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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周扬二三事

刘锡诚

周扬同志是本世纪中国文艺界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虽然从1957年就进入中国文联工作，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看见过他的身影，对他很崇敬，但“文革”前却没有私人交往。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入《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辑部作编辑工作，开始与周扬同志在工作上有所接触，后来又在他的推荐下，调到他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我本人的支持、指导和教诲，我是不会忘记的。周扬同志逝世已经四年了，作为晚辈文艺工作者，在这里把我与他接触时的几件事，写出来，作为对他的一个纪念。 　　十年浩劫过去之后，周扬同志恢复了自由，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不久，中央安排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文艺界人士都还是些散兵游勇，文联作协也没有恢复，文艺界老同志出来工作的屈指可数。他过去在文艺界的一些部属，已经安排了工作的，如当时担任着《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张光年同志，开始同他来往，请他参加商讨一些文艺问题。当时我已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文学》担任文学评论组组长，偶尔被指定参与一些具体组织工作。《人民文学》杂志在1977年10月召开过一次有茅盾、周立波、沙汀等人参加的“短篇小说讨论会”之后，又于12月主持召开了一个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会议。名为“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其实并非小型座谈会，而是一次文艺界人士向“文艺界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大会。应邀到会的文艺界人士多达140余人之多。劫后余生的著名文艺家们差不多都来了。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即12月30日上午，我们请周扬同志来作发言。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讲了三个问题。一、怎样评价三十年代文艺；二、怎样正确评价十七年的文艺；三、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这是他恢复自由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第一次公开就文艺问题发表演讲。他显得憔悴而疲惫，完全不像“文革”前那种神采奕奕的样子，但他讲得十分动情，仍然透露着刚毅。他说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他批判了江青、“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和十七年文艺的恶意打杀和对他本人的诬陷迫害，也觉悟地追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说：“我是一个老兵，错误缺点很多，有路线性错误，有一般性错误；有历史的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对我错误的批判，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但‘四人帮’对我诬陷迫害，我一概不能接受。”他向那些在不同时期由于他所犯的错误，而蒙受冤屈的同志表示了真诚的道歉。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听了他的发言后，无不受到感动，大家倾刻间就谅解了他在十七年间所犯的“左”的错误，他的威望在文艺界朋友们中间更加高了。一个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物，即使能够在一场大劫难之后，作这样的自审，也是并不容易的，他有这样的胸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他的这个态度和道歉，后来还在别的场合中多次听到过，可见其真诚。他的发言，由我们记录整理后，送他亲自审订修改后，发表在《人民文学》。 　　另一件令我感动的事，是他对旧部的爱护和对青年作者的扶掖。他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之后，很快就把沙汀同志从四川调来北京，担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填补由于何其芳逝世而留下的空白。稍后，又把从六十年代被放逐到南方、“文革”中被囚禁了七年之久、当时仍在重庆图书馆抄写卡片的陈荒煤同志召来北京。我当时还在《人民文学》工作，记得张光年同志把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刘剑青同志叫到家里去，告诉他以请荒煤来京改稿的名义，给荒煤发了一封电报，请他火速进京。荒煤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荒煤到京时，由剑青同志一人去火车站接车，接来就送进了旅馆。荒煤写于1978年3月1日的散文《房屋的纪念——回忆敬爱的周总理片断之一》大概就是这次所写的。据说由于沙老的提议，周扬同志让这个曾经当过副部长的荒煤当了只有司局长级别的文研所的副所长。荒煤同志愉快地上了任。 　　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的筹备，《文艺报》于1978年7月复刊了，筹备工作是由张光年、冯牧、孔罗荪同志领导进行的。复刊后，我也从《人民文学》转过来，分工负责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周扬同志于1980年2月3日写给沙汀同志一封信，向他推荐了四川简阳县业余作者周克芹发表在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并把当时在重庆的老作家殷白所写的一篇评论《题材选择作家——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同寄给了沙汀。他在信中说：“我已读了这部长篇的大部分，的确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十分重要。爱惜人才不至要热情鼓励，还要严格要求。”他嘱附沙汀读完这本书后，把意见告诉他。沙汀收到周扬的信后，很快读完了小说，于18日给周扬回了一封长信，同意他的意见，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成就，并把这两封信和殷白的评论文章，一起交给了孔罗荪同志。沙老还嘱咐我们再与周扬联系一下，征求他的意见，在《文艺报》上发表。罗荪把这些通信和文章交给了我。经与周扬同志联系，他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便尽快将其编发在《文艺报》第4期上。这两封信和殷白文章的发表，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克芹因而成为名噪一时的青年作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在后来举行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获了奖。周扬和沙汀扶植青年作家的古道热肠，对我这个编辑是个很大的触动，促使我去了一趟简阳，去访问和探望这位生活还相当艰难、带有传奇色彩的业余作家，希望能帮助他做些什么。后来我还写了一篇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我常想，如果没有周扬和沙汀这两位文艺界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当年的热情及时的推荐，也许周克芹永远是一个不被注意的业余作者。 　　建国后，周扬同志积极支持我国的民间文艺事业，在他的领导下于1950年3月29日就成立了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文革”中与其他协会一样被停止了活动。1979年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周扬同志为新的主席。由于机关里长期闹纷争，一个好端端的单位瘫痪了。作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民研会主席的周扬同志，对此状况十分焦急，于1982年12月14日召开了一次有中国文联党组其他领导成员赵寻、延泽民等同志参加的民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商议解决民研会的领导班子问题。被提名的人选当中，也有我。 　　该当我与民间文学有缘。1983年初，我向钟敬文先生约稿，请他为《文艺报》写一篇他文学生涯60年的文章，因而得知当年的3月20日是他的80寿辰，便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方便时给钟先生写一封信表示祝贺。也许是因为我的信起了点作用，周扬同志果然给钟敬文先生写了一封信，称赞他从事民间文学事业六十年来，“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当时恰逢全国各地的几十位民间文学专家在西山八大处的一处召开学术讨论会。大家决定为钟先生开一个祝寿的会。由于我在《文艺报》作编辑，认识很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所以主动为会议邀请了周扬、林默涵、林林等一些钟老的朋友来参加。会议开始前，周扬同志把我叫到一边，问了我一些有关情况后，让我去问问钟先生，是称他先生好，还是称他同志好。我把钟先生“称同志”的答复告诉了他，他还对此感叹了一番。他在会上讲话，叙述了与钟先生的多年交往，对钟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靠近革命、一生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取得的卓著成绩，表示祝贺，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作协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初，我们的主编冯牧带上唐达成、谢永旺和我，以及《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去了西山国务院的一个招待所，要我们起草工作报告。有一天晚上，冯牧递给我一份周扬同志给他、贺敬之和赵寻三人的信件，要我看。我看了，周扬在上面指示，是催我到民研会去的，并特别“请冯牧同志大力帮助”。冯牧对我说：“我已经顶了两次，这次我不能再顶了，事不过三呀。”冯牧是我十分尊敬的领导，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五年来，非常愉快，人生难得遇到这样一位知人善任、体谅下级、爱护下级、民主作风很好，而又知识丰富的学者型的领导。但他也是个不会为我的事去得罪他的老师和领导的人，我只有去民研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文艺报》的事，并没有经作协党组讨论，张光年同志从外地休养回京后，是有意见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周扬同志对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一向是十分关心的。重要的事，我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他请示汇报。这一年的12月8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举行三届二次理事会，主要讨论加强理论工作问题。会前我到周扬同志家里去向他请示汇报准备情况，并把起草的将要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草稿呈送他审阅。周扬同志是继郭老之后的民研会主席，他喜欢我们参与主持具体工作的干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措施，把事业向前推进，而不要墨守陈规，故步自封。他对报告草稿中提出的加强民间文学理论工作的设想表示同意，并欣然答应到会讲话。 　　这一年，他因为提出了“社会主义异化”论，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批判，心情很不好。此前不久，又在广东跌了一跤，已经出现了脑血管障碍和语言障碍。身体状况也相当不好，他是勉强带病来到会场的。他的到会，受到了全体理事的热烈欢迎。他在讲话中，称赞了工作报告草稿，又着重讲了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说：“现在，对民间文学这样一种遗产，祖先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的遗产，我们怎样对待?过去我们有个方针，就是搜集、整理。今后怎么办?我觉得是不应该辜负这份遗产的。我们就是要进行研究，进行科学的整理，把民间文学的水平提得更高。它不但是中国的财富，而且是世界的财富。我们这个国家应该造就很多而不是几个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才。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他希望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希望民研会成为文联的一个大协会。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年干部，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大，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当我对自己提出的以加强理论工作作为今后民研战线的重点把握不大的时候，周扬同志当着全国理事的面所讲的话，无疑是对我这个晚辈的最大支持。当时我从心眼里感激他。况且他心情不好，又带病来的。他的讲话，当然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经过周扬同志的阐述，加强理论工作，就成了全国民研战线的共同认识，为下一步确定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定下了基调。 　　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召开第四次藏族史诗《格萨尔》工作会议，周扬也应邀到会。他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倡导者，1979年在他主持下创建了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他在会上讲话时，再一次把我推荐给到会的各民族诗研究者们。说我原来是稿文艺理论的，现在新加入到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工作中来，是新的力量，等等。其实我年轻时，就是第一个被民研会派到青海去组织《格萨尔》搜集和研究的人。周扬同志并不知道我这段历史。那年我才24岁，是在兰州通往西宁的铁路刚竣工后，乘头一趟火车去的西宁，那时西宁市的规模还只有一个县城那么大。那个时期，青海文联的王歌行、左可国、徐国琼等人，在老文艺家程秀山的领导下搜集、翻译和编印了60多种《格萨尔》原始唱本，在开创中国格萨尔学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周扬同志这次专门就《格萨尔》研究作专题讲话，对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史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4年下半年，在筹备召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周扬同志口头对我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再当下届主席了，让我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商量另择人选。他当时的处境，文艺圈子里的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能够理解。但在开会前，还是有人去纠缠他。这大概使已经病魔缠身、语言也不很清晰的周扬相当恼火。因此在开会前夕，11月12日，周扬同志便写来一封辞去民研会主席的信件。信里说：“我因年老多病，近期又住院治疗，无力也无法顾及民研会的工作，出于不得已，为了对党对民研会工作负责，今特提出辞去本届民研会主席的职务。今后凡有关民研会的一切工作，请找有关领导方面直接请示解决，我不再参与任何意见，对这次会议也不再过问，我担负民研会工作期间，对于民研会领导中纷争之事未能解决，工作不好，有负众托，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我手里拿着这封简短的信件，感觉好象很沉，脊背上不由得爬过一阵悲凉的情愫。周扬于开国后亲手建立起来的民研会，虽然在“文革”中曾经遭到破坏，但还是获得了新生，可是现在他病了，老了，无力再顾及它了。令他特别头痛的机关里的长期纷争，他虽然尽了全力，却未能彻底解决。他的浓重的失望情绪，我是能够体会出来的。好在，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在许多老前辈的帮助下，会议开得还算成功。 　　后来，周扬一病不起，长期住在医院里，再后来，变成了没有思维能力的“植物人”，直到逝世。他为中国文艺事业作出很大贡献，晚年沉痛忏悔自己的错失，竭尽全力维护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局面。他对我的教诲，我是始终不会忘记的，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6年12月18日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