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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忘私 风范长存——纪念杨明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武伯纶

当杨明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他那种无私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思想作风，平等待人、喜爱和青年人交往、毫无官僚架子的态度，清晰如昨，感人至深。 　　我清晰地记得，在西安事变期间，有一次在革命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杨明轩同志作为大会主席慷慨陈词，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李敷仁等许多爱国人士也都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次大会，群情激奋，使西安抗日救国的气氛空前高涨。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推动各阶层的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对知识界的震动更大。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推动下，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杨明轩同志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由于他在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被推选为教盟的主席，当时的省教育厅长李寿亭为副主席，教育厅科长张耀斗、我和西安第一中学教员卫泰若负责组织、宣传和经济工作，何寓础为中共党组书记(不公开)。教盟的整个活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关于教盟的主要工作任务，在何寓础、余达夫等主持下，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方法》，其中提出了对现行学校课程进行改革，增加和抗战有关等内容。杨明轩同志亲自担任了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职务，聘请的教员和所内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救国的人。我的那本《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就是那时作为教材编成的。教盟的经费没有来源，杨明轩同志和李寿亭商量，利用省教育厅在银行的存款利息(约近千元左右)，作为活动经费，并出版了《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方法》，指导各地各校的教学工作。 　　一九四五年，西安民众教育馆(地址在马坊门)的馆长王彩若(又名王文光)，深知李敷仁在抗战期间曾办过《老百姓》报，周围团结有一批得力的人，报纸办得很受群众欢迎。王彩若不学无术，为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竭力邀请李敷仁去民教馆办《民众导报》。一些朋友知道后，都不赞成李敷仁去民教馆；但当李请教杨明轩同志时，他审时度势，认为可以去，并指示李敷仁，把《民众导报》办成象《老百姓》报一样受群众欢迎的刊物。 　　一九四六年初，《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一位编辑来找我，说他们报社有很多进步的朋友，都希望我去他们那儿工作，我去找杨明轩同志商量。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说，“这个报纸有很多进步的同志在办，那里人才济济，你就不要去了。我估计这个报办不久了，可能已被查封，那样你以后就难工作了。”接着他又指示我设法在国民党省教育厅的编审室呆下去。不出杨明轩同志所料，《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被查封了，而我因按杨明轩同志的指示隐身在省教育厅编审室，仍得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许多进步的朋友劝阻李敷仁去西安民众教育馆的时候，杨明轩同志则主张敷仁去；当许多进步的朋友邀我去《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工作时，杨明轩同志却指示我不要去，这两件事情，充分说明了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很高的斗争艺术。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李敷仁被特务绑架，当天我从王彩若的口中得知此事，就赶忙去找杨明轩同志报告。这时他已从赵寿山家搬住红十字会医院他女婿刘印初家。第一次他看见和我并行的还有一人(其实是无意并行的)他不认识遂未露面；第二次我又去见面，向他报告了情况，他让我赶快打听李敷仁被绑架后的情况，并通知李的家属。当时敷仁的女儿李荷力在西安女中读书，我把她找来，告诉了她父亲遇害之事，要她回家去看看情况，并赶快来西安告诉我。过了一两天，荷力来西安向我说，她父亲受了重伤，已转移到邻居家，几个特务到她家搜寻不得而匆匆离去。又过了几天，杨明轩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说：“李敷仁的事有人专管，你就不要再操心了。”他这样说，既是为了我的安全，同时也给我透露了好的信息。不久，就听到敷仁已到了延安，并担任了延安大学校长。朋友们都十分高兴。 　　杨明轩同志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创建人之一。一九四二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部就派人来西安和杜斌丞、杨明轩等人取得联系，酝酿建立组织，一九四六年二月正式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当时，公推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杨明轩为组织部长。开会的地方多在赵寿山和韩望尘家，有时也在通济坊刘剑涛家，以在赵家开会次数为最多。杨明轩住在赵家东偏院，我们去赵家时都是由前门进，后门出，所以开会次数虽多，并未引起特务的注意。 　　民盟西北组织有其显明的特点。首先是一些主要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没有既不满意国民党，也不满意共产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杨明轩负责组织工作，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怕不合适，杜斌丞却坚决地说，正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才叫他负责民盟的组织工作。其次，从一开始就注意了青年工作，在盟内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由李敷仁、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和我等五人组成的小组具体负责，这个组织的人员最多时发展到七八百人，多是大专、中学生。我们的活动，在盟内只有杜斌丞、杨明轩知道，杨明轩直接领导我们开展活动。第三，教育界的盟员多，这和杨明轩曾作过省教育厅长有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教育界有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有些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脱党了，但在抗日和反蒋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些人大都先后参加了民盟的组织。 　　暗杀李敷仁，既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表现，也使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险恶阴谋毕露。不久，杨明轩同志告诉我，他也是特务注意的对象，得赶快离开西安。我请示我该怎么办，他说：“你还是戴上教育厅的牌牌，以公务员的身份尽量在西安教育界呆下去。”杨明轩同志行前，为了避免敌特注意，我没有送行。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去延安冒了很大危险，也颇有戏剧性。他一上火车，就有一个似乎认识的户县籍特务盯上了梢，还凑上去和他谈话，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装聋卖哑地胡乱应付，负责护送的韩夏存同志急忙走上前去，说：“我爸是个聋子，你有啥话对我说。”边说边把几块银元塞到特务的手中，“咱们在外边跑的人，要多交几个朋友”。特务拿了钱，吱唔了几句就走了。 　　杨明轩同志到延安后，就和先后到达延安的民盟组织的负责同志李敷仁、苏资琛、张锋伯等人取得联系，并在延安光复后召开会议，成立了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他还从延安托人给我捎来了信，恳切地说，现在曙光在前，但也要预防狗急跳墙，不要多出头露面，不要多在群众中活动，要联系几个点，不要使民盟在群众中断了线。我根据他的指示，在西安和郑竹逸、张光远，在临潼和杜松寿、孙逊山，在三原和冯一航、冯树梅等保持着联系。 　　杨明轩同志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解放前他当过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先后作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无论在哪里，他都没有给自己买过一砖一瓦。在西安，他都是住在友人家的偏房或厢房内。在北京，他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里，没有一件豪华家具，墙壁上没有一幅名人字画。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亲属谋求过什么好处，但对一些老朋友及其后代却百般照顾。 　　杨明轩同志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记得有位姓罗的，曾是共进社社员，但自当了高中校长以后，大量贪污学校经费，声名狼藉，人们叫他“吸血鬼”。一次此人在群众会上遇见杨明轩同志，笑呵呵地走上前要同杨老握手，杨老用鄙弃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拂袖而去，使得那人十分尴尬。 　　杨明轩同志很重视政治学习，组织观念极强。记得一九五○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同志在一次会上，指示全体干部必须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序言和第十八条写出来，贴在自己的办公室，作为座有铭；后来彭德怀主席在另一次大会上问到会的干部是否执行了，一时会场悄然无声，只有杨明轩同志回答说：“彭总，我没有把它写出来贴在办公室，但是我已记在心里了。”接着，他把共同纲领的序言和第十八条全文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彭德怀同志高兴地说：“杨明轩同志虽然说他没有写出来贴在办公室，但他背得这么熟，是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 　　杨明轩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高尚的人品，朴实的作风，献身的精神，以及对革命事业的重大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