歪风，必须坚决反对。拓夫同志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大跃进”中的成绩和问题的看法，正确地反映了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武汉会议和上海会议上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但不久却被扣上了“泼冷水”、“保守”、“右倾”的帽子，被迫离开了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岗位。 　　拓夫同志善于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公与私的关系。当有些人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的时候，“大公无私”的口号曾经受到片面理解。这使拓夫同志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来深切思考产生问题的原因。他认为，“共产风”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定了两者之间商品生产的交换规律，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侵犯农民利益，这同片面地大肆宣扬“大公无私”的口号可能有联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无疑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应该提倡具有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但在制定具体经济政策无疑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应该提倡具有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但在制定具体经济政策时，却必须十分注意照顾到大多数群众的个人物质利益。因为公与私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它们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现有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下，要求广大群众在经济生活中“有公无私”，只能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因此，我们不能把“大公无私”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依据，随意否定集体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而只能讲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拓夫同志的这些想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在他十几年的财经工作中，一直贯穿着这个思想。 　　解放初期，他在彭德怀同志、习仲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抓财经工作。当时，他协助西北局领导，一方面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一系列过渡形式，逐步使个体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另一方面，在各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包括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等，又都十分注意使绝大多数农民的个人物质利益有所增长，至少也使其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当时西北地区所以能和全国一样，在整个合作化过程中做到粮食逐年增产的一个基本原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是这样。西北财委一方面首先发展壮大和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又坚决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展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适当的照顾。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够得上称为民族资本家的人虽然并不很多，但宣传我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鼓励奉公守法的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欢迎不明政策而一时离厂的资本家回厂经营，还是必要的。当时在拓夫同志领导下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较好效果。这也是西北地区工商业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当时却被个别所谓权威指责为“右倾”，说什么同资本家不能搞“公私兼顾”等等。拓夫同志坚决顶住了这种指责，认为这种论调的理论根据是所谓“无私”才能“有公”，它完全否定了公私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纯属荒谬的无稽之谈。历史已经证明，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 　　拓夫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力求按客观规律办事。他敢于打破思想束缚，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1959年，他协助李富春同志主持计划编制工作时，大胆明确地提出：去年大跃进，今年大紧张，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搞不好1960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计划工作。他注意发扬民主，把当时计划工作中暴露的问题摆在干部面前，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展开争论。他说，所谓“学问”，就是有学又有问，有争又有论，这样才能把若明若暗、似信非信的许多事情争辩的比较清楚一点，才能使贫乏的脑子充实一点，也才能做到多谋善断。他深切感到，经济工作是复杂的，难免要发生问题，但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要善于实事求是地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努力把经济工作做好。他既热情赞扬事前诸葛亮是圣人，又称赞事后诸葛亮至少也是贤人，反对那种鄙弃事后诸葛亮的庸俗观点，经常教育同志们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他自己确实也是这样去做的。有一段时期，由于一些同志头脑发热，不尊重客观规律，只求多快，不重视好省，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只凭主观意志，不看客观条件，国民经济计划盲目追求高指标，结果造成比例严重失调，生产速度下降。针对这个教训，拓夫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在1959年就明确指出，搞好计划工作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的关系。速度不能离开客观基础，计划指标过高是主观主义的表现。想把建设搞得快一点，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谁没有这点热情呢?问题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究竟能以多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决不是单凭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在人为”也是对的，但能为到什么程度，还是要受客观可能性限制的。他引用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了客观可能性，才是现实的；如果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命令客观规律听我们的话，那只能是一场虚假的好梦，甚至还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他强调，热情和积极性是必要的，但作为计划机关来说，不能一个劲地跟着热下去，而要冷一些，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分析很好结合起来，量力而行，不要以为只有热才是积极的，冷就是消极的。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过去不大敢讲“可能”、“可靠”，怕被戴上“保守”的嫌疑帽子，现在看来，“保守”恰恰是留有余地，是必要的。他对当时报纸上批判“条件论”，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的口号非常反感，认为这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说，“唯条件论”是错误的，但宣扬不要条件也是唯心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经济建设)的发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从来就没有脱离时间、地点、条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我们订计划，既要考虑政治条件，也要考虑物质技术等经济条件。决不能脱离人们的觉悟程度，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去搞什么“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他的这些看法，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但是，多年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只反右倾，不反“左”倾，只要上马，不要下马，主观与客观严重脱离，结果计划指标常常高于实际可能，留下很大缺口，还说这是搞“积极的平衡”，实际上完全破坏了综合平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罪恶目的，利用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大肆鼓吹什么“只要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之类荒谬绝伦的反动说教，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行一条只要“政治”不要经济的极“左”路线，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溃的边缘。今天，我们在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一定要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切实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搞好经济调整工作。 　　拓夫同志从过去经济建设的教训中，还深刻认识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他说：国民经济要多快好省地发展，一定要有计划、按比例搞好综合平衡。过去，由于钢铁工业孤军突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比例严重失调，不仅挤了农业、轻工业，而且忽视了燃料动力工业，交通运输很紧张。市场供应、人民生活也发生困难。他还对工业贯彻“以钢为纲”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一定时期重点发展钢铁是应该的，但不能认为“以钢为纲”，就可以任意挤掉其他部门的合理安排，要轻纺工业等让路。这样必然造成比例严重失调。这些看法，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综合平衡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比例失调情况更为严重。粉碎“四人帮”后，经过3年多来的恢复和发展，情况有了好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用几年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把它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如果贾拓夫同志今天还在和我们一起战斗，他一定会更自觉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为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作出贡献。 　　拓夫同志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和热爱，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为了把计划工作搞好，他不仅敢于揭露过去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勇于承担计划工作没做好的责任。这种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作风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我还清楚地记得：1959年他就强调，我们所制订的计划是否符合实际，“要从实践中来检验证明”。他对经济工作所提出的许多独到见解，今天我们重新回忆时，仍然感到很有现实意义。但是，不久他就被下放到抚顺发电厂当厂长，后来又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和在石景山钢铁公司当副经理。即使这样，他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即对他进行迫害。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讨论工交战线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扩大的中央会议上，我突然听到那个专门陷害忠良的林彪、“四人帮”的“顾问”插话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我听到这种血口喷人的诬陷，不禁大吃一惊。从此，就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不久，我自己也遭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的迫害，被“监护”了起来。直到1972年12月，当我被放出来时，才听说拓夫同志已被“四人帮”害死在北京效野。我极为愤慨悲痛!想不到这样一位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竟被诬陷为反党分子，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手里，含冤于九泉之下。党中央领导我们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拓夫同志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才终于得到彻底昭雪。现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已得到清算，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已得到恢复和发扬，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拓夫同志在九泉之下如果也能看到这些一定会含笑瞑目了。 　　今天，我们在悼念贾拓夫同志的时候，一定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象他那样，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在经济领域里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各种“禁区”，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闯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来，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为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写于1979年9月)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