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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张国焘印象记

筱 林

——现代人物印象记 　　筱 林 　　在黄埔，生活是很有秩序的，坐了六天办公厅，星期日就上省城去。但上省城去并不是玩，而是到农民协会去开会。每个星期日都是如此；早上八九点钟从学校动身，搭“紫洞艇”校船到广州，在天字码头军校驻省办事处前上了岸，就到农民协会，开会总要开到三四点钟。所以在别人，星期日可以休息娱乐，而我们，星期日更其忙碌辛苦了。一九二五年的冬天，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照例应该上省城去，但我因为身体不大好，想在学校里休息一天，所以托杨其纲去请假，但是碰了杨其纲一个钉子：  　　“今天非去不可”，他很坚定的说。“为什么呢?病了，难道不准请假吗”?“因为今天张国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非去听不可，你又没有什么大病，为什么不去?” 　　本来是想不去了，因为听说张国焘到了广州，去听听他的报告也好。因为在我的幼稚的意识，这些领袖的言论主张，就是真理，张国焘在我脑筋中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虽然还没有见过他，但在上海时，就听过许多关于他的那种英雄行为的传说——我知道他在北京骂过他的老子，打过他的老师，也曾被捉去坐过牢。坐牢，原是很光荣的事情，何况张国焘坐牢。被毒打得看见骨头而还不肯招半个字。这种革命英雄的故事，曾使我闻而神往，何况他现在又是一个领袖——他是国共两党的中央委员。因此，好奇心驱使我忍着头晕搭紫洞艇到省城去。 　　在农民协会开会，照例是穆青来做主席，他那白白胖胖的面孔，美男子的典型，穿着漂亮的洋装，白绸的领带飘飘然吹在肩上，那种翩翩的丰姿，不仅使年轻的女同志团集在他的周围，也能够使每个人对他生出好的印象。尤其是在莫斯科受过长期组织训练的那种手腕与态度，能使各种各样的人对他满意。“喂!同志们：我们开会啦”!他照例是用着那种“四川腔的北京调”谈话，而这种音调是很美丽的。大家肃静地坐着。我抬起沉重的头来看看主席台上，糟糕!我上了杨其纲的当了，主席台上只穆青和刘少奇两个人；张国焘在那里?我极力地向四座搜索，没有?这里都是我们的“武装同志”。可恶?杨其纲这家伙!我心里有点发火。 　　但是，杨其纲并没有骗我，穆青的报告说：“今天我们本来是请张国焘同志报告，现在国焘同志另外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去了，要等一刻才来，现在我们先请刘少奇同志报告最近全国职工运动的情形。”不管刘少奇的报告怎样动人，我简直没有去听，因为我的头沉重得抬不起来。 　　大概是过了一个钟头，刘少奇的报告完了，我才抬起头来看看主席台上，有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与穆青站在一起。他那种满面烟容的神气，与穆青那种健壮美丽的丰姿正是一个相反的对照。我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时候溜进来的，更没有联想到这就是张国焘，但穆青是这样介绍了： 　　“现在，我们请张国焘同志讲演。国焘同志，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这次中央特派他到广东来巡视，对于我们将有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大家静静地听着”。 　　这不啻在我身上打了一针吗啡，我兴奋地挺出了胸脯正襟危坐地听着。但我心里这样想，张国焘同志原来是这样一个家伙，活象上海法租界的燕子窝里替客人装烟的伙计，我想像中的张国焘完全不是这样。但那也不去管他，陈独秀不也象一个“老枪”，“人不可以貌取”，所以虽然出现我面前的张国焘，与我想象中的张国焘异样，但这丝毫没有损伤我对张国焘的敬意。 　　张国焘开始报告了。说话是这样慢吞吞的，这实在给了我一个不很良好的印象。仿佛记得一位“饱经世故”的朋友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说话慢吞吞，皮笑肉不动的人，必然是阴险的”。我想起了这句话，再看看张国焘那种“奸臣式”的嘴脸，那种慢吞吞的说话，顿时恍然大悟，“这是一个阴谋家”我心里这样想。但立刻，我又斥自己妄想之无稽。 　　报告的内容分几部分，从国际的形势说到国内形势，从全国的形势说到广东的形势，虽然也是说得很动人的，但我觉得不过是老生常谈。但我还倾听着。他报告到国共两党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听众是一个很大的兴奋，因为我们都是在这关系中生活着工作着斗争着的人，而他又是两党的中央委员，这次又是出席国民党的二次大会来的，必然有宏言谠论指示我们。可是我很失望，因为我所听到的，依然是些老生常谈。他谈到西山会议派，谈到戴季陶，然而我觉得他所谈的，实在很肤浅。西山会议派，戴季陶思想，是怎样发生的?将起怎样的作用?他不能科学地分析给我们听，他简直完全抹煞了戴季陶思想发生的物质根源，而归结到个人错误。他又谈到左派，而且淡得很久，我还生怕我今天精神不济，头晕，听不清楚，所以提起精神倾听着。对于左派问题，在当时简直是一个谜，张国焘之无能解答这个谜，这原是无足怪的。 　　张国焘报告了将近三个钟头，在天将要黑下来的时候才告结束，散了会，我在暮色苍茫中走出了东皋大道，坐手车到天字码头。在车上，我心里这样想：今天张国焘给了我什么呢?给了我一些老生常谈，此外就一无所有。 　　星期一，病已经好了，在图书馆翻了一本新青年，这里载着一篇张国焘翻译的“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看了目录，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鲍尔雪维克来替无政府党翻译宣言，无政府党与鲍尔雪维克不是对立的吗?把这篇宣言拿来读了一遍，宣言的前面有译者张国焘的附言，大意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纯洁与勇敢的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中国无政府主义往往与共产党“无理取闹”，所以他翻译这篇宣言，希望中国无政府党捐弃前嫌，与共产党合作。当时我看了这篇东西，对于张国焘引起了许多的反感。很明白的，如果站在鲍尔雪维克的立场上，张国焘对于无政府党所怀的“希望”是不正确的，对于任何敌人都怀着“希望”，这是张国焘的反动的小布尔乔的幻想。 　　张国焘这次来广州，逗留了将近一个月，在会场里会到过他三次，虽然他也没有给我特别坏的印象，但也不能从他身上找到好的印象。不过因为我和他没有直接谈过话，所以也不对他作肯定的批评。这是我一种直觉，我觉得他很有点象毛泽东。我这一种直觉，是由他身上所穿的长袍得来的。在广州，因为气候以及群众运动的关系，除了商界中人，穿长袍是很少的(商界中人，亦多短衣者)，CP中更绝无仅有；张国焘穿着长袍，很有点刺眼，因此我便联想到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也是穿长袍的。毛泽东面孔上有点烟容，张国焘也是如此，张国焘说话慢吞吞的，毛泽东也是一样。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我到了武汉，那时张国焘正在武汉做湖北区委书记，在武汉第一次看到张国焘，是在人民俱乐部的武汉活动分子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大会上。大会的会场是设在人民俱乐部的大剧场上，二千多个所谓武汉的活动分子，把这大剧场挤得满满的，外面由几十个工人纠察队守卫。张国焘是大会的主席，他在国际歌声中出现于主席台的时候，掌声四起，而他自己也顾盼自雄。一年不见，他胖了许多，而神气也不同了，但他说话还是那样慢吞吞的。在散会的时候，几十个武装纠察队拥护他出来，那种领袖的气概，真是不可一世! 　　七月间，我由河南回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曾在太平洋旅馆与他会晤了一次。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的直接会晤。我们在商量了工作问题之后，曾作了长时间的闲谈。他喝了很多啤酒，淡锋也很健，我问他对于武汉形势的估计，他摇摇头，很悲观地说： 　　“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容易驾驭，以致引起了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很严肃地说。 　　“退却到如何地步呢?是不是象X X X所提出的，停止民众运动，解散各民众团体呢”? 　　“民众运动当然不能停止，但不能不保守一点，以前也的确是过火了一点，如果要想和X X X合作，就不应该这样过火。至于民众团体，也不能解散，但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点”。 　　“那末这样说起来，我们在武汉的工作可以说完全失败了”。我这样幼稚地问。 　　“那也不是的，退却并不一定是失败，列宁同志说过的，我们不仅要善于进攻，而且要善于退却。有时表面上的退却反是实际上的进攻”。 　　“那末据你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 　　“在我看来是可能的，因为XXX不与我们合作，他们也没有路走，帝国主义也未必要他，南京与北京都瞧他们不起，所以我们固然需要他们合作，他们也不能离开我们。至多，他们一小部分想和我们分家，但大部分是不肯这样做的”。 　　这是张国焘的谈话，在当时也不觉得什么，但是七月事变不是很明显的证明了张国焘观察的错误吗?在这种地方，充分地暴露张国焘的政治能力的缺乏，他简直不能观察。在过去，他完全是依附于陈独秀，陈独秀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他虽然有点组织能力与煽动能力，但在应付一个政治问题上，他的能力太缺乏了。在这些地方，他比毛泽东还不如，毛泽东在那时已经看出武汉前途的绝望而主张“硬干”了。 　　七月中旬，我们先到九江，他是七月二十六日到九江的。二十八日那天，由我们派几个政治部的同事，护送他到南昌去，后来我也随即到了南昌。在所谓革命委员会，张国焘也是委员之一，而且他是所谓农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一路同到广东。两个多月的徒步行军，时常是在一起走。他的精神很萎顿，似乎表示他对于此行感觉不到兴味。我们时常一面走，一面杂谈各种问题。对于许多政治问题，我觉得他并不见得有何种独特的见解，换句话说，我实在不能在他身上发见一丝一毛的政治天才。 　　汕头失败以后，永远没有机会再会见这位故人了。 　　(原载《社会新闻》第7卷第26期)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