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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过往——追思周扬

沈大力

对周扬一代人来说，我实属晚辈，跟他接触，仅从1980年起，短短数载，他突然不能同人交谈，而辞世时却似乎还有许多话，诸般事要表白，给我们这些一度同他探究哲理的后辈留下一片迷惘，无限惆怅。倒不是相遇恨晚，若华年邂逅，彼此也未能有那种痛觉昔年的感受和另寻坦途的渴求。 　　周扬1937年到达延安，几乎跟我父母同时，而我逾年仲秋才在清凉山一个窑洞里出生，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听说的往事，是我父亲沈续到抗大工作，系由周扬谈话分配的。这之前，父亲在国统区发表他的诗集《黎明前奏曲》，周扬写过一篇评论，署名周起应。他们俩未晤面时，已似曾相识。当年，父亲因出版第二部诗集《死亡线外》，遭国民党特务追捕奔往延安，恰遇整风，随身带的第三部诗集终没能面世，就此与文学绝缘。 　　光阴忽倏，再听父亲谈起周扬，已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父亲1957年划为右派，周扬充任文艺界反右领导，二者到“文革”又“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了共同语言，遂成契友。 　　一天，父亲从周扬家聊天回来，说周扬想见见我，约好了时间。我于是依约前去。在西单安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我先看了东边的图书馆，在那么丰富的个人藏书的面前钦羡不已。继而，又浏览客厅的报刊架，上面摆满当月出刊的种种文学艺术杂志，表明此处主人密切跟踪着国内文艺动态。 　　及见周扬，发现他颇有学者风度，待人极平等谦和，全无一些领导干部的架式和官气。他听说我从巴黎回来度假，特邀我前来谈谈西方现代文学状况。从而，我亲见他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关注。一开始，他就问及法国当代文论趋向，并提到朗松的文学批评理论。我谈到朗松不同于泰纳，不赞成将文学归结为纯历史，或一般社会现象。我觉得，尽管法国文学界普遍认为朗松的理论导致文学批评的僵化，而且朗松主义在本世纪初叶已经过时，但不宜全盘否定，尤其是强调文学本体，对我们不无借鉴。 　　周扬还就法国人怎样看待朗松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了一系列问题，我都客观地介绍了一些情况，让我佩服的是，周扬早年留学日本，译过《安娜·卡列尼娜》，但在谈法国文艺批评家古斯塔夫·朗松里，竟也能记得那样具体，力求深化，跟上时代的发展。由今想来，到中国开放的今天，现时一些文艺界负责人恐怕还不知朗松为何许人，却还在那里振振有词，指示作家如何创作。 　　头一回跟周扬谈论西方文艺思潮，还涉及荒诞派，意识流、新弗洛伊德主义现实主义“回归”等问题和萨特·加缪一些作家，我从各个方面畅抒已见，周扬静听着，思索着，表现一种对知识更新的迫切愿望。当我指出那会儿中国文坛对待西方现代文学存在盲目、肤浅和赶时髦的倾向，他特别留心，详细询问，有时彷佛顿有所悟，频频点首。那之后，他又接连约我去了数次，倾谈不觉时移，临了亲自送我至门口。 　　记得，1980年夏末归巴黎前，我跟他谈起《国际歌》的翻译问题，从概念差异、艺术形象变换、逻辑关系和作品完整性诸方面对汉语《国际歌》提出质疑。“文革”后，我曾心生重译《国际歌》之念，可周围的人好心劝阻道：“你反革命还没当够呀!”我获悉1962年《人民日报》公布的《国际歌》正式译文是周扬、林默涵、胡乔木、姚溱等人一起主持审定的，就想征求周扬的意见，我对他说：“听说毛主席认为，《国际歌》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要为真理而斗争’，可《国际歌》原文里压根儿就没有这话，是汉译者编造出来的。” 　　听此言，周扬惊诧异常，赶忙追问《国际歌》原文的情况。我从去巴黎国立图书馆查《国际歌》法文手稿照片说起，一直谈到自己向法国一些文学家历史学家请教的过程，然后将《国际歌》逐句直译给周扬听，他思考一番，承认汉译《国际歌》是一种“改装”，毫不含糊地表示：“意思跟原文相差这么悬殊，那不是修改个别字句的问题，而需要全部重新翻译。” 　　可见，周扬那时遇事已不再守“官本位”，不拘执自己过去所为，而极愿明辨是非，接受新思想。他表态那么干脆，我甚鼓舞，加之林默涵认可，就在从北京飞往巴黎途中，将《国际歌》六段完整地翻译出来，寄给了《诗刊》编辑部。不久，我在巴黎收到女诗人陈敬容的答复，通知我重译的《国际歌》最终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潮声》杂志等先后发表的。(《诗刊》的决策者虽固守汉语《国际歌》里“要为真理而斗争”那句话，但恐怕实际上缺乏“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 　　我在巴黎一呆又近两载，到1982年暮春才归来。一回京，我去看望周扬，顺便谈了自己想将法国文豪茹尔·瓦莱斯的大型历史剧搬上中国舞台，得到他的热烈响应。于是，我又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女导演陈颙和文学创作负责人余林专门去周扬家，详谈了我们拟定的演出计划。周扬恳切支持我们的努力，给了许多勉励，坚定了“三剑客”踏上征途的决心。 　　翌年春天，“青艺”在北京公演《樱桃时节》，即瓦莱斯生时没能搬上法国舞台的《巴黎公社》。瓦莱斯是巴黎公社委员，保卫公社街垒战斗的参加者，以他亲身经历展示了1871年那场“冲天”的人民主权运动，自然不符合将巴黎公社歪曲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模式。故而“青艺”的演出被一些习惯于老教条的人视为异端，摆开了批判的阵势，内部气氛相当紧张。这时，周扬、曹禺称赞陈导演，说《樱桃时节》的演出比他在莫斯科看的《愤怒的火焰》更成功。周扬态度极其鲜明，肯定反映历史真实，才有益于现代人的思考，让我在报刊上写文章，阐述演出者的观点。 　　这样，《樱桃时节》没有被撵下台，而是连续演了三个月，由于观众踊跃，“青艺”不得不每日下午和晚上演出两场，到必须让位给下面要上的剧目时，北京还有两万大学生登记要看此戏。 　　瓦莱斯的原剧《巴黎公社》，译成中文二十二万字，照本演需十二小时，最后压缩到两小时，其间势必要进行一番再创作，我首次从事如此规模的社会文艺活动。这之后，周扬提议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从张光年处要来了入会申请表，亲自写推荐，当我的介绍人。 　　我虽自幼酷爱文学，但一直听父亲告诫，不当空头文学家，年轻时从没想过投身文学创作。“文革”后期动笔写一部大学生被划成右派的悲剧小说，根本看不到会出现“平冤案”的前景，绝非为发表而写作。到巴黎，发表了短篇小说《谦卑的紫罗兰》，也不过一时激情所致，并无长期以此为业的壮志。所以，周扬主动提议让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少从活动范围上促使我选择文学生涯。正象他解放前撰文评论我父亲的诗集那样，他总在关心培养和扩大我国的文学队伍。 　　我入作协时，父亲也在跟周扬的交往中重返文学界，跟年轻时创立‘中国诗歌协会’的旧友恢复联系，写文章追怀故人老舍，可惜不久因“文革”被打留下的脑伤去世了。 　　父亲去世，我电话告诉了周扬的秘书，得知他也患病，行动困难。我没料到的是，父亲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天，周扬竟拖着病体，冒寒风赶来医院，踏着遍地冰雪，步履蹒跚地趋前见了老友最后一面。逝者生时确象他自己在《黎明前奏曲》后序中所称，是个“硬骨头”，自反右就不曾违心承认强加于他的罪名，“文革”结束前连“右派”帽子都没摘掉，受的折磨众人皆知。周扬亦有所闻，见我时悲形于色，痛不欲言。其时，丁玲也来了，聚合数百人之多。这是一群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奔上同一条路，又在不同的此道上有过不同遭遇的人。瞧着他们，周扬想必感触心怀，深悟那个与人奋斗的时代实在是应该永远结束了。 　　1997年春节 于北京蜗居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