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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于吉楠编著

一九四八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主力，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一起到了台北。 　　在台北，张国焘曾打算继续出刊《创进》，但是，逃到台北的国民党当局，对此已无人理采。张国焘受到冷遇，难以棲身，遂于一九四九年冬，迁居香港。 　　张国焘化名“凯音”，同标榜第三势力的顾孟余等人组织所谓“民主战斗同盟”，创办《中国之声》杂志，自任社长。顾孟余原是国民党改组派的元老之一，当年，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以“改组派”的罪名，杀害了大批革命领导干部，而今他自己却同改组派元老结成真正的联盟，这是历史的讽刺。后来，因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张国焘辞去了社长的职务。 　　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的退出历史舞台。 　　一九六一年，张国焘同美国堪萨斯大学挂上了钩。他应约花了四年时间，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洋洋百万言之多。从一九六六年起，香港《明报月刊》以《我的回忆》为题，加以连载，并于一九七一年开始分三册陆续出版，大量印行，流传海外。 　　杨子烈在《我的回忆》开头，写了《张国焘先生的略历》一文，标榜“张先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真实历史”。其实，这篇《略历》本身，就不大“客观冷静”，也不那么“真实”。例如，她把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下，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张国焘，说成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把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第三个党员张国焘，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把一九三一年以后，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错误，说成是“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行动，说成是“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把一九三八年，张国焘蓄意叛变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的可耻行径，说成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离开延安”。特别是对张国焘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北京被捕、出卖党组织和一九三八年后充当军统特务的罪行，更是只字不提，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张国焘在这部冗长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大量历史事实，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但是，只要仔细辨别真伪，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当他讲到曾经对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工作的时候，往往吹嘘和夸大自己的作用，当他讲到自己犯错误、搞阴谋的历史时，往往采取诡辩的手法，甚至颠倒黑白地歪曲和篡改历史，特别是在他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这个问题上，更是极尽歪曲、篡改之能事，把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美化为“正确的路线”，反诬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退却逃跑主义”。这说明，直到晚年，张国焘仍然是一个大不老实的人。 　　《我的回忆》对于那些关心中国问题，但又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可能起到一时的宣传作用。但是，历史终究是不以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岂能任意歪曲和篡改?现在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有关见证人的材料俱在，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揭穿张国焘的谎言。 　　《我的回忆》的出版，从同病相怜的王明那里得到了共鸣。这个俄国人长期豢养的走狗，以更加恶毒的语言和更加卑鄙的手法，撰写回忆录，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王明曾经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派人去香港活动，邀张国焘去莫斯科，“共商大计”。但是，张国焘出于种种考虑，始终未敢成行，其详细内幕，不得而知。 　　张国焘从出版《我的回忆》这宗热门生意中，捞取了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收入，成了他这个时期生活的主要来源。当这笔钱消耗净尽的时候，他在经济生活方面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一九六八年，张国焘和杨子烈离开香港，经美国，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几年以后不得不双双住进加拿大政府举办的免费养老院。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突然中风，右手右脚瘫痪，进入官办的免费的老人病院，同一个外国人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厮混年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多伦多连日大雪纷飞，天气寒冷，老人病院里暖气时断时续。三日凌晨，终日睡在窄狭病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毯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也无人理会，冻得大吐大呕，昏迷不省，待医生发现时，早已气绝。 　　张国焘在晚年，仍然不断地攻击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被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称为“反共强人”。 　　张国焘写了《我的回忆》企图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但是，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自有评说。马克思深刻指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①历史早已对张国焘，作出了最后判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0页。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