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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生涯

于吉楠编著

张国焘在武汉投降国民党后，蒋介石嘱咐特务头子戴笠照料一切。戴笠把张国焘安排在武昌一座小洋楼里，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 　　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迷途知返，才是反共的基本有效方法。唯缺乏资金，须由政府接济，但必须高度保密，否则非失败不可。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因为他对张国焘另有考虑。 　　不久，武汉失守，张国焘南下去桂林，以后又转赴重庆，直到抗战胜利。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正式加入了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出谋献策，训练特务，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这也就是蒋介石对张国焘作出的安排。 　　蒋介石和戴笠，对张国焘曾经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通过这只“带头羊”的阴谋破坏，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也是竭力为主子效劳。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在揭露军统内幕时写道： 　　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① 　　但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巩固和统一；张国焘叛变投降，遭到全党一致的唾弃，早已把他过去残留的影响，扫除得干干净净，张国焘的一切阴谋计划都不能实现。除了有一个叫作何畏的叛徒，单人独马投奔张国焘，同他一样当了国民党特务外，张国焘既拉不出来，也打不进去。例如，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以便向蒋介石去讨功，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搞不成。张国焘派人拿着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忙进入八路军防区活动，结果不但没有效果，连人也没有回来。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成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成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这种情况使戴笠十分恼火，他气急败坏地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张国焘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混了。沈醉生动地记述了张国焘的这种狼狈处境： 　　这时戴笠开始对张国焘冷淡起来了，原来交给他办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在办了两期以后停止，毕业的学生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一些策反站因毫无成绩，慢慢都撤销了。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令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次不知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张走出来时，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什么事又发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息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从那次以后，张很怕见戴。局里对张的一切优待，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的一辆专用汽车也取消了。……以后几年，张只是坐冷板凳和受气。根据和张一起工作过的秘书黄逸公和张国焘派去延安的沈之岳告诉我说：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② 　　对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蒋介石既要使用，又加以提防。他曾经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根据这种分析，戴笠提出军统使用叛徒有八个字的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军统内设有督察室防奸股就是专门监视军统内的中共叛徒的活动的。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他在“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就是戴笠派去专门监视张国焘的。 　　张国焘黔驴技穷，再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在蒋介石面前报不了账，于是又在陈独秀的身上打主意。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有关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有利的就采取，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是有力武器之一，比较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理论文章，分量要重得多。据军统特务高级官员文强透露，戴笠和胡宗南曾专程去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过陈独秀。他们去时带着一九三八年三月，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陶希圣、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张西曼、林庚等在《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启事的剪报材料，请陈独秀谈谈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在谈话中表示，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戴笠、胡宗南扫兴而归，张国焘这一阴谋策划又宣告失败。③ 　　不久，张国焘被中统特务头子朱家骅，聘任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然而，张国焘这具反共僵尸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地哀叹：“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为了抬高张国焘的身价，从一九四一年三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起，蒋介石让张国焘担任历届国民参政员。并且在一九四五年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给了张国焘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曾约张国焘谈话，让他草拟一个今后如何管制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张国焘连夜突击，写了一个万言书送上。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早已把此事置诸脑后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特务头子戴笠机毁人亡，军统特务组织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走熊式辉的门路，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他上任了几个月，就同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张国焘在这场争斗中败北，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这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粉碎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而且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扭转了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兴起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整个人民运动。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的反攻节节胜利，所到之处人民欢声雷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张国焘又出来为蒋介石卖命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张国焘用搜刮来的一百二十两黄金作本钱，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所谓“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孔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实则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社会舆论，为蒋帮出谋献策。 　　在《创进》周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积极为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帮腔，胡说这不是“内战”，而是“勘乱”，污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独裁政治无疑。”叫嚷“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根据这些理由，共党的暴乱是必须遏止的。”④ 　　当时，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东北地区全军覆没；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平津地区的敌人也陷入重围。《创进》周刊，仍然吹嘘国民党的力量如何强大，欺骗人民，胡说什么“中共军事力量虽日在进展中，但中共若想进行一次严重的阵地战，政府还是能够抵挡，而且还是能够胜利的。不管政府军队中有何种的弱点，但它至今尚未最终失去这个能力。”⑤ 　　有一篇题为《门神救国论》的文章，更把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比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鼓吹“只要有一个象曾国藩那样气魄与作法的人，出而号召，决定可以完成救国使命的。”叫嚷，谁能充当“现代的曾国藩”，“谁就是现代中国的救世主”。它把希望寄托在蒋经国的身上，吹捧说：“近来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新经济政策，有声有色，人人喝彩。”“现实环境正需要这类人，才能有所作为。”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起用蒋经国，则“勘乱建国的大业，依然可以胜任愉快的。”⑥ 　　除了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以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抗战胜利以后，由于蒋帮的反人民的压迫、剥削政策和内战政策，造成民生凋敝，军费开支庞大，财政赤字惊人，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物价就上涨了约五百万倍，法币贬低到只值原来的三千分之一。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宣布法币的崩溃，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张国焘立即接过这个题目，亲自写作并在《创进》周刊上发表了《金元券能否福国利民》的文章，吹捧“这不失为一个明智果敢的举动”，“等于从黑暗中发现了光明”。他颠倒黑白地把造成经济危机的罪责硬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说什么“经过八年抗战，现在又遭受着共党叛乱严重战祸，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自然是难以避免的灾害。”他还为蒋帮出谋划策，一是要求废除多年实行的“田赋征实”，改为“按新币值征收田赋”，叫嚷“目前正是与共党争农村的时候，这一改革，强过对共的十万大军”；二是要求“将一部分国营企业(即官僚资本)全部出卖或租让”，说什么“卖给中国人固然可以，卖给外国人，或者暂时租让给他们，也不会有甚么了不得的毛病。”⑦ 　　张国焘的吹捧和谋划，当然都不可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危机。金元券发行不到四个月，就贬值为原来的三十分之一，它的发行所带来的只是物价更加暴涨，通货更加膨胀，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彻底崩溃。 　　①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②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③ 文强：《戴笠其人》。 　　④⑤ 《创进》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⑥ 《创进》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五日)。 　　⑦ 《创进》第一卷第七期(一九四八年八月廿八日)。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