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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寺墕里会议决定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普遍分配土地，加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郭洪涛著

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分区“围剿”后，陕北特委于1934年9月，在清涧寺墕里召开了陕北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谢子长、贺晋年、王世泰、黄罗斌、马明方、崔田民、李铁轮，高长久同志和我。崔田夫、张达志同志先后去北平和天津汇报工作，未出席会议。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根据地军民欢庆胜利，斗志昂扬；而敌人不甘心失败，将增调兵力，准备发动第二次“围剿”，我们可利用这一有利的间隙时间，加强根据地建设，进一步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伍。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红军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团，并继续组建新的游击队。同时，决定红26军42师3团经安定返回陕甘边。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李铁轮同志担任陕北团特委书记。会后不久还讨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问题。 　　打罢河口一战，我们用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武装游击队。新成立延川九支队，高朗亭、王保民同志担任正副队长，王文良同志任政委，活动于延川一带。后相继成立了靖边十支队、安塞十一支队、绥德十二支队、米东十四支队、府谷十七支队。各县共成立了20多支游击队。此外，还成立了区游击队或突击队。红26军3团返回陕甘边根据地后，陕北游击队分散活动，解决小股民团武装，争取白军、民团哗变，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在县一级都分别加强和建立党、团县委组织。先后建立了吴堡、佳县、米东、绥德、清涧、延水、延川、延长、赤源、靖边、安塞、横山、米西、秀延、神木、府谷、佳芦等县委。在红军游击队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分别归县委和特委领导。 　　1934年9月寺墕里会议后，先在赤源、吴堡、清涧三县成立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接着，秀延(安定、绥德、清涧和米脂各一部分)、靖边、安塞、米西(米脂西部)、横山、绥德、延水(延川东部)、延川、延长(北部)、佳县、米东(米脂东部)、佳芦(佳县北部)、神木、府谷等县的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起来了。除神木、府谷、佳县边苏区外，其他14个县(有的原来是一个县分为两个县，有的是一个县的一部分或一个区)，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陕北苏区分配土地是从1934年9月间开始的。特委决定先在清涧东区袁家沟等几个村庄试点。在此之前，绥德、清涧两县委由于不懂得如何分配土地，有些地方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后，未分配给农民。正如当时绥德县委负责人李景林同志于1958年写给中央监委的信中所述：“1934春季，因为正当春耕紧张，敌人围剿，地富土地没收后无人种，我们只有土地革命的口号而无办法．群众问我们，地没人种，荒了没粮食怎么办?县委要我写土地革命的具体办法……大家同意了我的第三个办法，实行了集体种地，同时也推广到了清涧县境，夏季(按：实际是秋季)，陕北特委到了清涧，特委(指马明方同志)也指出清涧县委不分土地是错误的，我承认错误是没办法的办法，……秋后，绥德收的粮食除了军工烈属的交军工烈属外，地主地内的粮食除给地主口粮外，都作为公粮用了，问题也不大。”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后，未分配给农民，没有确定土地所有权，主要是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绥清个别地方把地主、富农连同商人、中农、贫农间的一切文约和账簿全部烧毁，影响了商人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寺墕里会议后，陕北特委派我去帮助绥德、清涧县委改正这些不妥当的做法。特委又指定我领导袁家沟等村分配土地试点的工作。(有人讲玉家湾也是特委的土地分配试点单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玉家湾是秀延县的土地分配试点单位。) 　　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确定袁家沟等村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作法是： 　　(一)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 　　(二)中农土地不动； 　　(三)红军、贫雇农分好地； 　　(四)参加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及其子弟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 　　(五)参加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及其子弟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 　　(六)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 　　事实上，当时袁家沟试点的几个村庄的地主、富农都参加了革命工作，都一样分得了土地。其他陕北苏区的富农和地主，除了已镇压和逃跑的以外，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或拥护苏维埃政权，一样分得了土地。 　　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编成教材，组织训练班培训各县分配土地的干部。经过培训后的干部回到各地参加分配土地的工作。经过一个冬春，陕北根据地全部分配了土地。收到中央的《土地法》后，省工农民主政府转发了，要求按土地法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办理。但陕北根据地已经分配了土地，未按中央《土地法》重新进行分配。 　　土地政策在某些方面虽有缺点，但总的说，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成绩巨大。它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废除了反动政权强加给广大农民的苛捐杂税，解除了地主强加给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等剥削。特别是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之得到了实惠，极大地调动了革命积极性，把革命利益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红色根据地就更加巩固和发展。 　　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涌现出了一批群众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威望大大提高。大批的积极分子要求入党，为大量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创造了条件。在干部政策上基本是正确的。还从地富家庭出身的中学、高小学生中选拔了一批干部。提拔和选派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好的，能够积极领导群众为保卫苏区而斗争。在各县还办起了短期干部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党、团文件，上级指示和法令，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政治常识和游击战争基本知识等。有些边界地区还办起了流动班。办这些干部训练班的效果都很好，为各县、区、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当时也受到过唯成分论的影响，如第一把手要选工农分子担任。对个别犯错误的干部处分有些偏重。 　　在社会肃反、统战、边界工作方面，各地也都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社会肃反方面，对待反革命的地主、富农、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严厉镇压的办法，未能很好地采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等措施，还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动分子，甚至发生过错杀的情况。对待各种社会上层分子，不懂得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有些边界个别地区的工作措施不当，造成赤白对立现象。在进入瓦窑堡等较大的城镇后，个别城市对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采取没收的政策，显然是不妥当的。个别地方还发生了一些违法乱纪以及乱烧乱杀行为。所有这些错误，一经发现，特委都坚决加以制止和纠正了。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