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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探索 艰辛实践——追忆拓夫同志在经济计划方面的卓越贡献

赵家梁 张致祥

拓夫同志离开人世已经25年，每当我们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深情无限，感慨万千。 　　从1954年到1959年，拓夫同志曾先后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的党组副书记和副主任。他是周恩来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同志的助手，同时也参与党中央在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是当时少数几个指定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之一。拓夫同志忠于职守，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通过调查，认真思考，深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和见识，受到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赏识和重视。 　　拓夫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在以下4个方面：一、有关轻工业发展的问题；二、有关地方工业发展的问题；三、有关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四、有关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比较突出、比较集中的又是反映在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上。拓夫同志一生的转折关键也正在这段时间里，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这个期间，我们在拓夫同志身边工作，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着重介绍拓夫同志在国民经济计划方面实践和探索的情况。 　　一、关于解决计划的不全不透问题 　　1954年秋天，毛泽东同志批评国家计划不全不透。当时，国家计划只管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直属的国营工业的计划；对于大量的私营工业、合作社营工业、非工业部门的工业，手工业的同样产品都置于计划之外。 　　1955年年初，在北京三里河计委宿舍(即今计委宿舍一区)建筑工棚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试图克服计划工作的不全不透的缺点。在深入探讨的过程中，大家都要求国家计划“一条鞭”管到底，不能只管国营的，还要管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产品。 　　究竟如何管?有的主张按行业，有的主张按产品。拓夫同志经与有关同志多次具体研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先按产品进行归口管理，把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条件比较成熟的200多种产品，分别列为国家各部门管理的产品，并起草文件报请国务院批准实施。1956年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基本上实现按行业归口管理，与按产品归口管理的办法并不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计划工作不全不透的问题。 　　尽管拓夫同志努力解决计划工作的不全不透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给搞好计划工作创造了条件，但是他从来不认为国民经济的一切活动都要和都可能纳入国家计划。在三大改造尚未完成的时候，拓夫同志认为很难做到一切都纳入国家计划。因为当时还有大量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小生产者。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拓夫同志虽然没有象今天这样明确认识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根据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常给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国民经济的活动，千千万万，千变万化，不可能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 　　1958年夏天，当有人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把国民经济的一切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的呼声更为高涨。拓夫同志说，他很赞成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这一论断：即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也还会产生新的私营工业、地下工厂、新的独立劳动者、新的小商小贩，以补充社会主义经济不足，适应社会的需要。他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完全应该也有可能把重大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至于一般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工商、税收等其它行政的和经济的途径来加以管理，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部纳入国家计划。实践证明，拓夫同志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二、关于冒进和保守的问题 　　拓夫同志曾多次对我们讲到，他在计划工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指标高低、速度快慢的问题。即使指标，速度大致符合实际，完成计划也很不容易，要多方考虑、精确计算。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它牵涉到是否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的政治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怎么搞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 　　建国以后，尽管中央一再提醒不要百废俱兴，急于求成。但是，实际上，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出现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问题，仅一年里，我国经济建设曾出现两次冒进和反冒进的问题。 　　1955年夏天，拓夫同志及国务院四办所属各部的计划工作同志一起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计划会议，对于轻工业口的远景规划指标，订得比较实际。但是没有多久，毛主席提出争取提前实现工业化，大家都积极响应。对于刚制定不久的指标，便层层加码，当然轻工业口的也得相应提高。当时，拓夫同志一面是高兴，认为真能这样，那当然很好；一面心里不落实，认为远景规划的指标，只能参考，不能作数，重要的是看年度计划的情况如何，特别是农业生产丰歉难卜，而轻工业生产用的原料百分之七八十来自农业。拓夫同志认为轻工业计划应建立在比较稳妥可靠的农业生产基础上，五年计划应按照农业生产两丰两歉一平的年景来考虑；至于年度计划主要是考虑上年度实际的农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再充分考虑增产的可能性，提出稳妥可靠的指标，留有一定余地。争取在执行中超过。拓夫同志曾多次说，如果说这样定指标是保守，那我乐意当这样的保守派。 　　1956年这一年，拓夫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但是，他仍很注意当年的经济形势和发生的问题。1956年下半年，他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作为薄一波同志的助手，便投身到1956年计划的执行和1957年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去了。 　　1956年初，在批判“右倾保守”，在“提前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各部、各地方纷纷要求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和项目，大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形势。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苗头。周总理一再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拓夫同志很赞成总理的意见，认为领导者的头脑不要发热。搞计划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要注意综合平衡，要实事求是。 　　1956年5月，中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拓夫同志是完全赞成这一方针的，认为6月间《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社论写得好，很及时，很必要。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总理在报告中说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应该增加和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能应付意外的困难；财政计划的制定，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计划的可能和需要，必须考虑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比例关系，考虑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意外的需要和留出后备。拓夫同志完全拥护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当时，我们正帮助拓夫同志起草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他很高兴地对我们说，总理报告中对第一个五年经济工作，讲了好几条重要的经验，要是没有今年上半年的冒进和反冒进还总结不出来这样精辟的经验。 　　1956年秋冬间，拓夫同志出差到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西、福建、江苏、上海等地，主要是了解计划执行情况和经济形势。拓夫同志了解到不少急躁冒进、层层加码、基建过多的情况，还了解当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紧张困难情况。他一再强调，防止冒进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开工项目。他说，基本建设上多了，材料、设备、资金都紧张，工人要增加，工资要多发，市场供应和交通运输都要紧张。而基建项目一旦下马，被砍得“血淋淋的”，损失惨重。他还说了这么几句：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工人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生产指标说上容易下来难，以此来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情况，防止急躁冒进。 　　在考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究竟安排多少的时候，经委内部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看法。一致的看法是1956年的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出现了冒进现象，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大了。原计划安排120亿元，这已经不低，后来增加到170亿元。几经压缩，最后还有141亿元，比上年增长60％，显然物资供应缺口很大。大家一致认为，1956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冒进，造成了紧张困难和被动。在编制1957年计划时，汇总各方面提出的投资要求竟达243亿元，拓夫同志和大家都一致认为不行，应压缩。但究竟压缩多少为合适。经委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安排150亿元，拓夫、宋劭文等同志则主张必须收缩、调整，基建要下来，生产速度要下来，认为投资规模以压到100亿为好。党组书记薄一波同志提出取中办法，建议安排125亿元。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经过慎重细致考虑后，一致倾向拓夫同志的意见。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没有完全平下来，1957年投资规模应该明显降下来，才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要是压不下来，积累过高，预算有赤字，物资有缺口，市场紧张，工作被动。在报告毛主席时，毛主席说一百“一”就一百“一”吧；正好，经委内部也确实按100亿元安排有困难，就以110亿元为由来安排了。由于对生产和基建规模作了适当的调整，使1957年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 　　事后知道，毛主席对1957年的计划安排，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安排并不满意，认为这是反冒进的结棵，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挫伤大家积极性。周恩来、陈云等同志作了检讨。现在清楚，当年反冒进并没有错，周恩来、陈云同志等是对的。 　　三、关于多快好省的问题 　　1958年年初，南宁会议结束不久，一天上午刚上班，拓夫同志走进我们办公室谈起多快好省问题来。显然，这个问题已经在他脑海里翻滚好几回。拓夫同志说，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许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很好。多、快、好、省是一个整体，一定要全面，不要拦腰砍，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多、快应该建立在好、省的基础上，没有好、省的多快，是虚假的。多、快、好、省4个字，究竟是“快”还是“好”为中心，恐怕应该以“好”为中心。当然只讲好、省，不讲多、快，也是不对的。好、省也不能代替多、快。 　　如果没有1956年的冒进和反冒进，如果没有1957年计划工作的经验，拓夫同志对于多、快、好、省的认识，也不可能这样深刻。同时，拓夫同志实际上也是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的一段讲话，来抒发上述这段议论的。 　　拓夫同志还讲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怎么来的过程。那是1953年计委起草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发言稿时，提到“又好、又快、又省”，当时刚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岗位上调来计委不久的张玺同志加了个“又安全”。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补充了个“要省”。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中，才正式提出“多快好省”这个顺序。 　　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拓夫同志说他想写一篇全面论述多、快、好、省的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要我们先帮他起草个稿子。并说，这不急，等稍有空闲再动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写。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将在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拓夫同志是高兴、赞成的。他说，它是反映广大人民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他再次建议起草一篇文章，来全面论述多、快、好、省之间的关系。看来，拓夫同志当时已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大跃进”形势，会出现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局面。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不顾政治风险想大声疾呼一番，可惜，被我们劝止了。我们表示不宜写这样的文章，怕有唱对台戏，不合潮流的嫌疑。 　　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期间，在锦江饭店南楼17层召开工交各部部长会议讨论调整钢铁等指标。拓夫同志结合当时钢铁生产的情况，讲了他关于多、快、好、省的观点，指出冶金部门不能只要多、快，不注意好、省，没有好、省，多、快也是虚胖。当时冶金部的负责同志强辩说，没有一定的数量，那来好、省。拓夫同志说，多、快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指标定在要求别人保证协作的基础上，要看看自己内部的可能条件，例如钢铁的指标，要看内部矿山、运输等条件如何?冶金部的负责同志怒气冲冲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不用管!可见对于多、快、好、省全面理解是多么重要! 　　1959年6月，拓夫同志在一次学习心得的报告中又专门讲了多、快、好、省问题。他说，多、快、好、省是个统一整体，也有矛盾，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产品数量上去，质量相当下降，特别是钢铁，质量问题最大，只注意多、快，忽视了好、省。铁含硫高，不能炼钢。其它煤炭、水泥等质量也很不好，出口后又被退回，影响国际信誉。总路线的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好、省，多、快也不是真正的多、快，有些生产单位只追求多、快，似乎出产品是为了献礼。只要是好东西，成本大一点，也还是一个顶一个。当然最好是价廉物美，不能价不廉物又不美，那宁可价不廉物要美。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 　　拓夫同志还说，多、快、好、省关系到各个方面，如工业布局合理与否，也决定能不能多、快、好、省。1958年工业遍地开花，把原材料乱挖乱采并且吃光。劳动力、运输力都占用，这不是多、快、好、省。 　　拓夫同志还说，体制也同多、快、好、省有关系。条条、块块，中央、地方，应该统一起来。两个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企业下放，有积极作用，但有些为全国服务的企业，就不一定都下放，而且中央到省、省到专县、专县到社队，级级下放，不尽合理。甚至把商业也下放到社队，这不是多、快、好、省。提倡解放思想，这是好的对的。破掉不合理的，是好的。但是把一些科学的东西“放”了，一些好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掉了，这是不应该的，也不是多、快、好、省。 　　拓夫同志关于多、快、好、省问题的这些意见，是根据当时即1958年“大跃进”的实际所体会的，总结出来的，是正确的。可惜，当时却被认为是“右倾保守”。 　　四、关于“大跃进”的问题 　　从1955年起，毛主席一再批评右倾保守，要求提前实现工业、农业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后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一再批评反冒进，批评右倾保守，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总路线，为“大跃进”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当时拓夫同志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的。他是多么真心希望我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啊!尽管南宁会议以后，他多少觉察到自己被误认为是右倾保守这一边的，他仍心地坦荡，为国为民努力工作，积极探索。1958年春成都会议后，拓夫同志组织计委局长以上干部认真学习，并在党组会上、务虚会上一再检讨、交心，承认自己思想不够解放，过于求稳。同时还发动大家破除教条主义，改进计划工作，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拓夫同志对毛主席十分崇敬，十分信赖，他没有一点怀疑和不信任，更没有反对的思想和行动。他对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批评右倾保守也是诚恳接受的。对于“大跃进”形势的出现是十分高兴的，对于“大跃进”的口号也是完全接受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认真贯彻执行的。这是拓夫同志当时的主要方面。显然，拓夫同志也跟其他同志一样，在当时不可能一眼就看清楚“大跃进”是根本错的。但是另一方面，拓夫同志也不是一点也没有感到政治上的压力。他认为指标订得高低是经济计划工作中的正常现象，不应该联系到政治上的“左”倾或右倾，不应该指责一些对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是什么“举白旗”的人。这种不恰当的说法，必然会把言路堵塞，人们只有附和，不敢讲不同的意见，很可能给一味追求多快、追求高指标开个口子，其后果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拓夫同志为此担忧。不幸的是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由此而打击了包括拓夫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好干部。 　　1958年的“大跃进”，突出表现为农业的放卫星、人民公社和钢产量翻番的全民办工业3件事上。拓夫同志对这3件事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总的是从信而喜到心有疑，进而感到有问题。 　　对于农业的高产，拓夫同志是很高兴的。他赞成让计委干部去天津参观小麦高产田，接受教育。他在参观高产田时，要大家牢记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他没说任何泄气的话，只是私下对我们这些秘书说，这不是真正高产，而是移植并在一起，这种做法不宜提倡，也没有宣传价值，只能助长弄虚作假。如果为了抢茬，腾出田来种别的庄稼，或许可以考虑这种种植方法，但这不是实际亩产。 　　这年夏天，正当报纸上天天报导放高产卫星，正当各地纷纷来计委要求增加资金、物资供应的时候，计委机关在轰轰烈烈开展整风学习，计委办公楼大厅里面贴了许多大字报。一天早上刚上班的时候，秘书们正在写一张大字报，拓夫同志一看就说这张大字报很好，他赞成，第一个签了名，跟着好几位计委副主任和秘书们也都签了名。这张题为《要提倡说实话》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厅里的显眼处，很是醒目。它虽字数很少，但内容切中时弊，很有影响。 　　粮食产量，北戴河会议期间预计1958年可以达到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拓夫同志很高兴，对我们说，如果真有这么多，那太好了，就是6000亿斤也是很大的成绩。那年秋天，拓夫同志到西北走了一趟，在陕西、甘肃等地眼看丰产成熟了的粮食、棉花扔在田里，没有劳动力收割，心里非常着急，担忧丰产而不丰收。那时，各地已经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公共食堂缺菜少粮。拓夫同志对于粮食产量的预计，心里不摸底，可也无法摸清。粮食产量的预计，也不断虚报，已经不是7000亿斤，而是10500亿斤。国家统计局一时也懵住了。上报的数字，是“政治挂帅”“书记说了算”。据统计局事后的测算加估算，大约5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1300亿斤。拓夫同志曾多次说过，粮食产量一年那怕增产500亿斤也是很了不起的跃进。在他心里对5000亿斤这个数字也是打个问号的。后来国家统计局认真估算的结果，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为4000亿斤左右。 　　另一件事，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1958年夏天，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做为中央委员的拓夫同志，虽然当时并没有摸农村工作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他是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策的，是真心赞成的。他还真的以为中国找到了一个农村建设社会主义，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和好形式。但是，就在北戴河时，拓夫同志对于一哄而起，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很快实现公社化是有担心的，担心干部运动群众，强迫命令，不是群众真正自觉自愿，从而遗下不少问题。 　　拓夫同志在秋天下乡调查之后，特别是在甘肃敦煌杨家桥等地了解人民公社情况之后，觉得一大二公，大办食堂问题不少，公社办得越大，平调越多，共产风越严重。 　　当时有人提出人民公社很快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拓夫同志是一直不信的，认为这不可能，把共产主义看得太容易了，我们的物质不可能很短时间就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也不可能很快达到高度觉悟，自然不可能各尽所能，也不可能各取所需。 　　毛泽东同志很快发现了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陆续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一再纠正偏差，并提出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书。拓夫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及时纠正“左”的偏差是非常高兴，十分赞成的。他还认真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挤出时间来读这两本书，一面读书学习，一面思考问题和总结经验，在半年内写下30多条心得。 　　再一件事，就是钢产量翻一番的问题。 　　北戴河会议上，经委计划1958年钢产量为600多万吨，不到700万吨。大家都说低了，要大办。毛主席问冶金部的同志翻一番怎么样?冶金部的同志说，可以考虑。就这样，会上通过决议1958年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当时，拓夫同志已从经委调到计委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长远规划方面，没有搞年度计划。他对于决议是举手赞成的，是高兴的。钢产量一年就能上这么多，实在太好了。但他心里没底，究竟能不能实现?当时已经8月份，前8个月只产钢400多万吨，后4个月要生产600多万吨，等于前8个月的一倍半，显然任务十分艰巨。如果实现不了，会挫伤积极性，如果硬要实现，要大上新增生产能力，那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材料、设备和人力。他把这些问题向我们说过多次，显然他在盘算这笔帐。 　　1958年8月，中央号召全民办工业，争取钢产量翻一番。拓夫同志相信中央的号召和全民办工业、全民办钢铁的威力，同时，他认真找有关人员探讨研究这个问题，如何保证实现。在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提出“以钢为纲，纲举目张”、“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元帅升帐，两厢侍候”等等口号。拓夫同志遇到了新问题，搞工业，办钢铁，大搞群众运动行吗?突出钢铁，怎么搞综合平衡?他心里确实没有底。但是，他时刻警惕自己不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决不风言碎语，也决不指手划脚。拓夫同志无论是下去调查研究，还是在机关听汇报，都很注意这一点。他对计委机关炼钢是积极支持的，要求干部积极参加，经受锻炼。 　　随着形势的发展，拓夫同志越来越觉得这样干法不行，人力、物力浪费太大，而且效果实在太差；一马当先，而万马全奔，没有综合平衡的结果，使各方面都紧张，经济形势出现困难。拓夫同志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确信我们的建设事业可以高速发展，大跃进，而且自己也确实在为高速度大跃进而努力奋斗，他也确实看到许多令人振奋的成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看到一些问题，一些偏差；究竟这些偏差、困难、问题是主流还是支流，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当时心里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自己对于困难、问题，对于缺点、偏差的看法，究竟是不是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是从经济着眼不从政治着眼?心里一时也拿不准。他带着这些问题，一面学习思考，一面探索答案，直到1959年上半年才逐步明确起来。 　　1958年钢产量完成1108万吨，其中好钢大约800万吨。拓夫同志一再讲：一年增产260多万吨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跃进，很值得我们自豪。但是，他对于动员9000万人上山，大搞土法冶炼，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确实感到问题不少。 　　拓夫同志在1959年上半年里，曾多次谈到“大跃进”的问题。现在来看，拓夫同志当时对“大跃进”的认识是有不足的地方，他是肯定“大跃进”的，认为“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说它反映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之所以能够大跃进，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与群众干劲相结合。但是他能对“大跃进”讲出一些实质性的意见，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说，大跃进实质上有个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问题，大跃进不应同按比例对立起来。相反，要大跃进就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就不能大跃进。至于大跃进，是否要翻一番才叫大跃进，我看不一定，富春同志讲工业每年25％左右的速度就是大跃进，我是赞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速度为19.2％。1958年大跃进，过了头，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困难，比例失调，造成了1959年的大紧张，不得不加以调整。今后，要争取既大跃进又按比例的局面。 　　五、关于1959年计划问题 　　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决定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统由国家计委负责，经委年度计划综合局也一并移交计委。拓夫同志已于是年3月调到国家计委，他从1958年3月到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作为李富春同志的主要助手，主持计委日常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制和调整1959年年度计划方面。 　　这期间，拓夫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着广泛的活动。在这短短的500天里，拓夫同志只有16天因病休息，有300多天忙于计委日常工作。拓夫同志每天的活动差不多都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要开三四个会议。他先后主持或参加了120多次计委的党组会、汇报会，协助富春同志召开两次全国计划会议。另外，大约有180多天，外出调查考察，或参加会议，先后去河北、天津、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行程不下万里。这些活动的中心议题是“大跃进”的形势和1959年年度计划问题。可以看出，拓夫同志真是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而且有着很充沛的精力。 　　1959年年度计划指标，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为：粮食8000亿到10000亿斤，钢2700万到3000万吨。10月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汇总各地各方面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达到3900万到4100万吨。拓夫同志和计委许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数字太大，无论如何实现不了。国家计委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时，毛主席说，北戴河会议通过了2700万吨到3000万吨，我看3000万吨也就可以了。这样，还是按照钢3000万吨来考虑1959年的计划。 　　当时，拓夫同志已了解了不少情况，在具体主持计划会议和计委内部的测算、编制过程中，更进一步了解了全面的经济情况。他比较明确地感到1959年钢产量3000万吨是实现不了的高指标。可是，他接受了负责起草由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同志共同署名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的任务，而且已经规定报告的题目是“为实现钢产量3000万吨而奋斗”。明知3000万吨实现不了，还要起草这样的报告，这实际是要说假话。我们思想不通，终于有一天下午，在去北京饭店开会的途中，乘机向拓夫同志提出。拓夫同志吁了一口气，说：3000万吨是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的，是毛主席定的，不好随便改，先按3000万吨写吧!可见拓夫同志的为难处境。 　　1958年11月至12月间，中央召开武昌会议，拓夫同志带着《为实现钢产量3000万吨而奋斗》的未完成稿前去。同时又组织了计委有关局长以上干部约10人随行。拓夫同志心里明白，在会议期间肯定还要继续搞计划方案。果然，报告草稿改了又改，不下七八次，主要是指标不落实，不得不从3000万吨逐步降下来；但又不甘心，所以从3000万吨一步一步退下来，一直退到2000万吨。拓夫同志苦笑道，千把人的计委竟然精减到10个人，这样干，综合平衡工作也太容易了、太粗了!这个3人署名的报告最后改成《为实现钢产量2000万吨而奋斗》。即使2000万吨，当时拓夫同志仍认为有缺口，站不住脚，建议再降低，可惜未被采纳。 　　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要压缩空气，要冷热结合。当时，各地方的与会同志开始感到再不能定过高指标，而中央各部的与会同志大都仍坚持着高指标不下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中央各部的同志做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心里有气，认为北戴河会议时你们地方压中央各部，要求定高指标，弄得中央各部很被动；现在倒好，你们地方先退下来，又来压中央各部，你们又主动，我们被动。拓夫同志不赞成这种意见，主张实事求是，要退下来，不能意气用事。 　　武昌会议期间，在向毛主席汇报1959年计划的那天深夜，拓夫同志根据富春同志的嘱咐，心急火燎地催促我们向北京挂电话，要求把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详细开列清单，写清项目是谁提的，谁批的，限时送来武汉。事后知道，毛主席对于基本建设限额以上项目竟有1100多个，如此之多，心里恼火，责问为什么上这么多，是谁批准的。富春同志马上交代赶紧弄清报主席。当时，大家都已感到经济状况不妙，相当紧张，认为主要是因为基本建设项目上得太多、规模太大所造成的。 　　武昌会议虽然讲了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但仍未摆脱对1958年预计的高估。对于1959年的计划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500亿元减为360亿元，钢产量由原定2700万吨到3000万吨降为1800到2000万吨，粮食产量则提高为10500亿斤，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提出的高指标。 　　拓夫同志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中央决定，不能变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有责任事先作好准备，在计委内部重新考虑两个较低的钢产量方案，1800万吨和1600万吨，甚至更低的。可见拓夫同志有着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一面主持编制1959年计划，一面具体安排195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拓夫同志对武昌会议预计1958年完成的钢产量、粮食产量等指标，感到玄乎，要计委有关同志跟统计局设法核定。当时食产量完全由农口说了算，只能核算钢产量。初步估计为800万吨好钢，其余是土钢。国民经济计划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以1959年钢产量为1800万吨到2000万吨来安排的话，拓夫同志认为一年要增产1倍以上。那要出大问题。 　　实际上，当日周总理、陈云同志等都对武昌会议通过的指标，对1958年的预计和1959年的安排，心里都不落实。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有关同志多次开会讨论。在第一天会上，拓夫同志汇报时说，1959年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1958年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特别是农业产量，武昌会议上说粮食估计有10500亿斤，究竟多少?当时农口负责同志拍案而起，声色俱厉，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7001亿斤!这是毛主席那里定的!拓夫同志平静地说，那好，我们就按这个数字来测算1959年的计划。他便继续汇报。但是，他心里仍有怀疑，与会的好多同志心里也都对这个7001亿斤有怀疑，怎么一下子少了那么多，又怎么这么巧，7000亿斤还有零头1亿斤?后来听说，这位农口负责人在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说，7000亿就7000亿，农口负责人就把7000亿作为7001亿斤。拓夫同志对这个数字既不信，又不能不信，他要主持具体工作，要实事求是。可又不得不考虑权威人士的意见，不得不受到牵制。他确实感到有政治压力，感到工作难做。但又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做下去。  　　拓夫同志后来在他学习心得中专门写了一长段关于计划指标同总路线的关系问题。他说，总路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现实，也反映了未来，但是它不可能具体回答每一年干什么干多少，还是要注意既积极又可靠，既先进又现实，我们计划机关应该掌握指标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不可能全面看到是否可能。要全面地考虑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见物不见人不对，但是见人不见物也不对。高和低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比较的结果。经济计划的数字百分之百准确不可能，低了高了都应该调整，速度也不可能直线上升，总是波浪式前进的。高低的调整，速度的调整，就是为了真正贯彻执行总路线。具体指标的多少、高低，对于现实估计得如何，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贯彻执行总路线的大问题。我们既要热又要冷，不要以为热是积极的，冷是消极的，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们计划机关来说就是要特别注意“冷”字。 　　1959年1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会后，拓夫同志说，会上极大多数同志仍坚持高指标，毛主席还是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要大家降温，冷热结合，可是会议并没有接受，仍坚持高指标，陈云同志还在会上作了检讨，只有一两个省委书记在会上讲了“现在知道办工业不容易”。毛主席在拂晓临睡前写了“倚枕书”，挽留大家再多呆一天，又讲了辩证法，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讲了计划指标不再多议了，努力干，完不成，也不要如丧考妣。拓夫同志说，这样好，少点议论，努力实干!不过，我们计委还是应该心中有数，部署工作按高指标还是低指标可大不一样，现在，重要的是先把情况摸清楚。他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有关同志，同时他自己也积极多方了解。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计划的时候，有人提出利用人大开会的机会，公开修改一些过去宣布过的高指标。拓夫同志十分赞成，他也有这个意见，可是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议期间，拓夫同志布置计委有关人员反复测算，提出产钢1650万吨的方案，后来又让考虑1500万吨的方案。拓夫同志欣赏1500万吨的方案，他说如能实现1500万吨，就很不错了。会议根据计委的意见，调整了基建投资，由360亿元降为265至280亿元。钢由1800万吨好钢降为1650万吨。可是其他产品，则都仍维持高指标未变。会后，毛主席一面让周总理组织6个督钢督煤小组，分赴各大区；一面要陈云同志再摸摸指标是否落实。拓夫同志一面接受周总理的安排，负责华北小组去督钢督煤，一面协助陈云同志继续摸清情况，落实指标。拓夫同志把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进行。 　　从1959年5年1日起，拓夫同志先后在天津、河北等地调查考察，座谈讨论，一面听汇报，了解情况，一面解决问题，力保钢铁、煤炭产量。他要我们把能说明问题的具体事情，用简短文字记下，我们积累了二三十个事例，拓夫同志准备送中央及有关部门，或送新华社发内部参考，或印发计委局长以上干部，后来考虑这样做会有夸大一个指头问题的嫌疑，所以搁了下来。 　　当时，拓夫同志讲了一段意义深刻的话。他说：毛主席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做计划，就是要把各方面的矛盾摆开，分清主次，搞综合平衡。谈矛盾，谈问题当然不是因而被吓倒泄气，相反，认识困难，认识矛盾，分析矛盾，正是为了克服困难，解决矛盾。他说，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对于矛盾、困难应该越听越好，越弄清楚越好!拓夫同志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充分认识经济形势的严重情况，认识一致，才能集中力量，扭转局面。 　　在去天津之前，拓夫同志花了相当时间了解中央各部的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和对计划指标的调整意见，了解订货会议的情况、并专门找计委有关局的同志研究钢铁问题，从矿石、耐火材料、焦炭、铁合金、铁、钢、钢材等7个方面逐一深摸，当时有人称之为过七关。这期间，拓夫同志很欣赏重工业计划局和统计局合搞的一份资料，印发计委内部，并要各局也搞类似的资料。他对当前经济形势，非常关切。组织有关同志搞了个资料，题为“紧张形势从何而来”。他亲自阅改后，印送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陈云同志对此很欣赏。 　　1959年5月，陈云同志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1959年计划指标调整问题。陈云同志在5月6日的第一天财经小组会议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关于1959年计划指标问题，我要是耍滑头，可以不管，但我是共产党员，我有党性、良心，我要对人民、对国家负责，请大家来，认真谈一谈这个问题。大家听了这些话，心里都为之震动。拓夫同志事后说，陈云同志是在很大的政治压力下出来干的。拓夫同志很激动地说，只要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有利，被误以为右倾保守，也心甘情愿!当然当时拓夫同志也并没有料想到在3个月后他真的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从此长期蒙受不公正的待遇。 　　在陈云同志主持的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上，以及会后与陈云同志交谈中，计委的同志，包括拓夫同志在内，是敞开心扉，毫无顾虑的。在会议过程中，拓夫同志和计委大部分同志都主张把指标调下来，一致同意要退够，有的主张钢退到1350万吨，有的主张退到1250万吨。拓夫同志赞成这个低方案。经过反复讨论，陈云同志决定向中央提出钢产量从1650万吨降为1300万吨，可供分配的钢材从1150万吨降为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280亿元降为240亿元，限额以上项目从1092个降为788个。其他重工业产品，如煤炭、铜、铝、水泥、木材等生产和分配指标，也相应降低下来。并建议由计委党组向中央报告调整意见。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向毛主席写了信。说到：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些，不一定会泄气，相反，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拓夫同志在学习心得中专门写了一段关于指标高低、泄气的问题。他说不能单纯追求高指标，以为高了就劲头足，低了就泄气，其实不然。如果不切合实际，就应当降下来，向群众讲清楚，高指标不切合实际，群众怎么努力也完不成，倒容易泄气，把3000万吨压到2000万吨，这叫压缩空气，把空的压掉。 　　6月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计委的报告，然后于6月13日正式印发。直到这时，拓夫同志才松了口气，心里舒坦些了。他说，这半年多，心里老象压了一块大石头。他一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面为严重紧张的经济形势而着急。他说，要把高指标降下来，真不容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可以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为今后搞好计划工作，编好1960年计划，作好思想准备。 　　拓夫同志在6月17、18日下午向计委、统计局18级以上干部作了学习心得的报告。6月24日在太原向山西省的部分干部作了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就是他结合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计划的编制调整工作，通过认真阅读毛主席提倡的两本书后，所写的学习心得的一部分内容，很受同志们的赞赏。 　　六、为什么计划指标过高 　　拓夫同志多次讲到计划指标为什么搞高了?他说，1959年计划，一步一步落实。从钢3000万吨降到1300万吨，说明原先订的指标过高。1959年上半年月月计划完不成，经济形势很紧张，根子就在于计划指标订得过高。而订得过高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我们计划工作有毛病，因为中央是根据我们计委提供的材料作出决定的。 　　拓夫同志说，指标为什么搞高了?基本上在以下3个方面估计得不切实际。第一，对现有的生产能力估计过高了。对于能力不要孤立地看主机的，还要综合起来全面地看，还要看配套的能力如何。第二，对于新增生产能力估计得过快过多。我们第一个五年每年靠新增的能力生产的不过占总额的lO％左右，可是这两年竟考虑为30％。第三，对于“小土群”的能力估计过大。 　　拓夫同志的这段话，主要讲的工业产品、钢铁等指标过高的原因。至于农业指标过高的问题，拓夫同志未深加探讨，只是讲了1958年农业预计产量过高，吃了苦头。 　　拓夫同志还说，我们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搞综合平衡；我们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也是造成指标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就因为有不平衡，就要求我们平衡。平衡就是解决矛盾，就是调整，有发展就有不平衡，就有调整。不能因为规律是不平衡，就忽略了平衡工作。发展了、突破了，不平衡了，再来平衡，如此以往，循环不已。对我们计划工作来说，要强调平衡工作，没有或没有做好平衡工作，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也一定要看到不平衡的不断发生，不断变化，因此，我们要经常注意抓平衡工作，而要做好平衡工作，就要综合，不综合就平衡不好。 　　拓夫同志说，搞综合平衡，就是找到实际的合适的按比例的均衡发展。既要考虑影响指标速度的经常因素，也要考虑临时因素；既要考虑有利因素，也要考虑不利因素。 　　拓夫同志说，综合平衡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包括多快好省，几个并举，两条腿走路，政治、经济和技术、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要结合起来考虑；要注意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和农业内部、原材料和加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生产和基建、人力物力财力之间的关系，长线短线，品种质量，以及留有后备等问题。 　　在太原干部会议上，拓夫同志概括综合平衡为“一二三四五六”6条，很便于记忆。这6条是：一，一整套；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二，建设和生活、积累和消费，要两条腿走路；三，政治、经济、技术要三结合；四，多、快、好、省要全面，不要拦腰斩断；五，五个并举，工农、轻重、大中小、中央地方、土洋，都要并举，不能偏废；六，六个方面，工、农、商、学、兵、交，都要统盘安排。这6条，都要从人、财、物3方面来平衡，都要注意时间地理条件。 　　拓夫同志说，计划工作也同其它工作一样，要走群众路线。搞综合平衡走群众路线很重要。多谋，才能善断。多谋，就是走群众路线，否则就没有千方百计，没有集思广益，就做不好综合平衡和计划工作。编制计划，由上而下，由合而分；再由下而上，由分而合。上下前后左右，要互相配合。 　　拓夫同志还说，搞计划，搞综合平衡，就要心中有数，要算帐，算帐不是“算帐派”。“算帐派”是指对现实不满的人，不是指算帐的人，现在是，算帐的人不当权，而当权的人不算帐。算帐的不当权，这是正常的，不是问题；但是当权的如果不算帐，则危险很大。心中无数，怎么能决策。列宁讲过，社会主义就是计算。这话幸亏是列宁讲的，不然，又要被当作“算帐派”了，计划委员会，计就是计算，划就是筹划，搞计划要大量的算帐，怎么可以心中无数，不要算帐!?世界就是物质，有量有质。经济要算帐，政治、军事也要算帐。浪漫主义二乘二等于五，而现实主义二乘二只能等于四。 　　对于计划指标过高的问题，拓夫同志还讲了深层次的原因。拓夫同志说，指标过高，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基本上是主观同客观发生矛盾。讲主观能动性，不应超过客观可能性。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客观可能性，主观同客观才能一致。绝不能主观上下个命令，要客观听我们的话。必须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能控制它、利用它。主观之所以能动，正是由于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可能性。否则，我们的主观就能动不了；如果勉强去动，就成了盲动，造成被动，就是被客观必然性把我们卡住了，就失去了自由，我们讲思想解放，就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不是去夸大主观能动作用，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种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就是主观主义。 　　拓夫同志多次提到计划指标过高，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主观主义又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这一点，应该严肃认识。他认为下面的浮夸风是由上面来的，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投其所好。 　　拓夫同志在1959年上半年的条件下，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敢讲心里话，而且把问题讲得那么清楚，的确很了不起。从拓夫同志讲这些意见的时间上来说，是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在当时，象拓夫同志这样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探索和努力实践的人，就党内来说，并不很少，但是能象拓夫同志这样执着追求和敢讲真话的人并不多。尽管他在庐山会议上遭到不点名的点名批判，在会后遭到围攻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把上述这些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当作反面的东西，以“右倾”、“反党”的东西来批判，但是，历史终究还它本来的面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拓夫同志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横加给他的冤案得到了纠正，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更加深深地印刻在人们心目中，更加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他对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对经济计划工作方面的真知灼见，至今，乃至将来，都有着深刻的实际意义!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