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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铁窗六百天和上海三年地下斗争

吴殿尧 宋霖

一、家乡被捕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朱理治乘船来到上海。 　　上海与南通虽然是一江之隔，但朱理治却从来没到过这个闻名的东方大都市。此时的上海，繁华而喧闹的街市掩盖着政治上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半年前由武汉秘密迁到这里，同上海党的各级组织一样，都处在极保密的地下状态。一些党的领导骨干正陆续悄悄离开上海，取道东北或海路赴苏联，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诞生刚刚七八年的党，在去年一年时间里连续遭到了大革命失败和盲目暴动的两次惨重损失，迫使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全党的这种情况和全国革命形势的趋向，对于只有一年党龄而且身处基层的朱理治是全然不知的。 　　朱理治来上海，原本是想通过在清华入党后转到上海读书的同学崔宗培找党的关系。可是到同济大学找到崔宗培后，才知道他和党组织尚无联系，很是失望。他就在上海街头孤零零地转了几天。无法找到党组织，身上带的一点钱也花光了，在上海又没有其他关系，一时走投无路，他决定先回南通老家。南通离上海不用一天路程，可以一面找党，一面工作。同时，他也想到大革命时的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事情，自己回家乡后能不能像彭湃那样搞起来呢?主意已定，他在南京路逛书店时，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日本人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的书，打算回家认真地研读一番，获得理论上的武装。 　　南通在朱理治到北京读书的这两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已代替北洋军阀建立起在南通的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正在积蓄。张謇在南通的影响也今非昔比，几乎荡然无存。 　　朱理治先在余西镇公立小学谋到一个教师职位。这个学校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这时学校有几百名学生和十多名教员。朱理治为了方便工作和广泛接触师生，索性从家里搬到学校住。晚间常在院子里纳凉，和大家叙谈到深夜。毕竟是从北京念名牌大学回来的，加上他为人中肯、性格爽朗、爱好运动，很快在学校教师中赢得好感和尊重。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工作，他在教师中发展了徐纪慎、方宝琛等五名党员，并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 　　这时，教员中有个叫马绍奇的对朱理治说，市南乡的农民对朱溥泉他们在那里修建水坝很是反对，有可能闹乱子，党可以去发动。朱理治一听被农民反对的是自己的族叔朱溥泉，族叔曾是自己小学老师王小楼的好友，并曾经出钱供自己到县城读小学、中学，党支部要不要去发动农民起来反对他?真挺为难。这时他想到农运领袖彭湃。彭湃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就是首先在自己家里闹革命的，在家乡组织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样一想，他决定党支部要支持领导这场斗争，便安排由马绍奇出面串连发动，组织了市南乡一万多农民到镇上聚会示威，抗议朱溥泉侵占他们的土地修建水坝。朱理治在马绍奇家里暗中指挥这场斗争。这是朱理治从事农民运动的一次尝试。 　　余西临时党支部建立后，朱理治最着急的是设法找到中共南通县委。听徐纪慎说，小同乡马尔聪在南通师范读书，是个党员，据说县委就设在师范里。朱理治决定立即去城里找他。正在这时，徐纪慎、方宝琛告诉他，国民党县党部派了个姓王的干事来余西考试登记国民党员，此人是个左派，考试的题目他们已经得到，并有一份答案。徐、方原来都是国民党员，说县党部现在可能还掌握在左派手里，问他要不要参加考试登记。 　　朱理治看了这份答案，觉得是站在左派立场上的问题。他考虑，如果县党部仍为左派所掌握，秘密的中共党员就可以在里面一定程度地发挥作用。这是他根据自己原先在北京郊区工作时，曾发动党员和左派群众一起参加国民党登记，夺取区分部领导权的经验做出的判断。假使不登记，国民党的区分部势必为右派所掌握，这对搞农民运动和发动游击战争(那时听说南通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都很不利。因此，他表示同意秘密的中共党员和左派群众参加考试登记。 　　但是，由于事先欠考虑，布置不周密，所有党员和左派群众的考试答卷都一个样子，基本上都是抄了事先得到的那份答案，这引起了县里来的王干事的怀疑。王干事又在朱理治住的宿舍床褥下发现了答案的底稿和考试题，更怀疑这是有人操控所为，于是回到城里向县党部做了报告。而这时的国民党县党部已在一个月前改组，右派掌了权。他们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与此同时，朱理治为了与中共南通县委接上关系，也从余西到了县城，并在一家旅馆以朱铭勋的真实姓名开了个房间。 　　晚上八点，朱理治从外面回旅馆，快到旅馆时，突然看见清华大学的同学袁瀚青和那个去余西的县党部干事正往旅馆里进。他便躲在暗处观察，没五分钟时间，见他们就从旅馆出来了，可能是查过了他在旅馆的登记。朱理治决定当晚不住这个旅馆，在别的旅馆里化名登记住了一夜。 　　这一夜，朱理治没有睡好，心里检讨自己太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但他还不确切知道去余西的县党部干事已经发现的问题，为了摸清情况，便一大早到了袁瀚青家。袁和他同在清华读书，又是一个县的，相互很熟悉，只是清华学生在为国共分裂进行大辩论时，他发现袁瀚青持右派观点，和他站在对立面。这次袁瀚青是暑期放假回家，去探望一下也是自然的。见面后，袁的态度冷漠，还挖苦他“回乡闹革命了吧”。问不出个究竟，朱理治急忙离开袁家，赶到先开的旅馆，想取出行李就走。 　　这时，在房间门外等候一夜的特务立刻上来将他抓捕。 　　朱理治被带到同民党县党部审问。要他回答：为什么在他的床褥下发现党部考试题目，为什么好多卷子答案都相同。朱理治说，我住的是学校宿舍，那里谁都可以进，谁把考试题放在那里我不知道。至于考试答案一样，我更不知情。我答的是我自己的，其他人怎么答的，我不知道。 　　县党部哪里肯相信。不容分说，他们把朱理治交到县模范监狱看押，并告诉县政府，有人指在押人是共产党员，不能放。 　　当时的南通县县长名叫施述之(此人解放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和朱理治堂叔朱溥泉关系很好，还有点沾亲带故。县政府里也有办事员是朱家的亲戚。朱理治被捕关押的消息很快传到朱家。朱理治父亲和哥哥知道后，万分着急，把亲戚都发动起来设法营救。朱理治堂叔朱溥泉当时不在城里，知道他被捕后，马上通过县当局向县党部要人。 　　此时，南通县党部已向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去电调查朱铭勋的政治身份。不到三天接到回电，称朱铭勋是“北方共产党有力分子”。南通和上海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一条重要消息发表出来。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在接管清华的过程中，任命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暂代校务”。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多方工作，梅贻琦给南通发来电报说：“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骛外，望即释放。”这时，袁瀚青也否认是他报告的，表示不能出来作证。但县党部不肯马上放人，说是要等北平市党部的调查结果。 　　由于有县长这层关系，县政府把朱理治从监狱移到了看守所，单独一个房间，并允许家属探望；县政府还专电北平特别市党部，催要具体证据。 　　朱理治被捕后，余西的党员徐纪慎赶到城里找到了中共南通县委的关系。县委派了两个同志到看守所以亲友名义看望朱理治，并说他们正在消灭叛徒，不久前已经消灭了一个，问是否也把袁瀚青消灭掉。朱理治想了想说，还是不要这样做，一来，袁不是党内同志，算不上叛徒，他在南通也不知道其他党员情况，不会造成更大危害；二来，这样做很费事，于案件的解决也没有帮助。 　　朱理治被捕前，知道有可以联系上南通县委的组织关系后，曾发信给上海的崔宗培，要他来余西，想替他也接上组织关系。崔接信后，来到余西，这时朱理治已被捕。他到看守所探望了朱理治，商量如何营救。朱理治怕再把他牵累进来，叫他立即折回上海。 　　九月初，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来电称：“朱铭勋确系有力共党分子，请严办”，并列举了朱理治在北京的四条罪状。于是，朱理治被解送到南京最高法院特种法庭。南通的地方报纸《南通日报》九月八日对此案作了专题报道，称：“余西人朱铭勋，在北平清华大学肄业，上月因泄露党登记及共产案被捕，解县押刑事看守所。昨施县长奉省政府令，将朱解京归省特种刑庭讯究”。 　　这时，他的族叔朱溥泉知道了朱理治回余西后，曾在幕后发动和组织农民反对他，很是气愤，说：我给他钱念书，实指望他学有成就，出国留学，显亲扬名，他倒跟了共党反起我来了!因此再也不肯为朱理治说情，并且断绝了两家关系。 　　另一位和朱理治父亲感情很好的堂叔叫朱伯辉，朱敬亭的后人，也是很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在南通和上海都有企业。他囿于亲情，亲自送朱理治到了南京，并且筹钱多方营救。这给了朱理治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些许安慰，抱了一线营救出来的希望。 　　二、狱中斗争 　　朱理治被押解到南京，寄押于中华门外的特种法庭看守所。不久，南京最高法院特种法庭开庭，由检察官提出对朱理治的“起诉书”。朱理治边听边仔细分析，起诉的内容全部是根据北平市特别党部提供的所谓四点证据，这四点证据中有明显的破绽。其中第一条，说朱“去夏(指一九二七年夏)曾在共党组织之北京西郊第十七区负责活动”，确是事实，朱理治当时和国民党右派争夺国民党西郊十七区分部领导权，有相当影响，会有一些知情者。第二条，说“该犯同学共产党朱定山在本会自首时报告有朱系共产党员的供词”。在朱理治的记忆里，清华支部没有朱定山这个人，这一条是否是捏造的，应打个问号。第三条，说“本党忠实同志刘信芳、李泰华报告谓朱系共产党员，并谓共产党秘密开会时，有人见伊到席”。第四条，说“去年俄国使馆抄出之共党文件有朱为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之记载”。这一条根本不是事实，因为，在俄国大使馆被抄时，朱理治还没有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更不会是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这样的“记载”显然是无中生有。 　　既然“证据”有误，说明敌人对情况还未真正掌握。朱理治决定不承认指控，立即写了一份上诉书加以申辩。但法庭对他的申辩不予理睬。不久，特种法庭作出判决，说“虽该被告人坚不承认有上述情事，实不容任其狡辩。”根据北平特别市党部提出的证据，判处朱理治“四年有期徒刑”。 　　朱理治确信反动当局并没有完全掌握真凭实据，不能就这样服从判决，还要抗争下去。他通过前来探望的同学，寄信给还在清华读书并负责中共支部的冯仲云，托他设法查对俄国大使馆文件。不久，冯仲云把从俄国大使馆抄出的文件汇编铅印本寄来。朱理治仔细查阅，那上面怎么也找不到朱铭勋的名字，更坚定了申辩的信心。他自己动笔写了一个上诉书，重点针对北平特别市党部“证据”的第四条——“去年俄国使馆抄出之共党文件有朱为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之记载”，指出这纯属凭空捏造，连俄国使馆的文件都可以捏造，其他三条更可想而知了；还指斥最高法院特种法庭竟不加调查，根据这些捏造的证据，乱判人罪，诬陷好人。 　　朱理治被判刑后，堂叔朱伯辉拿出四百元钱给他父亲，用这笔钱通过南京中山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学生，聘请该校教授、律师章世炎做辩护律师。朱理治将自己起草的上诉书，委托律师提交到司法行政院。后因国民党政府决定撤销特种法庭，所有上诉司法行政院案件一律转交南京高等法院复审，加上北平原法院帮助调查的复文未到，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 　　随后，朱理治被关进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监狱生活。看守所里关押着三四百个犯人，成分庞杂，有在大革命失败关头被捕的共产党员，有秋收暴动时江苏省境内长江两岸好多县的暴动农民，有反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也有大革命时代被抓起来的一些土豪劣绅，还有一部分是普通刑事犯。犯人的生活待遇很坏，成天被关在号子里，每一个号子不到一方丈，挤着十四个人，臭气熏天。 　　朱理治进去不久，了解到同号子里关着南通县委组织部部长袁锡龄，其他号子里也有党员韩铁心、江阴臣、王滋九等。他秘密联络了这几个同志，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袁锡龄担任组织委员，另外，又成立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同难会”，把表现比较好的一些难友组织了起来。 　　狱中临时党支部首先发动难友进行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一开始，他们争取到了每天放风十分钟，难友们能够利用这宝贵的十分钟，在衙堂里散步。接着，又争取到每半天放风直至争取到全天放风。后来，监狱当局以“整肃纪律”为名反攻，取消了放风待遇，还发生过野蛮殴打犯人的事件。为此，临时党支部决定发动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声援。当时，看守所里还关押了两位左派律师，他们也参加斗争，扬言已经抓住了监狱当局贪污受贿的证据，要向社会告发。 　　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犯人绝食的消息立即在南京各报发布了，更多的新闻记者赶来采访。监狱当局害怕他们的丑事暴露，很快屈服了，答应了犯人的要求。朱理治回忆说：“以后，我们竟能成天到天井里晒太阳，甚至可以到女看守所里托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我和丁竹华，芦兢如(解放后，丁在中南海幼儿园当园长，芦在东北专家局当局长)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的支部绝对秘密，在南京时只有六七个党员。袁锡龄，韩铁心二同志释放后，前者又一次被捕，在苏州反省院被枪杀；后者到如皋县参加了红十四军的队伍，在战场上牺牲了。”① 　　临时党支部组织难友争取到了放风自由后，又秘密组织难友中的一些革命同志学唱革命歌曲。在看守所里关着三个俄国人，其中一个是“赤俄”。他私下和朱理治说，他是第三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他和列宁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朱理治因此对他有了好感，请他教俄文，还请他用俄文教大家唱国际歌。悲壮的国际歌声打破了监狱的死寂，鼓舞了狱中的同志。 　　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特种法庭宣告结束。朱理治和一批难友被转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这里比南京看守所更加黑暗，号子里还是“龙头”(犯人中的地痞恶霸)统治着，每个犯人都得向“龙头”屈服、孝敬。朱理治这批人进去后，由于有原来的秘密组织基础和斗争经验，发动更多的难友向监狱当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不久就争取到了放风的权力，还可以到天井处晒太阳。同时，原来号子里的“龙头”也被孤立，不敢随意欺负人了。 　　为了帮助难友们解决打官司写状子的困难，“同难会”把律师和有些文化能写状子的同难的十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法律研究会。朱理治任会长，让一个叫王治平的刑事犯出面负责，通过募捐，买了近百份状纸，用来替同难写状子，分文不取，连状子纸也不要钱。在押犯人过去请人写状子每次至少要二十元现大洋，一张状纸就要六毛钱，贫困者特别是一些蒙冤农民根本无力支付，只好蒙冤到底。因此，他们的做法很受难友的欢迎。王治平办事积极，靠近党组织，有了政治觉悟，后来被朱理治发展为党员。 　　到苏州看守所后，朱理治等还秘密重建党的组织。苏州看守所很大，有“工字监”，有“十字监”，两监距离较远。为便于工作，他们在整个看守所成立了一个特别支委会，朱理治、江阴臣为负责人；在十字监另成立一个分支委，沈廷桢为负责人。 　　1929年12月，苏州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朱理治案。因为没有找到他是共产党员的确实证据，改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为名，对朱理治改判徒刑一年两个月，判决前坐牢的日期可两天折为一天。根据这个办法计算，朱理治只要再坐一个月牢即可出狱。 　　就在这之后不久，上海有八十多个难友被移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其中有十四名中共党员，经过考察，也接纳他们为狱中党组织成员。不久，他们秘密召开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海来的党员中有担任过区委书记的陈明、留苏学生周光亚和一个湖南青年党员参加；狱中原党组织中的朱理治、江阴臣和王治平也参加了。会上，陈、周突然指责狱中原党组织过去没有把斗争推到更高阶段，提出要领导政治斗争，准备将来以苏州监狱为中心，发动苏州的地方暴动。朱理治和江阴臣对这种意见表示异议，但王治平同意上海同志的意见，结果朱理治成了少数。于是狱中特别支部改组，由陈明担任书记，湖南青年担任组织委员，周光亚负责宣传。第二天，他们即发动同难把看守人员赶到两道铁门之外，宣布“占领了监狱”，由周光亚发表演讲，并带领同难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 　　当局以为狱中犯人真的要搞暴动，调动了太湖水上警察，包围了看守所，并爬上屋顶架了手提机枪，随时准备镇压。他们还用铁锤砸反锁铁门的铁锁，准备冲进去抓人。朱理治因不同意这次行动，又赶上身体有病，开始时并没有从牢房中出来，但看到如果不立即谈判，实行妥协，可能会有不少同志被敌人加上“暴动”的罪名枪决。就在铁锁快被砸开、一些人见阻挡不了正往后退的紧要时刻，朱理治从牢房中冲上前去，提出双方举行谈判。他的话音未落，铁锁被打断了。反动军警气势汹汹冲进来，用枪对准犯人，监狱长一个一个点名，抓了六十二人。朱理治也被抓了去，连踢带打拉到办公室房子前钉了铁镣，绑在柱子上，一阵毒打，然后被分别关押起来。 　　这次盲目的闹监行动失败，使过去争取到的狱中自由完全失掉了。一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被加刑，朱理治也被加判了六个月刑期，但按当时的法律，可以两罪合并执行，故实际只多坐了三个月牢。 　　一九三〇年四月，朱理治终于走出苏州看守所，结束了六百天的铁窗生活。 　　三、重新找到党 　　朱理治走出苏州看守所时，看见哥哥朱乃嘉前来接他回家。哥哥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来接过他一次，那时，家里人以为他该刑满释放了，期盼他能回去团聚，一起过个大年，不成想他又被加刑三个月，让父母亲痛苦地失望了一次。 　　这次，朱理治还是不肯和哥哥一起回家，说急着到上海有事要办。哥哥拗不过他，跟着他来到上海，想在他办完事后带他一同回家，别再让老人失望。 　　朱理治急着要去上海，实际上是为了先接上组织关系。他要找到党，尽快回到革命队伍、回到战斗岗位上。坐牢快有两年了，他不了解，党的现况和全国的形势比两年前已有很大不同：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逐渐走出，特别是农村革命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党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开辟了大小十三块革命根据地。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即将展开，这在客观上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极为有利。但就在这时，李立三代表的“左”倾冒险主张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部署全党以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为工作重心。 　　到上海后，朱理治按照狱中一位扬州籍同志的介绍，到位于法租界的艺术专科学校找人，托他转信给中共江苏省委。但是几天过去了，没有回音。哥哥着急回家，而他却非要等联系上组织关系，就是不肯马上跟回去，哥哥拗不过他，只好自己先回去了。 　　隔了七八天，江苏省委组织部一位姓徐的干事出面，找朱理治谈话，并问他现在以何职业为掩护，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这期间，朱理治已经与比他早几个月出狱的同难王滋九联系上了。王滋九出狱后没有找党的关系，在上海找了份编写小学教科书的差事，并同他的苏州老乡在吴淞镇合资办了一个书店，专卖社会科学书籍。他介绍朱理治暂时到他的吴淞书店帮助工作，这就暂时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 　　朱理治向江苏省委组织部的那位同志提出，因为自己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狱中，对外面的情况很不了解，对党当前的工作与要求也不清楚，希望要一点党内的文件和刊物看看。几天后，江苏省委的同志约见朱理治，给了他两期党内刊物，并约定一个星期后，会有人到吴淞书店找他。 　　就在这时，回家没几天的哥哥又来上海找他，急冲冲地说：“你不跟我回家，娘都快疯了!她不相信你已经出来了，认为你必定是死了，家里人都是在骗她。我只好来找你马上回家，你不能不顾娘啊!” 　　听哥哥这么一说，朱理治顿时感到一阵心疼和自责，只顾了找组织，怎么就没有顾及老娘的思念呢?他是家里的老小，从小格外受母亲的疼爱。为了让他能出息成人，全家人含辛茹苦供他念书。没想到他去北京两年竟成了可怕的“共党”，惹了关进牢房的大祸；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从小看大，儿子不可能是坏人啊，怎么会犯法呢?又是两年过去了，儿子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能不焦急、痛心吗。一想起小儿子就流泪，眼睛都快哭瞎了。 　　离和组织接头的时间还有几天，朱理治决定立即跟哥哥回家。 　　回到余西的家，一进屋，看到母亲躺在炕上，已经神志不清，两眼模糊。他一下扑在母亲身上，喊道：“娘，铭勋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母亲听到是小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是小儿子的脸，这才相信他还活着，心头堵的大石头一下子搬开了。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决不会干坏事，老天爷还是有眼护佑好人的。 　　朱理治不在家这几年，家里也有了变化。哥哥结婚了，有了孩子；姐姐也快要出嫁了，但离家不远，可以帮母亲料理家务。 　　朱理治在家住了三天。除了和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说点家常话，再没什么话语。父亲提出要他去南京上大学，他没有答应。 　　第四天，他回到上海。就在这时，他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由朱铭勋改为朱理治。 　　改名是地下斗争的需要，再用原来的名字显然已经不合适了。至于为什么取“理治”二字，传主自己不曾释解。从他的回忆中看，他这时有了研究哲学、社会学的念头。作为朱熹的后人，他对理学应该是了解的，对“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这样的话应该是熟悉的。但他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信奉“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改造世界；用理性处理问题，谨防盲目冲动，等等，这许多意思都可能包含其中。 　　朱理治从十六铺码头下船，乘小火车回到吴淞镇。火车进镇时，从车窗里他看见位于铁路边的吴淞书店还关着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已经在斗争中积累一些经验教训的朱理治立刻有了警觉。他没有贸然回书店，而是先去附近的同济大学找他中学时的两个同学探听情况。这两个同学散步时常到吴淞书店看书。从他们那里得知，在他走之后，书店被查封了。朱理治又到王滋九家，王把书店被抄经过告诉了他，说书店被抄时，在他床底下搜出了秘密刊物，警察领着店员和书店老板正在马路上到处找他，事情还没过去。 　　朱理治怕在王家再遇上书店老板，赶紧离开，赶到法租界艺专去找那位扬州的同志。可是并未见人影。一打听，有同学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了。朱理治怀疑他也出事了，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需要躲避一下。 　　朱理治来到南京，找到中山大学。他有些南通第七中学的老同学在这里读书，想通过他们中的党员同志试着找到组织，同时也想在中山大学找点理论书看。他先找到一个听说是入了党的同学，见面一谈，才知道他刚从狱里出来，意志消沉，和组织已没有关系。后来打听到小同乡曹玉麟是个党员，经过他的关系，找了一位如皋籍的同志，由他给组织转了信。不久得到通知，约他在六月底的某日晚九点在中山大学宿舍二楼某房间找一位姓王的学生接头。 　　朱理治按约定的时间去接头，见王的房间没开电灯，便没进去。事后打听，知道这人已被捕。朱理治随即离开南京，又回到上海继续找党。 　　在南京时，朱理治见过一位在民用无线电台工作的中学同学，叫陈建元。这次到上海，他持陈的一封信，找到了在老北门的上海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的季焕麟，又碰到了在米店工作的狱中同难顾福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暂时解决了住宿问题。 　　这时已是暑期，天气闷热，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暴雨如注。报纸上，一会儿是长沙被红军攻占了，一会儿是何键夺回长沙了。朱理治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看到这些消息，心情更加焦急，更觉得酷暑难熬。 　　一天，朱理治在马路上偶然碰到了他在北京西郊区委见过、在苏州监狱也见过的一位原北平农科大学的同志。简短的谈话后使他感到相互间可以信任，便托这个同志捎了一封信给江苏省委。这时的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统管，省委书记是李维汉。 　　很快，省委派来一个干事找他谈话。朱理治汇报了自己出狱后的情况，提出想搞点文字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理论和党的路线。隔了十天，省委派人通知他编入法租界(法南区)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的还有几个台湾籍的学生同志。 　　四、组织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 　　此后不久，朱理治通过党的组织认识了在上海艺术大学讲政治经济学的教授王学文②。 　　王学文，又名王昂。江苏徐州人，一八九五年生。早年赴日本留学，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一九二七年夏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加入创造社。先后在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等校任教。他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三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简称“左联”)，四月又参与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社联”发起人除王学文外，主要的还有朱镜我、李一氓、熊德山、邓初民、吴亮平等，多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是中共党内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和理论宣传的一批同志，他们写文章，办刊物，同时在一些高校任教。朱理治学生时代就有志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因为投身革命而中断了在清华经济系的学业。但这个情结他一直保持着。所以，他一边自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理论，一边多方接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注意搜集他们发表的文章，找机会求教和探讨一些问题。 　　经王学文托党内一个叫张庆孚(又名张琴抚)的同志介绍，朱理治化名王志，在闸北区安庆中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教英文，每周六个课时，月薪二十元。这样，他在上海总算有了生活保障。不久，他的组织关系由法南区委转到闸北区委，和原在安庆中学的两个同志合编在一个支部。 　　工作初步安定后，朱理治也能经常看到一些党内刊物，如《布尔什维克》、《实话》、《红旗周报》等，上面有些文章议论党内问题，指责什么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取消主义等等，批判起来言辞俱厉，但不知其所以然。还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阶段的争论，关于武装暴动的战略策略、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问题的争论，等等，但也少见透辟精当之论。他想，应该多读些书，搞清楚一些理论、路线、战略、策略和政策方面的问题。他知道王学文在管社科联的事，周围有一批研究社会科学的同志，希望能有机会向这些同志学习，或者采取某种方式把青年组织起来，在这些同志辅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时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已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等群众性团体，他想，能否在社会科学家联盟之外建立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群众性组织呢?王学文听了这想法后说：很好，已有人提出这个建议，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下。于是，从秋季开始，朱理治和蔡德甫、王伯达、刘芝明及邓初民的女儿等酝酿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他们先分别在几所大学成立起来，接着，又在上海民用无线电总台等单位和一些工厂、街道的夜校以组织读书会的形式成立起来，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参加。 　　同年十一月，安庆中学发生罢课反对腐败校长的斗争。中共闸北区委开会讨论对待这次学潮的策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认为安庆中学里分为三派，一派是校长即国民党当权派，一派是改组派，一派是以我们为核心的左派，如我们联合改组派和国民党校长斗，则有希望胜利。但区委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结果，由于不注意团结中间力量，改组派投向国民党当权派，左派被孤立成了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决定对罢课采取镇压行动，派军警将安徽会馆(安庆中学所在地)的前后门封闭起来，准备后半夜抓人。左派学生事先探得风声，立刻报信，朱理治便和另一个教员同志当晚越墙逃走了。 　　以后一段时间，朱理治又化名达祖(改名朱理治后曾化名大米)在沪西区的正风中学当了数学教师。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在一些学校和工厂等单位先有了分会组织的基础上，于一九三〇年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的一个地下室秘密举行。朱理治主持会议，潘汉年代表中央文委在会上作了报告。“社联”党团的彭康、刘锡五、王学文等和各“社研”分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王学文、朱理治、陈孤风等组成研究会领导班子。研究会的会长、党团书记开始是蔡德甫(王学文回忆是由他担任)，后来是朱理治。朱理治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调团中央后由曹荻秋接任。 　　为加强对左翼文化社团的领导，中共中央于一九三〇年十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朱镜我任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朱理治被吸收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这个组的其他成员有柯伯年、柳岛生(杨贤江)、林伯修、彭康等。朱理治受委托代表中央文委领导“社研”党组。那时，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的是华岗。 　　“社研”与“社联”是平行的两个社会科学社团。“社联”的成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教授，都是可以写文章、翻译和讲课的，主要活动是派人到大学去讲课和出版杂志，同一些错误思潮开展论战，曾先后出版《思想》、《新思潮》、《新兴科学》、《社会科学讲座》等刊物。这些刊物因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有的只出版一二期就遭到反动当局的封杀。他们还翻译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如朱镜我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杨贤江译《家族和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一氓译《马克思论文选译》，李铁声译《哲学的贫困摘编》，吴黎平译恩格斯《反杜林论》等，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社联”也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普及宣传，“社研”成立后，“社联”党团成员冯乃超、林伯修、张如心、潘梓年、刘芝明、熊得山等都经常参加“社研”的活动并指导工作。朱理治与这些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 　　“社研”的成员主要是上海一些大学里的学生，包括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任务是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学习社会科学知识(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请“社联”的教授、学者讲课、辅导。读书会一般情况下每星期举办一次，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各国革命史，讲解一些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早期哲学著述、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学习方法是事先准备，拟定讨论题目，个人阅读并写出笔记心得，预先确定一人为主题发言，然后开展讨论，由学者答疑。这种读书会在上海各大学很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发展很快。一些大学如劳动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法政学院、法学院、复旦大学和一些工厂、街道的夜校都建立了“社研”分会(或支部)，社研曾先后下发过十来个学习研究的提纲，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中国社会发展史等，在青年学生和职工群众中广泛宣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二日召开“社研”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已拥有五十多个分会，出席代表有七八十人；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时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与当时上海共青团员的人数差不多。但是，由于当时党的文化工作也受“左”影响，经常搞革命纪念日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发传单、写标语等各种活动，常常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使进步力量受到不少不应有的损失。到一九三三年以后，人数大大减少。后来，由于“社联”成员调走很多，与“社研”合并，坚持到最后的不足百人。邓拓、马纯古、陈力真、胡乔木、汪道涵、柯柏年、郑伯克、许涤新、薛暮桥等都先后参加或领导过“社研”与“社联”的活动，成为党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先锋战士。 　　朱理治在组织领导上海“社研”的活动中，有重点地直接地开辟党在上海民用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系统中的工作。他和季焕麟认识后，经常到老北门民用无线电总台去，有时就住在季焕麟那里，通过谈心，帮助季焕麟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介绍他读一些进步书刊，提高他对社会黑暗的认识和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此同时，朱理治还通过季焕麟在民用无线电总台的青年职工中物色进步骨干，启发他们学习社会科学的兴趣，组织公开的读书会和半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有十多人参加。他还安排季焕麟带总台的可靠骨干到四川路青年会听“社联”学者的报告，也安排“社联”的学者、“左联”的作家到无线电总台宿舍给分会成员作报告。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邓初民就曾到无线电分会开了几次讲座，女作家丁玲也曾到老北门总台作过“帝国主义与文化”的报告。多年后，季焕麟回忆说，“这些活动，表面上是自发的，实际上都是朱理治在后面安排好了的，有的是间接又间接的安排，即或当事人也不知道具体的安排经过。有些人误以为是他和其他同志在组织领导，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做些事务性的联络和布置工作，朱理治同志才是真正的掌舵人。”③ 　　五、在团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一年七月，朱理治被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党团书记职由曹荻秋④接任，但他仍然经常参与“社研”的工作和“社研”组织的活动。 　　朱理治这次的工作变动，应该说同党内高层的斗争和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连续遭到严重破坏有一定关系。这年一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来上海直接干预，留苏回来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以反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为名，向原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发难，夺取了对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开始推行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且带有更多理论装饰的错误主张。就在这个月，一部分党员干部为反对四中全会和反对王明等人而串连开会，由于叛徒告密，有三十六人被捕，其中二十多位共产党人于二月七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喋血龙华。四月，又发生了中央特科重要领导骨干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给中共中央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事件。六月，又有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后叛变)被杀害的事件。在这一连串事件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局势下，王明于十月离开上海去共产国际长驻，周恩来在领导处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危机后也不得不隐蔽起来，准备到中央苏区去。王明走之前，九月，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并有康生、陈云、李竹声、刘少奇、黄平、王云程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当时二十四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对于党内高层的斗争与变化等情况，在秘密工作状态下的朱理治并不完全清楚，但他从报刊上能看到各种消息，筛除其中有敌人的造谣诬蔑，还是可以感觉到党内情况很复杂，地下斗争的环境很恶劣，敌人的镇压手段也更为残酷。作为党的忠诚战士，他完全听从党的需要，从容地走上新的岗位。 　　朱理治夏天调到团中央时，团中央书记还是博古。到了十月，博古调到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团中央书记职由胡均鹤接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则是由八月底从广州出狱抵上海的凯丰(何克全)担任。凯丰，江西萍乡人，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七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共，结识了王明、博古等，自然成为刚刚在中共高层崛起的一群人中的骨干。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后，更加把飞行集会、示威游行、散发传单作为主要斗争形式。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卅运动纪念日，纪念十月革命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广州暴动等周年纪念日，临时中央都要布置上海的党组织举行活动，以此向敌人宣示革命力量的存在，并以此动员和发动群众。 　　到团中央后，朱理治除了做宣传部本身的工作，如起草传单等，还兼做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并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社研”党组会议和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的工作。这时的上海，政治局面波诡云谲，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从事地下工作险象环生。朱理治在市内往来联系工作，精神上要时刻警惕，注意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租界的巡捕、包打听经常在马路上堵住行人抄靶子(搜身)，他每当遇上时就及时转入附近的弄堂，或转进商店买点小东西，如火柴、食品之类，避过风险。 　　专职从事革命工作的朱理治，每月仅有一点生活津贴，除去租房和必须的工作开销外，每月只有几个银元零用钱，而就是这点津贴，也常常不能按时领到，以至有时连简单的饭食也得不到保障，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忍饥挨饿；有时有急用，实在没办法时就向同志或朋友求助借贷，有借必还。季焕麟回忆说：“朱理治有时到我处挪用一些钱应急。我当时月工资七八十银元，虽然家庭负担很大，还是能够帮助他的。可是他很体谅我，了解我的处境，对我处处体谅，除偶尔有几次他同时为帮助别人向我借过几十元无法归还外，绝大多数借了以后，设法归还，且经常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情况。”⑤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成立了以市商会、市总工会为主要团体的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九月二十六日，由虞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八百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说明救国图存已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左”倾领导者却看不到在日本侵略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否认中间势力的抗日民主要求，从革命和反革命营垒对立的抽象原则出发，认为这是反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他们便组织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众，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抢先登上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在会上提出早就拟好了的抗日救国的几条要求，如“抗击日本侵略者、惩办不抵抗主义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等等。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此后不久，“左”倾领导者要江苏省委另外组织一个“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尚昆⑥参加组织领导，团中央指派朱理治参加组织筹备工作。这是朱理治第一次和杨尚昆一起工作。杨尚昆是四川潼南(今属重庆)人，与朱理治同岁，他于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初才从苏联回国，是个热忱、机智、干练的青年革命者。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朱理治领受任务后常和凯丰、杨尚昆一起研究筹备组织新的救国会工作。 　　这年十二月五日，上海六十多个抗日团体的代表一百多人，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会前，为了取得党在民众抗日团体中的领导权，朱理治和“社研”领导骨干连夜动员几十名会员，安排每两个人代表一个民众团体参加会议，开会时经过选举取得了在反日救国会的领导权。对此，杨尚昆曾回忆说：“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⑦ 　　十二月十三日，在南京市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宣告“民反”正式成立，通过了抵制日货、彻底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和罢工、罢课、罢市等决议案。会后进行长达三四个小时的示威游行。很快就有三百多个团体参加。转年一月十日、十七日又接连召开两次市民大会。 　　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团中央仍派朱理治参加民众反日救国会的党团工作。救国会总部设在四马路会乐里，朱理治经常去那里开会，参与组织策划各项活动。救国会党团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杨尚昆的意见，成立了义勇军委员会，朱理治通过季焕麟认识的季苏也参加总部工作，并担任义勇军党团书记。义勇军很快在上海组织了两三千成员，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的工厂工人为主，并成立了前方办事处，动员战区群众组织起来支援前线，组织救护队、慰劳队，冒着枪林弹雨帮助十九路军挖战壕、修筑工事、运输物资、救护伤员、递送情报。他们还在全市发起募捐慰劳前线活动。朱理治介绍常州来的共青团员唐益之负责救国会《民反》等刊物的发行及送文件和宣传品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二月和四五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曾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当时，在福建省，党和团都没有省委组织，原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在一九三一年春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后没有再恢复，而改为建立中央直接领导的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闽北党的组织。朱理治在厦门，见到了担任团市委书记的方毅⑧，并到他家中商量过工作，当时，方毅只有十六岁；其时，朱理治也曾见到过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曾志⑨，她是来自朱毛红军中的女战士，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亲历朱毛会师和农村根据地多次反“进剿”反“会剿”反“围剿”的战斗。朱理治特别请她介绍了井冈山的斗争和朱毛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情况，通过她向市委布置开展建立反日群众团体的工作。几十年后，曾志说起这段往事，还记得朱理治洗脸不洗脖子，因为脸是白的，而脖子是黑的。在福州，朱理治还同当时担任团市委书记的叶飞⑩长谈过，对这位只有十八岁的青年革命者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叶飞有着中国和菲律宾双重国籍，一九一四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一个华侨家庭。一九一八年随家人回国。十四岁在厦门中山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一九三〇年因“厦门劫狱”事件(11)被反动当局逮捕。被捕后，他本可以凭菲律宾国籍被引渡到菲律宾，但他坚持服刑一年半而留在中国继续革命。出狱后，他担任了福州团市委书记。朱理治在他陪同下到一些基层组织巡视。朱理治第二次去厦门，除了传达中央指示、巡视工作，还兼护送一批干部去中央苏区的任务。时逢毛泽东率由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主力谋求向闽东南发展，四月二十日进占漳州，借此声势，厦门中心市委抓紧准备开辟漳州与安南永两块革命根据地，并准备建立中共闽南省委。方毅曾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深入安溪、南安、永春一带，发动基层组织创建红军游击队，但红军东路军很快撤出漳州，中央也认为建立省委时机不成熟，计划没有实施。朱理治听取了方毅关于这些情况的汇报，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 　　两次福建之行，使朱理治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别是中央苏区朱毛红军的斗争情况有了更多更实际的了解。他初步认识到，革命势力虽然在城市备受压迫摧残，而在农村却有生气勃勃的发展，在广大农村生长着中国革命的希望。这使他备受鼓舞，更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朱理治第一次去福建回到上海时，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已被租界当局查封，他在“民反”的工作也因此告一段落。这时，上海沪西纱厂罢工陷入僵局，团中央派他去帮助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一月三十一日，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四万多工人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并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担架队，运输队与十九路军并肩战斗。三月一日，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仍坚持罢工，至四月十二日，丰田纱厂开始有少数工人复工。到五月初，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已坚持不下去了。此时，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这样一来，学生复课，中间团体逐渐同党领导的力量脱离。在这种情况下，孤军奋斗的工人反日罢工是否还要继续?如果不复工，工人的生活怎么办?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但“左”倾领导者却决定继续坚持罢工。到五月下旬，沪西、沪东工人坚持反日罢工已达八十多天，大部分工人坚持不了了，慢慢自动去复工，一部分工人则被厂方开除。这样，反日罢工的队伍自动瓦解，“民反”的威信一落千丈。 　　朱理治在调到团中央工作后，继续担负“社研”的一部分工作。特别是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里的“社研”分会，仍然由他单线联系。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在会员中首先发展了季焕麟、陈国栋(12)(吴国华)、陆仲陶(乐于泓)等三人为共青团员，组成一个团支部。团的支部书记原为季焕麟，以后由陈国栋接替。团中央认为，这个支部是带战略性的，决定由朱理治继续单线领导。此后，这个支部在上海无线电系统职工中不断发展团员，团员发展到三四十人，其中职员有十多人，多数是总台的发报员、信差、事务员。一九三二年春，最先发展的三名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党小组，还是由朱理治直接领导。后来，朱理治调到江苏团省委，这个支部发展为特别支部，仍由他单线领导这个支部。 　　上海无线电台支部是个有战斗力的堡垒，为党培养了一批忠诚的战士。一九三二年，红一方面军需要报务员，朱理治即通过无线电特别支部从成员中选送两人去中央苏区，其中岳夏(后名罗若遐)在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在部队中成长为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朱理治还注意培养斗争骨干。他经季焕麟介绍，认识了在上海国际收讯台工作的无线电工人程汉祥，发现这个青年工人勇敢豪爽，便启发他的革命觉悟，引导他参加地下斗争。有几次组织在南京路上示威游行，都安排由他出面当总指挥。这种出头露面是直接向敌人暴露自己，明知危险，程汉祥都勇敢地承担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在一次活动中，他被早有准备的巡捕抓走，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朱理治立即安排人去探望，当了解到程汉祥表现很坚强后，朱理治自己也化了装去狱中看望，并送钱送物接济，想方设法营救。程汉祥在1933年被营救出狱后，按照组织安排去山东农村组织暴动，不幸在斗争中牺牲。 　　那两年，上海无线电系统的党团组织不仅自身有了迅速发展，还在外围成立了报差工会、报务员协会、业余协会等各种职工的团体，在九一八后他们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参加上海各界召开的抗日、反日集会；还用半公开和秘密方式为红军捐募；还两次组织老北门总台报差进行争取加薪的斗争，都取得胜利。上海四马路电报局、国际电台、大北、大东、太平洋等无线公司报差也向总台报差学习求教，开展要求加薪和解决生活待遇的斗争，后来这种斗争波及全行业，利用无线电通讯的便利条件，发动了一场全国邮电系统的加薪斗争。朱理治还曾通过无线电党团组织布置上海总台报差为分散的中央机关递送秘件。当时，国民党警察和外国巡捕及特务一般还不敢对电报局报差进行搜身检查，因此在关键时候用这种做法还没出过问题。他们还组织部分职工为党的一些地下组织搬家和抢运文件，朱理治在危机时刻几次搬家，都得到这些可靠同志的帮助。季焕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在老北门总台单身宿舍住，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有情况，回不去了，要我为他找一个临时住处。由于我的宿舍里无空铺，便介绍他去找我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同乡华祖贻(即华应声同志，解放后当过文化部文化局局长)，在那里过了一夜。还有两次，他遇到情况，回不去叫我去探明情况，设法为他搬家。我化装成阔人的模样，借口是亲戚委托我帮忙搬家，不但把他的家搬了，还抢出了大量密件。” 　　朱理治在团中央工作时，又把在救国会搞发行工作的唐益之调到团中央做发行工作。当时，团中央在福州路口有一间仓库作联络站，仓库设在住家的一个灶间，平时不住人。唐益之和送宣传品的人各有一把钥匙，送件人按规定时间放进宣传品，唐益之按时去取，彼此不见面。唐取回宣传品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送江苏团省委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一部分分别邮寄给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各大学的图书馆。 　　六、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朱理治在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一年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又调到共青团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长。当时江苏团省委书记是从苏联回来的孙际明。十月份，孙际明调团中央，朱理治接任团省委书记，组织部长一职由胡南生(胡兰生)接任。这时的团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克昂化名“小朱”，朱理治则被称为“大朱”。不久，“小朱”调团中央(一九三四年被捕叛变)，宣传部部长由郑思群接任。团省委秘书长是乔魁贤，乔被捕后由李一平接任，直到朱理治一九三四年三月离开，仍是李一平做秘书长。 　　当时的共青团江苏省委受共青团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双重领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江苏团省委的一些人出于对王明等人的不满，追随罗章龙等搞分裂活动，团省委一度陷于瘫痪，到一九三二年才恢复健全起来。团省委辖上海沪西、沪东、沪南、闸北、沪中和码头六个共青团区委，另有两个特别支部，一为铁路特别支部，一为无线电特别支部(就是过去由朱理治直接领导的那个特支，包括外滩国际无线电台、老北门国内无线电台和有线电报局)。当时，团区委由团省委直接领导，一般不与党的区委发生关系。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中共临时中央对江苏省委在组织发展上提出一套“左”的盲目冒险的要求，甚至号召开展征收党团员运动，把苏联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办法搬过来，进行突击发展党团员的竞赛。他们制定“红色五月工作计划”，提出“增加一倍党员，每个同志介绍一个新党员”的口号。开始时进展不够满意，七月间，又要求江苏省委和团省委开展征收党、团员运动“十日周”，规定上海在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各县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一日，要突击发展新党员和新团员。同时，临时中央还批评江苏团省委有“先锋主义”，说团要同党竞争，于是从组织上采取“反对先锋主义”的措施，规定团的支部书记以上都要入党。团省委有个机关报叫《先锋》，挨了批判后也改名为《群众的团》。朱理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团中央调到江苏团省委的，他自然要积极执行临时中央的要求，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组织发展是很深入很细致也很危险的工作。当时任上海市大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的黄霖(罗锦屏)(13)回忆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省学委(中共江苏省学生工作委员会)开过两次会，都在兆丰公园内，成员有“小朱”、“大朱”和我三个人，大朱叫朱理治，当时是代表团中央的。他还记得，朱理治为了发展组织，曾布置他找大夏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姓张的女学生谈过几次话，因为他们都是四川老乡，比较好做思想工作。可见，发展组织的工作虽然在秘密状态下，有各种困难和风险，也是相当深入细致的。 　　“十日周”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党刊《斗争》上发表题为《上海五六七月征收党员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文章，说：“由于这个十日周的坚决的努力的进行，召集各种的会议，规定了十日周的专门口号标语，印刷许多专门为某一工厂的特殊口号，经群众、报纸的动员，支部的讨论……十日周得到它的成功，十日周内所征收的占七月全部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接着，临时中央又发起“九一八征收党员运动”，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又提出“一二八征收党员运动”，号召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反帝斗争，冲破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在斗争中，在运动中去征收成千成百的工人加入共产党，纪念一·二八”。并继续要把党组织之间、团组织之间开展征收党、团员的竞赛。江苏省委规定上海的党组织在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为“帮助团赶上党超过党”的发展团员周，要求全体党员完成“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团员”的任务。这种突击发展党、团员的搞法，持续了八个月，宣称上海党员由七百人发展到三千人，团员由四百人发展到两千人。 　　然而，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江苏省委组织部的文章说：“在巩固‘九一八号召’的胜利方面亦没有得到成功，党的组织，表现出异常严重的流动性，三月以来失却了六百六十七个同志，等于‘九一八号召’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青年团的组织失却了八九百团员，工会、互济会的组织亦有很大的消弱。”(14)突击发展组织，并没有使党和团的力量壮大，反而更加削弱。这是因为，许多基层组织为了完成指标，对突击发展的人没有经过认真的考察，严格的考验，结果被发展的一些人对党或团缺乏起码的认识，一遇到风波就动摇甚至背叛；另外，还有一种虚报新党员、新团员人数的情况，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归结于组织遭到破坏。这时，朱理治已从实际工作中认识到这种搞运动突击发展组织的做法不仅行不通，且危害很大。他后来说：“我感到这种靠运动发展党团员的办法是错误的，便集中力量巩固团的组织。上海美亚钢厂的罢工和国际无线电台的罢工，可以说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5)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全力推行王明“左”的冒险主义，经常号召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贴标语、散传单、罢工、罢课等不适当的活动，常常带来无谓的牺牲，许多同志因为参加这些活动被暴露而被捕坐牢，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加上那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推行“自首政策”，利用变节者、叛徒进行追捕、指认、诱降、迫降等活动，致使白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日趋严重的破坏。一九三二年底，曾在党中央、团中央、全总和江苏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徐锡根、黄平、余飞、徐炳根、胡均鹤、袁炳辉等人相继被捕叛变，危及中共中央的安全。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难立足，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共青团中央也随之迁移，与朱理治工作接触较多的凯丰也离开上海。凯丰到中央苏区不久，接顾作霖担任了“少共”中央局书记。这时在上海另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书记为李竹声，并建“少共”中央上海执行局，书记起初为王云程，王叛变后为徐宝铎，山东人，因其身材高大，肩宽腰阔，大家叫他“骆驼”也叫“大老张”。 　　团中央一九三二年底遭到大破坏时，幸好中央特科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有情报人员，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才使江苏团省委和上海一些党的机关免遭破坏。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孙际明原是江苏团省委书记，朱理治的前任，与朱理治多有工作联系，他在团中央遭到大破坏时被捕，很快就叛变了，朱理治立刻就成了反动当局重点搜捕的对象，处境十分危险。朱理治晚年回忆时还记得，就在那些叛徒被捕叛变的几天，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凯丰让爱人廖世光连夜到他的住处送警报。(16)朱理治从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王世英那里得到情报后，及时搬迁隐蔽，变换工作方式，化解了危机，而且他紧急部署团省委机关各部门(组织、宣传、秘书、文印、发行、交通)都立即采取转移或隐蔽措施，改变联系方法和工作方式，这样，使整个江苏团省委没有因团中央遭到破坏而受大的影响。一九三三年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袁孟超(17)回忆说：“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们同团省委恢复联系。当时团组织尚未受大的破坏，青运和学运工作进展都比较好。团省委书记小朱(应为朱理治)由我联系，他家在北四川路底川公路一条弄堂内……”(18) 　　朱理治能避开一次次危机，说明他在复杂而严酷的地下斗争中已锻炼成为较为成熟的革命者。同时，也得益于平时他培养的一支坚强的队伍，有一批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从一九三〇年夏建立“社研”开始，抓上海无线电系统的工作，建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并一直由他直接联系指导，这个支部较少受“左”的影响，注意地下斗争需要严密隐蔽、积蓄力量的特点，队伍得到稳步发展壮大，成为他的可靠后方。他在危机时刻几次搬家，都得到无线电特别支部同志的帮助，包括把机密文件抢出来而不至于落入敌手。季焕麟回忆说：朱理治“当时的接触面是很广的，党内工作亦多。但我从不知道他在党内当了哪些职务，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具体革命工作和住处。平时，只有他来找我，我无法找到他。他有高度纪律性和警惕性，我从未见他有过侥幸心理，从未见过他随身携带文件，也从未见他要我们给他写过文字见报。”“有几次，他发现有人盯梢或同他有过来往的人被捕或叛变，他不存侥幸心理，不再返回住处，宁可放弃一切生活用品，通宵荡马路，几天几夜，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季焕麟还说：“在我同朱理治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不仅革命意志坚定，从未因有些领导叛变失节或工作难于开展而动摇过，而且我觉得他当时对王明路线有一定的抵制。例如，党当时还在号召无大效果而牺牲很大的公开示威，动员工人进行毫无希望的罢工斗争，有时不合时宜地动员大家上街散发传单，有时社研派人来动员大家，但朱理治从未在我面前强调过以上行动，我从未上大街贴过标语，喊过口号，我也从未见过和听到过他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表现出要‘左’，不要命的样子。我那时从未上街贴过标语，喊过口号，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很大关系。”(19) 　　上海在一九三二年夏秋曾发生一次全市震惊的“共舞台事件”。“共舞台”指的是位于沪西劳勃生路(现长寿路)胶州路口的共和大戏院，七月十七日这天，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为推动反日救国运动，在这里召开上海及南京、无锡、南通等地各反日团体代表大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闻讯立刻派大批警察、密探前来抓捕，与会者逃避不及，有八十八人当天被捕，有十三人不久被判死刑。在这次事件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叫季楚书的同志，是季焕麟的族侄，朱理治通过季焕麟的关系认识了季楚书，在交往中帮助他确立了政治上的追求，引导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还推荐他担任了文化总同盟负责人潘梓年的秘书。对季楚书的被捕，朱理治十分关切，但自己不便于出面，就安排由季焕麟以亲戚身份出面请律师，到法庭作证，进行多方营救，还通知他的胞妹季瑶琴(后改名季小英)从无锡赶到上海，协助营救。 　　季瑶琴生于一九一一年，是个文静、聪颖的姑娘，听说哥哥被捕入狱，十分焦急，迅速赶来。朱理治一边安慰她，一边出主意想办法。季楚书不久被营救出狱。季瑶琴经过朱理治的引导，政治上有了进步，在季楚书出狱不久，也加入了党组织，参加了江苏团省委的工作，担任秘密交通，完成许多传送文件的工作，也勇敢地参加一些集会游行等革命活动。 　　朱理治和季瑶琴，两个人接触多了，逐渐产生了感情。在那危险、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互相掩护，互相慰藉。一九三三年四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理治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追缉，来到季瑶琴的住处，就这样，他们结为革命伴侣。结婚后，他们仍然是居无定所，常有险情发生，不得不经常搬家。十个月后，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没几天，因为有情况发生，朱理治住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天，季瑶琴抱着刚生下只有十多天的孩子去找他，途中发现自己被特务盯上了，她不能径直到朱理治那去，必须把特务甩掉，但是左拐右拐也甩不掉，这时看见一间旅店，急中生智，进去开了个房间，把孩子放在那里，她自己从旅店的后门溜了出去。找到朱理治住处，把被特务盯上了的情况说了，随后急着要去旅店抱回孩子。朱理治说，防备敌人要紧，先别考虑孩子了。可是当母亲的还是放心不下，已是半夜十二点了，季瑶琴摸黑找到那个旅店，把孩子抱回来。 　　这件事后，朱理治觉得地下工作太危险，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说服妻子把孩子送回老家，让爷爷奶奶喂养。于是，朱理治的哥哥朱乃嘉接信来到上海，把生下刚刚十八天的孩子，抱回南通。从此后，孩子就由爷爷、奶奶和姑姑抚养。爷爷给孙子取名朱尔谨。意思是，希望这个孙子不要像父亲那样卷入政治斗争中，能谨慎而平安的生活。 　　孩子送走没几天，朱理治和季瑶琴就踏上了北行的航船。前往中共河北省委履新。 　　朱理治在这次调动前，已被撤销了江苏团省书记职务。这主要是因为朱理治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对“左”的盲动冒险的做法有所认识，对“少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徐宝铎(骆驼)的瞎指挥有所抵制，受到批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临时中央局认为江苏省委在恢复组织的工作上进展太慢，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发动群众运动来配合苏区的武装斗争，批评江苏省委工作有“官僚主义”错误，指责省委书记袁孟超“领导不力”，决定改组江苏省委，撤销袁孟超省委书记职务。同时，“少共”上海中央局也批评江苏团省委犯了同样的“官僚主义”错误，于同年十二月撤销了朱理治的团省委书记职务，由“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陈伯伟接替。 　　朱理治调走后，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和团省委相继提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团组织要在最短期内实现“组织上赶上党、超过党”的号召，要完成“少共”中央下达的发展一倍团员的任务，继续实行一套组织发展的“左”的做法。同年十月，“少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国民党当局根据叛徒、原团省委组织部部长范正中的告密，逮捕了团中央局书记徐宝铎、宣传部部长黄药眠、组织部部长赵克昂，以及原团省委书记陈伯伟等人。徐宝铎、赵克昂、陈伯伟被捕后都叛变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继任江苏团省委书记的郑征夫也被捕，这样，在朱理治离开一年后，江苏团省委的领导机关几乎被破坏殆尽。 　　①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第540页。 　　②王学文(1895—1985)，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初期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 　　③季焕麟：《回忆朱理治同志》。 　　④曹荻秋(1909—1976)，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党团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和苏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 　　⑤季焕麟：《回忆朱理治同志》。 　　⑥杨尚昆(1907—1998)，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初回国，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方北局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⑦《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⑧方毅(1916—1997)，1930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对外经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⑨曾志(1911—1998)，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6月起，先后担任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⑩叶飞(1914—1999)，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交通部部长、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1)1930年7月，为营救被关押在狱中的四十余名共产党员，中共福建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奉命率特工队，从敌重兵守护的厦门狱中劫狱成功。事件后，反动当局进行了大搜捕。 　　(12)陈国栋(1911—2005)，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局苏北区财政部秘书、苏中区贸易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 　　(13)黄霖(1904—1985)，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等职。 　　(14)《党的建设》第12期，1933年3月8日。 　　(15)朱理治：《往事回忆》，《记念朱理治文集》，第547页。 　　(16)朱理治：《往事回忆》，《记念朱理治文集》，第547页。  　　(17)袁孟超(1905—1994)，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初回国，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被捕后脱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上海财经学院、吉林财贸学院任教。198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8)《党史资料》1984年第4期，第4页。 　　(19)季焕麟：《回忆朱理治同志》。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