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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① |
| 张国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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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中间，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中央政治局已有一个决议。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目前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好比在某一个时期打仗的时候，为要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必须要采取某种战略先打敌人的主要方面，使其一部中立，使另一部分消极，甚至利用其中一部分和我们暂时联合。军事上是这样，政治上也是如此——当然政治上是要复杂得多。
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底下，党要根据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客观的条件，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等来定出适合于目前革命形势的新的策略路线。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讨论。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释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内容。
一、目前政治形势
(甲)中国方面
目前中国的情况，最主要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东北四省，现在正在吞并华北，首先就组织殷汝耕的所谓“自治政府”，不管他们的名称如何，但实际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第二个“满州国”。现在所谓“满州国”的李守信部队拼命向绥东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动作，不仅是占领华北五省还要吞并中国全部。
因为南京卖国政府蒋介石拼命出卖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许多秘密条约，第一步成立“冀察委员会”在“防共自治”的名义下包括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有它自己的保安队、保安师，著名汉奸石友三当北平保安司令，殷汝耕当天津保安司令，并且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部长土肥原为“冀察委员会”的高等顾问，这证明冀察委员会的实际政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土肥原手中。
蒋介石实际上是要完全将全中国卖尽，现在李守信正由绥东方面勾结内蒙王公德王向山西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是否只建立了冀察委员会就满足了呢?刚刚相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台湾建立飞机场，准备由福建进攻，在山东方面，青岛也要实行所谓“自治”，日兵正向济南移动，最明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海军会议的行动，海军会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退出已经破裂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退出海军会议呢?这是日本要单独进行他的远东政策侵略中国，另一方面他为了要缓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还表示相当不侵犯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日本的外交部长广田当退出海军会议之后，发表其对华外交方针，在于使满州国强化，使中日关系成为日满关系一样，广田并且发表了实现这一政策的三大原则。
(一)要以全中国民众为对象，排除一切对日不友好的态度及行为，这就是说不准中国群众反日排日，要与日本亲善，要一切都服从日本的主张，要中国完全亡给日本，如果不卖尽中国那就不是友好。
(二)要将中国变成满州园第二，首先要中国承认满州国，和满州国建立外交关系。
(三)广田说：中国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威胁，要中日提携共同“剿赤”，这不仅是要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而且连义勇军抵制日货及一切抗日运动都视为共产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内容，就是进攻苏联，进攻外蒙人民共和国，并首先将中国完全拿在手里。
这样摆在中国当前的极大威胁，就是完全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引起全国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到处的群众都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北平、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汕头的学生，连续不断的举行抗日示威，并且冲破了国民党的禁令，发展到与卖国贼军警的武装冲突，广州、北平的学生甚至到农民中去了，上海工人英勇的进行了流血的战斗。
这样一种情况，把落后的群众都捲入了革命漩涡，造成了一种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划分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的侵略中国，正是蒋介石与日本里应外合相勾结的结果。广田之三大原则南京政府已经完全同意，当着南京政府为要掩盖其卖国面具在报纸上发表说广田的三大原则尚未正式承认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刻就来了一个声明：指出日本代表与南京外交部部长面谈时，蒋介石的代表完全默认，并且蒋介石亲自答复同意。显然的，南京政府正在完全的出卖全中国，而蒋介石已亲自出马，来直接担任卖国的责任。
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临到了全中国民众的头上，群众的抗议、罢工、罢课、示威，正在风起云涌的发展，甚至于反动国民党军队新编第一军的参谋长，在孙中山坟前自杀，并且留下一封信说“中国只有抗日之学生工人，无抗日之将军，可耻孰甚。”
这证明民族革命的高涨，工人农民甚至自大革命后比较消沉之一部也勇敢的起来了。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也捲入这一高潮中来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的军阀，也在动摇起来。
在这新的革命高潮中，使这一部分动摇的中间势力中立起来是对于革命有利的。过去蒋介石在“抗日必先剿赤”“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口号下，组织一个“反赤的联合战线”拼命进行所谓“五次围剿”。过去在蒋介石出卖“一·二八”及长城各口的抗日战争的时候，说是共产党捣乱后方，并发出“言抗日者斩”的命令，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到中国的腹地来了。而蒋介石还用“剿赤”名义拼命进攻中国革命，但是蒋介石这一欺骗作用已经非常困难，连小资产阶级学生也自动提出组织抗日救国政府，证明蒋介石的欺骗是缩小了。
在这样情况中，苏维埃的运动不仅没有低落，而且苏维埃运动在许多地区得到了新的开展，我们南下之后的伟大胜利：一三军与廿五、廿六、廿七军会合后在陕北原来的游击区也成为苏区了，二六军也在广大的运动战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采取了新的活动办法，在过去当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一方面军离开中央区之后都是一直向西打，但二六军却在原有赤区附近开展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打垮了敌人好几个师，并且他们两个多月的运动战里面，不仅没有如一方面军的减员，而且扩大了几千人，在各个原有赤区中小的游击战争到处发展着，这证明苏维埃运动并未低落，而且有新的发展。
我们应该如何来估计这一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形势呢?当然不能如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认为是低落的；但是我们是否一下子就可以打到成都去，立即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我们必须首先认定，这还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艰苦战争去实现的。
中国民族革命是正在新的巨潮中，中国苏维埃运动是向前发展着。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这两个高潮，即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更好的结合起来，使国内的阶级战争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
(乙)国际方面
中国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侵略中国，蒋介石拼命出卖中国。国际方面主要的是各帝国主义拼命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各帝国主义间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同时紧张起来。
法西斯蒂拚命活动，德国法西斯蒂首领希特拉想由巴尔干方面进攻南俄，希特拉公开的说：他的任务是在于消灭第三国际。
日本帝国主义从东方向苏联尽其一切挑衅的能事，从东西两方向苏联进攻的危险不是空话，日德反苏联的军事协定，说明进攻苏联的布置更具体化了。特别在东方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随时可以爆发。
意亚战争是更打得激烈了。意大利用了最大的力量进攻亚比西尼亚，意大利宣称在十八个月之内可以完全征服亚比西尼亚，但是已经打了四个月了，意大利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亚国境内就要到雨季时候了，意大利的进攻将更加困难，亚比西尼亚是一个较小的国家，用了一切力量同意军打，亚国采用伪装、奇袭、埋伏等战术，而且应用大规模的夜战，这些战术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应用的，在最近一次剧战，虽然还没有详确的消息，但是西欧各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宣布意军又失败了。
现在英国大批运送军队赴埃及，英法公开的妥协来对付意大利，这样更说明意亚的战争，随时有转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些一切证明世界帝国主义的冲突，已经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帝国主义大战的前哨战已经开始了，很快就会大厮杀起来。
另一方面为什么帝国主义要拼命进攻苏联?这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功，很多苏联的工业部门已经赶上帝国主义，有些部门已占世界第一位。苏联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和平政策也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英国和法国从前是反苏联的大本营，现在不得不向苏联讲和，苏联的就位是大大加强了。
苏联的势力增加，对全世界工人农民有极大的影响。现在共产国际在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蒂，反帝国主义大战中得到了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社会民主党一天天削弱下去，因为他们是战争危险的拥护者，是资本主义的仆人，法西斯蒂的帮凶，已经半文不值。
各国共产党力量一天天增加，英法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德国共产党的坚强，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些一切，说明全世界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新时期的前夜。
这样的国际形势当然对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苏联地位的增强，各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将会帮助中国革命来瓦解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压力。
日本的侵略华北，苏维埃运动的继续发展，民族革命的高潮，有利的国际形势，这些就是我们顺利的运用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
二、目前党的策略路线
现在要说的是关于目前的策略路线。
“在这种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全国民众，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
目前中国革命和反革命最主要的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蒋介石的统治在一边，中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在另一边。但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必然会表现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党应领导着群众，坚决的同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即是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同时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才可以因此树立加强和巩固起来。
党更应以坚决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策略路线，和实际行动，来争取共产党在抗日反蒋运动中的领导权。在反日战线中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的要求应当得到满足的解答，牺牲群众利益的倾向，不但不能加强反日战线的势力，反会使之削弱下去。
这个策略比之于过去的策略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可以看见，在过去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是广大雇工贫农和中农的结合，在乡村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地主，同时在乡村中提出反对富农。
在城市中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联合贫民。
现在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我们说：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我们应当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不管那一阶级，那一派别，那一武装队伍，都联合想来，结成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分别在那里?
第一、我们应当按照目前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策略，因此我们就必须把敌人阵营中的分野清楚的划分出来：那些是主要的，那些是目前次要的，那些是可以中立的等等，如果我们不懂得分别当前的敌人来运用策略，就是对革命一窍不通。列宁曾经教训我们：在左派幼稚病这书中指出，绝对不妥协是不对的。并且告诉我们，如果策略是有利于阶级利益的话，妥协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要正确的运用策略路线，我们就要首先了解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这两大任务就是扫清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目前完成了没有?当然是没有。所以革命的内容当然是不会变更。
中国现在的民权革命与俄国沙皇时代的革命是不同的。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我们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现在革命的动力变更不会?这是不会变更的，革命的动力仍是工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了解目前中国的阶级分野。
中国有那些阶级?
第一、是地主。地主是土地革命的主要敌，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农村中的主要基础。
第二、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划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城市中大商店和大部分银行，帝国主义企业中的买办，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二把手，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根本上是反革命的。另一个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中国轻工业(纱厂丝厂烟草工业等等)的资本家老板，这一集团是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因为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收买原料，推销商品，各方面的排挤与压迫，特别是大部分轻工业，在最近几年来的倒坍，最少也在倒坍过程的情况下，使到他们和帝国主义冲突。他们是不是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呢?他们是在相当限度以内可以来一下反帝国主义，但是结果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低工作时间，改良待遇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军警来镇压工人，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与乡村封建剥削和高利贷资本有关系，所以反对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虽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但和无产阶级和农民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中他们是动摇的、畏缩的，妥协的，在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就随时准备投降。
当然，亡国是要反对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喊一些反对亡国的高调，来欺骗群众，为的是利用群众的压力来争取帝国主义的某些让步。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种倾向，我们名之曰民族改良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受到阶级的威胁的时候，甚至可以利用全民的口号来参加民族革命，甚至可以影响到小资产阶级农民并且连一部分工人也可以影响到。他们有可能参加初期的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必然向动摇而妥协，而最后的叛变革命。
第三、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分成几个阶层，在城市里面的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包含有手工业的老板，小商业(除掉一部分日货代售人)和小工厂的老板，他们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而破产没落，帝国主义的商品压塌他们的小的经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切身的与中国的封建关系有密切的连系，特别和高利贷有密切的连系，同时仇视工人斗争，因此，他们也可以在民族革命初期中，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土地革命的发展就动摇他们，由安阳囗囗囗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跑，他们是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斗争的。
另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阶层——学生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专门家，小学教员等)，他们的特性是在民族革命中表现非常积极，甚至于当工农还未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振臂呐喊，痛哭流涕的奔走呼号。可是这一阶层的家庭背景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一当土地革命发展深入，他们就会说“工农扰乱他的后方”，因此而动摇幻灭，给工农的铁拳吓坏，最后至于垂头丧气的离开革命。
第三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下层分子，城市贫民。包含：小贩做小生意的，失业手工业者与给帝国主义压坍了的小老板，他们和无产阶级是最接近的，城市中这一阶层是我们争取的主要群众。
第四、就是农民。农民整个的不是一个阶级。其中的雇工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乡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农——乡村中小资产阶级。以至于富农——是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者。雇工贫农是土地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取消苛捐杂税以及推翻封建残余的实际利益。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得不到利益，而只有部分的对反捐税感觉兴趣，一部分富农与小地主，可以来参加一下反捐税反军阀的斗争，在民族革命中甚且可以表现守中立并部分的来干一下子。但是土地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会立刻动摇起来反对土地革命。由此他们也不会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
第五、无产阶级。如大家所知是在民族革命中最坚决的最彻底的反帝领导力量，他们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
根据上面中国阶级的分析，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雇工、贫农和中农以及城市贫民。
反革命的阶级是地主，最大部分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基础，也就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上。
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以外，还有所谓中间势力，这包含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等等。
最近资产阶级对民族革命的态度怎样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最近开了二个会议，他们讨论应如何去保护自己在帝国主义租界内的财产，他们觉得财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但又不敢分散他到各地，因此只有准备随时投降帝国主义企图由帝国主义手中分得一些剥削中国工农的残余，就心满意足了。这充分表示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中的动摇犹豫。
我们必须看清楚以上中国阶级的分野及表现。我们应该采取各种策略，但是否可能与民族革命中的中间势力采取统一战线?是可以的。为的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如果把目前的中间派当做反革命看待那是不聪明的，不妥当的。
具体的应用统一战线应如何?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对各个阶级，应采取什么策略呢?这就是现在应谈到的问题。
共产国际在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上指出两种错误的可能。
“第一就是不了解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与民族革命的倾向，这两者的分别，于是发生对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的政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与组织上的分别，十分的不正确，不明了主要的革命口号(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口号)等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所犯的根本的错误”。
“第二过低的估计这一倾向的特殊意义。要晓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因为它在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一部分劳工阶级的队伍中有群众势力，是与封建帝国主义的营垒不同的。这一过低估量能引起，至少在革命运动的初期，一种宗派政策以及使共产党脱离劳苦群众”。
这就是说，若果不了解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反蒋当中的很不坚决的、动摇的暂实的实质和在革命中随时随地准备叛变的特点，我们就会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若果不懂得运用中间派的势力去抗日反蒋，结果就会脱离群众，被蒋介石利用这中间派的势力去形成反赤的统一战线。
为什么我们党在白区中的组织力量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薄弱?这就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估计不足，没有在白区中间积极的组织与大胆的发展民族革命的群众的统一战线。
我们运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于争取下层广大群众。我们可以不可以有这种观点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不需要的，只要我们工人农民就够了，还要发财人和小资产阶级作什么?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们为要打倒这个力量，斗争是艰苦的，必须采用各种纵横捭阖的办法，利用帝国主义中的每一个矛盾，反动统治中的每一矛盾。不管这是如何暂时的，如何动摇妥协的，只要在某一个时候，能起相当的作用，就要毫不放松的利用他，这是有利于革命的。
在另一方面，能否以为和敌人玩把戏，恐怕上当，就不敢大胆的干，不应当这样，只要我们自己有力量，我们就可以放胆做去。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论绝不妥协一段是怎样说呢?
列宁首先引用恩格斯指斥勃兰基主义者的绝不妥协论所说的话：“这是何等幼稚的孩气，把自己的暴躁，当成理论的论据”。
列宁在严格指斥叛贼式的妥协和机会主义的妥协复接着说：
“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之斗争，比较各国间最剧烈的普通的斗争，还要繁杂、延长、复杂到百倍，要进行这种政策，而事先拒绝纵横捭阖的手腕，拒绝敌人间利害冲突之利用(即令是一时的拒绝)与可能的(即令是一时的，不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联盟者之妥协这岂不可笑到了极点吗?”
列宁又说：“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以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
“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政情中，谁要是不曾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应用这个真理，那么，他就可以说还未学会怎样在斗争中帮助革命阶级，以求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
“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在能利用这种动摇而绝不当加以忽略，既欲利用，便当对于那些在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表示让步，同时却要与那些倾向于资产阶级一部分人斗争”。
列宁的指示，证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需要的。
我们现在对于富农的策略，是中立富农，不没收他自己耕种的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也不征发富农，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若果我们同志反对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想想：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土地又何在?我们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起见，就需要采取对富农的这样策略，这是为的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保证我们的土地。这一让步是对于我们夺取中间势力有更大的意义的。若果我们不会运用这一策略，我们就不能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并且我们还应当知道，我们倘若不会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各个击破敌人，使用各种的武器来打击敌人，我们就只会是不出门的闺女，见了生客就娇红满面，羞人答答，就不足与谈无产阶级的领导策略。共产党也不是讲清高的，我们要用一切的手段来战胜敌人，这样才能够巩固领导权，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中国现在的革命动力是没有改变的，革命的性质当然是不会改变的，为要坚决的战胜敌人，我们就必须改变策略，第一策略的改变是万分需要的。在目前的阶段上，是完全正确的。呆板，孤立，清高，绝不妥协，绝不让步，都是不对!
我们现在提出民族革命高潮中策略的改变，是否能误会成为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放弃阶级斗争的发动?绝不是的。
根据我们几年来阶级斗争的血的经验，事实上证明中国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没有冲突，民族革命与阶级战争并不是对立的。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结合民族革命和阶级战争。要达到这一点，才必须采用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统一战线中间，是不是有内部的矛盾?当然是存在的。我们党就应该坚决的领导基本的工农群众，为他们基本要求斗争，坚决的反对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动摇，妥协，投降叛变的倾向，必须随时随地提防自己的“友军”，好好组织我们力量，教育自己的阶级，准备我们的队伍，大胆的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略，这样我们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三、如何具体运用策略
为什么我们过去不采取这策略，而现在才采取这策略?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形势变动。
过去中国党在大革命中间，是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正是要团结我们的力量，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候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残酷的阶级战争中教育工农群众来自己掌握政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领导广大的群众起来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这个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积极的向工农革命进攻，那时候的小资产阶级是被大革命的风暴所吓软惊坏的。当时的党坚决的领导土地革命，在这残酷的斗争中使自己走上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同时又在这时候，在红军中和党中发现某些分子对国民党改组派和富农发生幻想，党就必须要集中火力采反对这些倾向。
中国党自囗次大会以后，发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脱离了群众。在日本占领了东北四省以及一二八，长城各囗的战争中，这时候民族革命高潮已经看见了，但是党正当这时期，城市中的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只在广大的农村区域中，苏维埃运动是蓬蓬勃勃的发展。这时期，党却在策略路线上发现了如下的错误。
例如在五次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了。领导福建事变的领袖自己来找我们，但是我们在事前没有好好的准备，没有好好的组织他们，没有立即抓着这些抗日反蒋的力量，甚至只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福建事变的当时，是否有造成广大统一战线的可能呢?如果我们在当时活泼的，主动的运用了国际的指示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那革命的情形将会是另外的样子，在北方方吉事变中，当时也是一样的。当着广大小资产阶级起来抗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时白区中和苏区中的政策也有这些错误。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教训。这一教训是我们纠正了大革命当时的右倾，并且又若干次的发现了另一形式的机会主义左倾。五次围剿的教训应该我们好好去想想。五次反围剿在客观上是否有胜利的可能?若果我们由各方面去运用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什么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失败了以后，不敢向苏区方面靠近一些，反而向漳州方向退却，以致被蒋介石所解决?在当时我们可以动员十几万的红军，我们有没有机会使反帝的土地革命与当时的反日战争联合起来?为什么蒋介石能封锁得我们紧紧的，感觉物质的缺乏?为什么反动营垒中间，不会再发生一部分来和我们结合暂时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宁都暴动”没有再出现第二个?为什么白兵的投降哗变的分子减少下去?如果我们广泛的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革命再不会像那样的情况。
当然党内某一种倾向，必然会影响我们的战争，现在历史证实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告诉我们，目前必须要转变策略。
我们可以不可以在小的区域中进行拚消耗的战争?不可以的。可以不可以采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办法，这是可以的。因此我们也需要策略的转变。
为适应民族革命新的高潮，我们需要改变策略，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了解这一问题，也就可以了解过去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在那里。不会运用统一战线的这一事实，不但表现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也曾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吉鸿昌在失败了的时候，甚且公开的说：“最后无出路的时候，我只好找共产党联合”。但是我们也没有利用敌人里面的消极情绪，而我们提出的，正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如果我们当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当时的情况也不会那样。
在对富农问题上，我们提出反对富农是错误的。当然联合富农也是不对的。列宁的意见：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间，我们的策略是联合中农，中立富农。反对富农的结果将会使中农动摇。
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中，什么是最具体的组织形式呢?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最广大的具体的形式，应当是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摧毁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只要他是抗日反蒋的不管什么阶级派别和军队，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政府。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什么呢?是领导对日作战，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战斗领导机关。
同志们会这样问，我们已经有一个苏维埃政府，还要一个抗日救国政府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敌人是日本，是蒋介石，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随便的事情，所以我们必定要将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联合起来，在统一战线领导机关之下共同奋斗。
如果我们不形成一个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日本就会继续利用其反赤的反动统一战线来对付我们，我们为要联合的对付他们就必须组织抗日救国政府对付他。
抗日救国政府的政纲应当如何?如果完全和苏维埃的政纲一模一样，那就不是抗日救国政府了，是苏维埃就是了，何必多此一举呢?抗日救国政府的政纲和苏维埃的政纲是不相同的。不同到如何限度?如果这一政纲不降低到适合于抗日反蒋的话，那抗日救国政府也就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我们若果不提出最低限度的目前满足群众要求的纲领，抗日政府也就组织不起来的。因此这一政纲的内容，应当是：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的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和汉奸的一切土地财产，发给工农兵士，贫民和难民；
三、给予民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四、组织民众的抗日救国军和义勇军；
五、救灾治水，救济被灾民众；
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七、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和教育界的生活，发展教育和生产技能，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学生和专门家；
八、实行民族自决，联合本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
九、联合朝鲜台湾人民，赞助他们的独立解放运动，并联合日本国内工农及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使他们与中国的反日战争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与一切表示同情，和赞助中国伟大民族运动和守善意中立之民族和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根据这一政纲，或是用群众的革命手段，经过群众的暴动，或是由苏维埃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或是经过人民抗日救国大会来建立起这一抗日救国政府，用一定的联合形式，将红军苏维埃与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是实现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方式问题。
四、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苏维埃红军
目前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第一次大革命时不同之点就是苏维埃已经在中国许多地方胜利了。苏维埃与红军是反日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中坚支柱，为使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得到更加扩大和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
1．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种改变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
2．给一切革命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凡愿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长士兵一律优待；
4．改变对富农策略，在苏区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的一部分外，不论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均不没收，以中立富农；
6．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和资本家，欢迎海外华侨投资并保护他们。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办法?
为的是更便利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在努力执行这个策略底下，更高涨的民族革命高潮是必定要到来的。
我们和第一次大革命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革命经验，我们必须提出抗日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苏维埃的许多政策，来适应目前的战斗需要。
倘若我们仍将原有的政策坚持不变，富农仍是要反对，不给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以选举权，拒绝动摇的中间阶层于门外，那么统一战线就不能实行，苏维埃红军也就不能够成为抗日反蒋的中坚支柱的作用，这样抗日救国政府只是一个宣传号召的口号而已，这是非常清楚的。
同志们于此就会发生问题，现在连苏维埃名字也改了，政策也改了。还要优待抗日反蒋士兵和军官，小资产阶级而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还要来中立富农，甚至于欢迎华侨来投资，这样一来，那我们工农分子还有什么地位呢?这问题是不能如此误会的。这样就等于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胆子小，不懂得列宁的教训，不会运用无产阶级的策略。倘若我们的党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斗争中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党，红军已有巩固的基础，并且苏维埃又有相当的经验，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只要有这个本钱，我们就要大胆作这个生意，何况一定是赚钱的生意。为的要打倒我们主要的敌人，这个策略是必要的，唯一正确的。我们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中间势力的动摇，我们应用这政策是为的联合目前的友军，一块去抗日反蒋，不是欢迎他们，不是欢迎他们来坐在苏维埃内烧大烟，也不是让他们来整工农的。以这样的观点来了解改变策略路线，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无产阶级为要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就必须百倍努力的扩大红军，同时要大大的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因为红军是抗日的红军，苏区是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进攻敌人，因为军阀的军队是卖国贼的军队，我们扩大赤区是巩固抗日后方，同时必须要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实现群众的利益，争职工农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士兵和少数民族，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与灵活的外交政策来建立共同的反帝统一战线。
同志们会问，为什么苏维埃政府改成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个根据是在共产国际政纲的一条上，“在先进的殖民地国家，可以建立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在比较落后的地方，可以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也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使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为什么要有两个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在民族革命高潮与统一战线中，这两个政府的具体关系如何呢?那个大一些呢?发生了彼此间冲突怎么办呢?我们要了解两个政府的存在不过是过渡形式，一个是事实上正在发展的政府，另一个是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是发动与领导群众对日作战的政府。因此问题的解决是依据将来的情况与政治上组织上的战斗力量来解决的。我们的力量大，抗日救国政府可转变为苏维埃，如果我们的力量比较小，那还是靠我们力量的准备与继续扩大中去求解决。
至于在苏区内，只有苏维埃政府，不要用抗日救国政府的形式，在新赤区中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给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为什么要优待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妥协呢?当然是妥协，当然是让步，我们已经指出绝不让步绝不妥协是不对的，我们运用策略正是为革命的胜利和为的便利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便利于争取最后胜利的。
这样一来，影响到什么实际政策呢?
这影响到各个部门都要来改正。
第一、在苏维埃的土地问题中
我们过去对土地问题是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的土地，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现在的主要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现在对富农方面要改变的是我们现在不没收富农的财产房屋，富农土地自耕的与雇人耕种的不没收，只没收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出租的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土地当然要分给穷苦工农群众(雇工贫农)，中农的利益不要侵犯。
过去地主没收后不留生活，现在要留给一点生活(锅头、碗盏、一小部分粮食)这是为的不要动摇了中农(?)。
其次我们明白的说：自己家里有少数田地佃给别人而自己出去作工的或是因为没有劳动力出租小块土地的，不算地主，土地可以出租，而且可以买卖。
这样雇工贫农是不是会分少了田地呢?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革命胜利与否是中心问题，只有革命胜利，土地利益才有保障。
对祠堂庙宇的土地照旧办法由同族人或群众自己解决。
对教书的，医生，以及其他农村中的专门家，端公道士，只要是贫苦的和自己耕种的，可以分给一部分田地，富农的女子嫁给穷人同样可以分田。
第二、关于劳动政策方面
增加工人工资，工资应有最低限度的决定，减少工作时间，一般的实行八小时工作的办法，但应采用工人代表与老板交涉的方法，不能使用过去由工会单方面决定的强迫办法。一定要建立与提高劳动纪律，真正的实行八小时工作，不能随便缩减工作时间，否则雇主可以向苏维埃法庭控诉和工人打官司。
劳动纪律在苏联和过去武汉政府都提出过；但武汉政府是用劳动纪律来压迫工人。现在苏维埃是把劳动纪律建立在保护工人利益上。
第三、经济政策问题
根据过去的原则，铲除封建残余，满足群众的需要和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对于税收的问题应该加在资本家和剥削阶级身上，在没收方面现在只没收商人带封建剥削的部分。没收反革命及与反动统治有密切关系的财产，与群众所痛恨的高利贷。
不仅一般的保护中小商人，对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大商人也不没收。
中小商人的房子不没收，住房子要给租金，住大商人的房子也要给租，当然苏维埃政府是拥护减租的。
奖励工厂开工，政府不能办的企业可出租给私人经营，实行劳动法令。农村中借水磨子也要给代价和粮食，不能随便占用不给租。
富农可以加入合作社，并可以组织自己的合作社，苏维埃政府要领导工农组织工农合作社来和富农的合作社的操纵与高抬物价作斗争。
为要发展和奖励商业，苏维埃必须规定保护商人到各地贩货的办法，不能象过去一样不发路票不给予保护。
苏维埃政府反对高抬市价和破坏市场的投机行为，必要时可采取强迫收买的办法，但不能普遍的限制物价。
为了发展商业，必须奖励信用借贷，规定最高利率，借债(高利贷要禁止)不仅要还本而且要付利，要规定借债诉讼打官司的办法。
第四、关于苏维埃的选举方面
地主没有公民权，富农一般的也没有公民权。反对苏维埃及积极参加反动的富农没有公民权。倘若同情于苏维埃的，可以在苏维埃的选举大会上给予发言权，但无选举被选权，对积极参加抗日反蒋并执行苏维埃各决定的富农中的个别分子，还可以给予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分子发表拥护富农利益的意见时，不能用简单的驱逐方法，要由群众中发动斗争，来反对他们不正确的言论，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不是一般的用保卫局的手段。
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给予选举与被选举权。
在过去反动统治机关的下层人员，以至团保甲，这些人若果积极的反对苏维埃并反对抗日反蒋，就必须用专政的办法对付他们，要是他对于我们中立或取消极的态度，表示不再侵犯穷人的利益，不能简单的逮捕他们，应该在苏维埃革命法庭上控告他们过去损害穷人的罪恶，由法庭判决他们赔偿过去对穷人的损害。
富农以上的分子参加过反动的，可以要他们取保投诚——(穷人的担保条件)，在反动统治下做过事的，只要有穷人担保不反对苏维埃时，不能够简单因为他们是甲长就逮捕起来。杀尽地主富农团保甲的话，再不好说了。我们主要的镇压他们的反动头子，中立他们的一部分。
对乡村中的教书先生，医生阉猪阉牛的老手等分子，苏维埃一般的优待他们，按照其本人之阶级成分来规定是否分田与给予公民权，
对和尚端公道士，再不能随便驱逐他们，并应按照其阶级成分来决定是否分田。
乡村中嫁娶时，还依旧可以坐花轿，请酒，看病的先生还一样可以坐滑杆。
当然苏维埃政府是反对奴隶主的，解放一切不给与工资的劳役与等级。
苏维埃主张信教自由，不捣毁祠堂庙宇，对天主教基督教应当没收教会的房屋土地及财产。对信教的教民应用宣传教育的方式。
团丁和白色士兵及参加抗日反蒋的下级军官等可以分配田地，并采取优待他们的办法，对白军军官在苏区中的家属，如是地主当没收其田地，但是应该向他们的家属说：如果他们的男子能够抗日反蒋，还是可以回家。
以后再不能到群众家里乱翻乱抄了。请老百姓揹东西，要付工资。
以上是一般的运用策略的办法，一部分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另一部分是策略的改变。当然在目前苏区中粮食的缺少应采用：(一)捐助募捐的办法；(二)强迫收买的办法(但必须付与代价)；(三)用借贷及给把凭的办法。用这些手段的活泼应用来解决当前的困难。
第五、对红军中的办法
红军自然是工人雇工贫农中农才可加入。过去因为成分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总闹不清楚，今后应当如此：红军中个别的富农分子，倘若是经过相当时期工作表现好的可以不生研究，社会关系也是同样，要依据工作来决定，工作不好才生研究。
过去来参加红军的富农分子，我们简单的拒绝他们，并不好好的安置他们的另外相当的工作，今后应该纠正这一点。若果他有特长，可以介绍他到其他机关工作。
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来参加红军，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拒绝他们，必须用些办法介绍他们以其他工作。
这才是保证无产阶级对中间阶层的正确态度。过去对于白兵官兵有些成分不好的，我们总是当面生研究，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宣传他们抗日反蒋对其成分不好这点只须在脑筋中记忆着就是了，用不着当面生研究。在前线上应该大大宣传抗日反蒋，宣传抗日联军，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群众团体的问题
在苏维埃政权下，当然有各种的群众团体。这问题只要明白对富农的策略的意义，那就好了解了。我们是中立富农，不是联合富农。我们是联合中农，若果我们说联合富农，那就必然是中立地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富农当做是革命的基本群众，若如此就根本说不上土地革命，但是反对富农也是不对的，我们中立富农，这即是说，当雇工和富农斗争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无条件的站在雇工方面，而且我们要发动和组织雇工向富农作无情的斗争，但是这不是说用保卫局的路线而必须用群众的路线。
若果富农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当然是要用保卫局对付他。现在是民族革命中间，一部分的富农还可以来参加，如果革命发展到更高阶段，那富农必然要起来反对革命的。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中，我们还不能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当然，我们革命过程的发展，是必然要走上反对富农的阶段上来，但是这不是目前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的分清什么是联合，什么是中立，什么是反对，这问题的了解对明白每个群众团体的基本路线时是必须的。
一、关于工会
今后雇工会不应讨论什么家庭成分，但凡雇工都可以加入(出身富农的雇工同样，当然这样的例是很少的)，只要他们赞成工会章程，经常到会，服从决议，缴纳会费就行了。对手工业的工人，不管什么职业，都可以加入工会，并且可以组织自己的职业工会，老师不论曾带徒弟多少都可以加入。季侯工人也可以加入职业工会。小学教员店员等也可以组织工会。当然，当掌柜的，直接代表雇主利益的分子是不能加入工会的，因为他们是资本的附庸。
苏维埃的一般工作人员，要采用工资制度。
我们要大胆的把工会的门，广大开放起来，但同时要保障主要的产业工会成为工会运动的中坚。保证党的领导，在苏维埃中，不仅劳动委员会，一切部门都应有工会的代表参加在内，如此来确保苏维埃内无产阶级的领导实际。但是工会没有代表政权的权限。在工会中应该大大吸收非党工人来参加工作，参加领导机关，由工作中培养他们。
工会问题在目前执行党的新路线中，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二、贫农团
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是非常重要的。若果在新的策略方针中，不能团结和具体发动贫农的斗争，富农就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来把持并窃取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若果没有党的领导，那么，一切富农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操纵一切的。
雇工会和贫农团是共产党在乡村中的主要柱石。贫农团应该与乡村中的苏维埃取最密切的连系，贫农团的主席应该是苏维埃委员之一。
贫农团的工作的确立，是保证苏维埃政权不落在富农手里的主要保障。
联合对象看待，不晓得随时提防他们，而把他们当着基本力量之一，这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倾向，只知让步，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等等，这必须要给予坚决的打击，加强火力与之斗争。
所以我们为要执行新的策略路线，党就必须反对有害的右倾，才能顺利的反对主要的左倾。
现在党在组织上，需要大批的吸收党员，必须大大的扩大党，发展几十万至几百万的新党员。更多的吸收工人雇工入党，使成为党的骨干，加紧培养工农干部，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分。
过去在赤区雇工贫农入党比较容易，对于知识分子的入党非常困难，现在应当注意成分，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党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必须要吸收民族革命中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以其赞成党纲党章租党的主张，工作的积极作为入党的标准，革命的知识分子，接受党的党章党纲积极工作，是可以加入党，因此我提议，应当缩短党员的候补期。
在运用新的策略当中，党要注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大大的教育党员，养成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动性，应当发展党内的民主，多发展讨论，不要怕犯错误，要多采用教育说服的精神，必须着重思想上的斗争。党内斗争中不能简单采用一切简单化的办法，当然不好的现象是要斗争反对的，每一个党员必须明了共产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提高党员的自动工作，使他们好好的运用新的策略路线，这样才能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民族革命具体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现在党内可能发生的倾向是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不相信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另外一种，就是以为现在执行新的统一战线中，就没有艰苦的战争了，什么都好了，这两种倾向同样是要反对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白区党组织的薄弱，以及新的高潮中革命不平衡发展的依然存在。要战胜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统治，还是需要艰苦的较长期的斗争，我们要看清楚，现在时期的不同，我们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经过了悠久的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若果我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努力，扩大我们的宣传煽动，加强我们的组织力量，那么我们一定能胜利的执行新的策略路线。
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斗争力量去决定一切，不应当对统一战线发生任何的幻想，一切只靠我们的力量才能决定。
最后还要说的话，就是这一决议，还只是原则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必须了解共产国际是如何能精确的根据中国情况的转移来给予我们适切的指示。原则上是毫无疑义的完全正确的。
至于更完满的解释与更充实化，就全赖我们今后实际工作。每个同志不能以为这既是国际的指示就无需讨论。在讨论当中大家可以尽量发表意见。
国际指示的这一策略路线，现在二六军团和陕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
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第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如陕北的向志们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态度，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这并不是对反倾向斗争的让步，而是目前执行党的历史伟大任务中所必需的。
全党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党的新策略路线而战斗，才能争取抗日反蒋的胜利与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热烈的大鼓掌)
(原载《干部必读》，1936年2月10日出版)
①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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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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