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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河北省委

吴殿尧 宋霖

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调朱理治到河北省委工作。不日，朱理治化装成商人，随中央局派的一位交通，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船前往天津，他的妻子季瑶琴与他同行。 　　大海茫茫，海轮迎着波涛北行。恰好是六年前这个时候，朱理治在同一条海路上南下。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这六年，经过铁窗生活和上海地下斗争的锤炼，他的信念更加坚定，意志更加坚强，同时也积累了白区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他所献身的中国革命事业仍然在艰难中开拓，还没有从反动派“剿杀”的血雨腥风中走出。他知道，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一月间在江西瑞金召开，但不清楚这时的中共中央仍然是在“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领导下。他还知道，寄托着中国革命希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开始已半年时间，但胜负未卜，他只能从心底里遥祝红军胜利。 　　到天津后，朱理治先后见到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①和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万钧(孟用潜)，他被告知，担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同时参加中共北方局工作。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张立森，张的妻子梁明任省委秘书处长。 　　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朱理治回忆说：“上海中央局决定调我去河北省委工作，一位姓李的同志(估计是李竹声)和我谈的话。他说河北发生了李铁夫路线，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是坚决反对的，但河北省委中有人赞成，因此要我去帮助孔原。” 　　可见，河北省委发生“李铁夫路线”是导致朱理治调往北方的一个原因。那么，什么是李铁夫路线呢?李铁夫是朝鲜人，原名韩伟健，早年在朝鲜参加反日运动，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春，他来中国，不久成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过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他曾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押解南京监狱，很快由于朝鲜有关方面营救而出狱，仍回北方找到组织。河北省委决定对他的出狱情况进行考察，允许他向党报投稿，贡献意见。他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等文章。有十多万字，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内容主要是：党内出现的错误是带全党性的严重错误；“左”倾中央实行的进攻路线，没有注意革命的斗争策略；实行武装暴动，创造新苏区不是北方党当前的任务；党要教育训练革命群众，经常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而不是高喊空洞的口号。他还对“左”倾错误出现的根源作了分析。李铁夫的文章写出后，得到一些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省委的部分领导人同意在《火线》上发表。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看了文章，认为是露骨的仇视党的言论。是企图进行反党反中央反省委的号召，是新形势下的右倾取消主义；同时对李铁夫的出狱有怀疑，当即通知省委，不准已付油印的李文在《火线》上发表，并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得到六届五中全会后的中央“以十二万分的坚决态度”的支持，要求“在河北全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接着，在省委及河北党、团和工会各级组织开展反对“李铁夫路线”、“右倾取消主义”的批判。 　　朱理治到河北时，反对“李铁夫路线”的斗争正在进行。他回忆说：“我当时并没有看过李铁夫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只是盲目地相信中央的路线是‘国际路线’，认为反对中央的路线就是错误的，因此积极帮助孔原开展了这场斗争。现在看，李铁夫路线是对的，倒是我执行了中央的错误路线。那时，由于中央总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党内斗争方式也有错误，往往把可疑的问题和思想问题搅在一起，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反面意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② 　　朱理治到天津不久，原代理河北省委书记的万钧因为曾表态支持李铁夫的文章而被调动，由朱理治代理省委书记。万钧被安排到冀南作地委书记，但没有赴任，给省委留了个条子就不知去向了。原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立森和妻子拿了省委的经费后，也不辞而别。于是，省委决定开除他们三人的党籍。朱理治马上着手健全省委工作班子，从华北工会办事处调来王林③做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由李华生④担任，军委书记由柯庆施⑤担任。曾在闽浙赣根据地担任过红十军政委的聂洪钧⑥也由上海到天津，参加了省委工作。 　　朱理治还认识了一位女党员陈少敏，他总是敬重地称她“陈大姐”。陈少敏，一九〇二年生于山东寿光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自幼丧父，到青岛进了一家纱厂学徒，受尽欺辱和虐待。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在青岛搞工人运动，陈少敏，走上革命道路，并和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任国祯结了婚，生一女。不久，任国祯在山西太原被捕牺牲，女儿因病夭亡，陈少敏忍受丧夫亡女之痛坚持革命工作。一九三二年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部长，同年十月被捕，转年一月出狱，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调天津主办中共河北省委刊物《实话报》。陈少敏小时候母亲几次给她缠脚，她坚决不肯，说穷人要上山打柴，下田种地，缠成小小金莲怎么行?!没有缠脚，长大了做什么事都不亚于男人，曾到冀南游击队里打过游击战，有人给她起外号叫“陈大脚”，她不仅毫不介意，反引以为自豪，她为人厚道，性格豪爽，虽然比别人大不了几岁，但总像老大姐一样关心照顾同志，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尊称她为“大姐”。 　　朱理治在担任省委代理书记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恢复与巩固党的组织上。河北省委在一九三三年曾遭到大破坏，他刚到北方时，天津市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几名，省委和北平党组织也失去联系，同各地区的组织处于分割状态。经过一年的努力，天津市党员恢复到九名，省委和冀南、冀中、保定、津南、京东等地区的党组织也逐渐接上了关系，统计起来，党员有四千余人。河北省委了解到北平工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被破坏后，于次年一月即派许子云到北平恢复党组织，重新建立北平市工委。市工委下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民国大学，以及一中、五中、镜湖中学等七八个党支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北平党的基层组织，团市委，以及反帝大同盟、民族武装自卫会、文总、社联、左联、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相继恢复。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高文华⑦由上海到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朱理治改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朱理治回忆说：“当时统治全党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这是中央路线，并且是‘国际’路线，在组织上应当服从，不能公开反对，同时我们水准也很低，也提不出多少意见。所以，当时仍是执行错误路线，没有反对。虽说这一年组织遭破坏较以前少，多少保存和发展了一些力量，但这主要是因为碰的钉子多了，觉得巩固组织很重要，不自觉地改变了某些过火做法。”⑧ 　　事实就是这样。 　　朱理治在河北省委期间，省委机关没有再遭到大的破坏。原因是他和后来接任省委书记的高文华都经历过上海的残酷环境，在斗争中摸索出了一些保护组织免遭破坏的办法，孔原也吸取了过去河北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很多教训。他们三个人一起想出一些防止敌人破坏的办法，例如，不开三人以上的会议，领导和领导机关不与下面组织发生直接联系，巩固支部等等。有重要事情，都是孔原、高文华和朱理治三人先开会研究，然后再分头找人开会。与各地联系，也是由省委派出巡视员，省委领导一般不直接出面。 　　有一次，孔原住的机关出了事，一时找不到住处，便和他妻子张月霞带孩子搬到了朱理治住的机关。那时，为了安全，他们经常要搬家，可张月霞送孩子回老家，等了她半个月还未见回来，搬家的事就一直拖着，时刻防备着有事发生。一天，孔原在接到妻子的来信后，立即告诉朱理治说：张出事了。于是，他们急忙分头找房子搬家，避开一次险情。正由于他们警惕性比较高，所以在朱理治离开河北之前，组织不仅没有再受到什么大的破坏，相反还有所恢复和发展。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决定朱理治去西北工作。但是他因为正在起草《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华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⑨，还没有完成，将行期推迟。 　　为起草这个决议，朱理治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在决议稿中，他首先依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了一九三三年一月榆关(山海关)事变以来华北的情势：政权状况、官吏变化及其推行的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增兵和修建军用飞机场、军用公路、军港、建筑炮台，建立日本人直接管理的警察署，控制保安队，对华北实行经济侵略，对金融和税务的控制、对铁路和矿山的控制和掠夺。日货涌入导致中国民族工业破产等危急情况。然后，他还分析了华北力量的状况：各国列强在华北的势力和国际关系，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社会基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侵略以及隐秘方式的破坏等等，进而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进行揭露。最后，他据此提出党在河北总的工作任务和各项任务的具体内容。这个文件表现了很高的思想政策水平，也体现了朱理治务实严谨的作风。 　　朱理治作为党的一名省委负责人，这时还不可能完全跳出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的框框，但是，他在深入实际、独立思考之后，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有了难能可贵的认识：一是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华北可能发生巨大事变。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华北民族资产阶级已经部分转向革命方面，党不只要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在冀东也可以和地方开明士绅建立统一战线，“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其目的是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二是指出党过去在华北多次组织武装暴动，目标很大又原地不动，结果总是被动挨打，开辟的地区都丢失了，今后应当开展游击战争。把这两点写进“决议”，说明朱理治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能够独立思考革命实践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他后来回忆说：“在我离开河北之前，曾花了两三个月时间研究了华北的形势，根据在上海参加领导一二八反日救国会斗争和满洲反日的经验，在一九三五年三至四月间替省委写了《华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议中有一部分改变了中央的提法，主张和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冀东沦陷区域和反日的开明士绅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⑩ 　　“决议”于四月十日通过并发出。这是朱理治在离开河北时留下的精彩篇章。由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评价说：“这个决议标志着河北党的工作路线已经开始转变，从而为河北省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五月初，朱理治把他在河北省委的工作作了全面交接。原先兼任的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原任京东特委书记的李葆华接任。他们见面具体交接了工作。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是年二十六岁。 　　这时，朱理治妻子季瑶琴已怀身孕几个月了，不便与他同行，只好留在天津。他对妻子作了简单的安排，并请省委的一位秘密交通帮助照顾，便踏上奔赴西北的行程。他走后不久，省委机关遭破坏。为安全起见，省委秘书长王林派一位秘密交通员将季瑶琴送到北京郊区良乡隐蔽。一九三六年初，季瑶琴在农民家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月子里受风，患肺炎病逝。临终前，她将女儿托给那位秘密交通，嘱咐他把孩子送回朱理治的老家去。全国解放后，朱理治找到那位秘密交通员，问起孩子的事，他说，孩子在路上弄丢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华北事变发生，证实了朱理治在“决议”中对时局的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以《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整个华北乌云翻卷，危在旦夕。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北平临时工委，组织发动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迎来了新的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转折中的作用，不能不说也同朱理治在河北省委工作时打下的基础有着相当的关系。 　　①孔原(1906—1990)，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秋回国，曾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1935年7月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海关总署署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 　　②朱理治：《往事回忆》，《记念朱理治文集》，第548页。 　　③王林(1915—2004)，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④李华生(1912—2000)，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⑤柯庆施(1902—1965)，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赴河北，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⑥聂洪钧(1905—196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粮食部副部长等职。 　　⑦高文华(1905—1994)，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5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水产部副部长等职。 　　⑧朱理治：《我在河北工作的两年》，《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⑨关于这个文件的名称和下发时间，各种史书说法不一。此据1935年4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35期；《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349页。 　　⑩朱理治：《我在河北工作的两年》，《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一卷，第385页。 　　(11)朱理治：《我在河北工作的两年》，《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一卷，第385页。 　　 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