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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远逝的岁月——习仲勋革命生涯活动旧址巡礼

贾巨川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革命老区，尽管时令已是初夏季节，这里却涌动着西部大开发的春潮。 　　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或驱车驰骋于开阔国道；或徒步穿行于乡间小径；或攀越上山头崖畔，极目远眺；时而驻足于一孔土窑或旧屋前凝神沉思…… 　　她就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山投身革命，又在延安战斗生活了近10年的老八路齐心同志。 　　齐心和这块土地有着更深的感情，还因为她是与陕甘宁苏区重要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携手走过50多年风雨历程的革命伴侣。她此次回访革命老区，考察革命旧址，是在习仲勋的鼓励和支持下成行的。 　　那是充满憧憬和理想，闪烁着青春火花的岁月。一位农民的儿子从黄土地上走来，开始了为自己的民族繁荣和强大70余年的不懈奋斗。 　　齐心大姐一行到富平县的当天，暖暖的夏风伴随着丝丝细雨，淅淅沥沥地洒落大地，拂去了飞扬的尘埃。早已闻知消息的父老乡亲，自发地簇拥在村口路旁，等候着亲人回家。 　　车子向南驶出县城15华里，在淡村乡中合村习仲勋旧居前停下。1913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习仲勋就出生在这所地处石川河中游南岸的农舍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的烽火曾在这一地区熊熊燃烧。 　　习仲勋的童年，是在辛亥革命后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度过的。此间，发生在当地的蒲城学潮、胡景翼活捉陆儿子(即当时陕西督军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张义安三原起义以及附近的著名革命人物诸如于右任、井勿慕、胡景翼、张义安、杨虎城的奋斗精神，在他纯净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给他以重要的人生启迪。他憎恨黑暗、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个性从幼时就开始形成。 　　七岁的习仲勋从上小学起，就表现出聪颖的天资和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他能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背得滚瓜烂熟。他又长于组织游戏，村子西边的涝池旁、打麦场，常常是小朋友们展示天性、嬉戏对阵的地方，那时，小伙伴们亲昵地称他为玩耍打仗的“习司令”。 　　1926年春，习仲勋以优异成绩考入立诚学校(现名为立诚中学)高小部上学，翌年又转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听说齐心大姐携子女和工作人员代表习仲勋回访母校时，表现了真挚欢迎的情感。 　　立诚中学图书楼前挂出了一幅“八秩母校，喜迎亲人”横标，道出了栉风沐雨快一个世纪的古老校园，对远方学子的思念和关爱。 　　习仲勋进入立诚上学之时，该校已由鼓吹民主主义思想的阵地发展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富平县早期组织先后在这里建立。1926年3月，刚刚入学不久的习仲勋即加入进步学生组织——立诚青年社；5月，由宋文梅、武之缜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习仲勋还不足13岁。 　　习仲勋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仍十分感念自己的老师、时任共青团特支书记的严木三先生。他说：严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和进步报刊的重要观点，自己先背下来，然后在课堂内外给学生复述和讲解，同时介绍一些重要书刊文章让大家阅读，进而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加入党团组织。 　　在立诚学校，习仲勋受党团组织的指派，以鸡毛传帖形式散发革命传单，上街宣传演讲，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清算出庄里镇恶霸张积德400大洋贪污赃款，砸碎了其宅第悬挂的“名重梓里”金字匾，参加了由学生党员组织发动的清算学校账目、驱逐校长的学潮…… 　　立诚学校革命风潮的兴起，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仇视。严木三先生被解聘，学生中的党团骨干陆续离校。习仲勋转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齐心大姐一行驱车来到三原县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旧址。省立第三师范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进步学生，把许多新鲜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习仲勋曾参加的“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组织，就是由这里发起并辐射到周边地区的。1926年3月，第三师范学生为开展纪念巴黎公社运动，爆发了一场长达四个多月轰动渭北的学潮。同时，共青团三原地委在这里成立，习仲勋曾回忆道：1928年1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团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文梅。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我们进行了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多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然而，习仲勋的师范生活是短暂的，正是在这所院内，一场厄运骤然降临于这位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身上。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特别指示三原县委“应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三原县委即决定由“三师”党团组织以非常手段对付校当局。宋文梅、习仲勋等共青团员参与制定并决定由另一同学执行毒杀方案，结果计划暴露，行动未果。国民党三原县军警在事发后第三日晨将习仲勋、李彦仓等九名学生和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逮捕，两月后转入西安军事裁判所。 　　年仅14岁的习仲勋没有丝毫的怯懦和屈服，和其他同学一道在狱中进行了机智的斗争。他们阅读党组织送进狱中的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读物，互相鼓励要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还组织了旨在改善伙食的绝食斗争。习仲勋对党的忠诚和突出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重视。一天，武廷俊单独同习仲勋谈话，郑重地介绍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特别说明，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两个月之后，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过问下，习仲勋等得以无罪获释。 　　那是风雨如晦，举步维艰的岁月，无论屡遭强敌“围剿”，还是党内“左”、右倾错误干扰。苏维埃的种子在中国西部的陕甘高原生根发芽…… 　　距习仲勋家乡西北20多里地，是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以此为中心方圆约750平方公里的区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时称渭北苏区。在武字区的甘涝池村外有一烈士陵园，园内长眠着一位被习仲勋称为“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的共产党人，他叫黄子文。 　　齐心大姐一行专程来到烈士墓前，代表习仲勋为烈士扫墓和敬献花圈，并在纪念碑前肃立默哀。 　　早在大革命时期，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淳化五县交界的渭北一带，就是陕西农民运动的活跃地区。1926年11月，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中共党员乔国祯就开始在这里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区、村农民协会和自卫队武装组织。 　　渭北苏区的革命斗争曾此起彼伏，几经曲折。 　　在渭北革命斗争高涨形势到来之际，习仲勋带领刘志丹留在照金地区的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在此之前，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驻扎长武、凤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达两年之久，1932年5月于甘肃省两当县组织发动兵暴，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后因遭强敌围攻，兵暴归于失败。 　　习仲勋带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程国玺任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经常驻扎于甘涝池村，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10月，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先后成立。习仲勋担任团渭北特委委员。 　　渭北苏区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对国民党陕西当局造成威胁。他们举起了屠刀，要扼杀苏区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同时，党内“左”的路线的推行，也给渭北苏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一场只凭狂热和激情而完全脱离斗争实际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连续三日大游行，招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 　　11月6日，武字区召开万人大会，习仲勋受命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带情绪高涨的群众游行队伍南行20余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返回武字区。纪念会到第三天，又举行了化装新剧、游艺会表演、散发标语传单等项活动，苏区人民完全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 　　就在此时，国民党驻军同附近6县民团纠合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连续4次对苏区进行武装“清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50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死于反动武装的屠刀之下；习仲勋秘密潜回富平西部地区继续开展地下斗争。 　　在白色恐怖下，渭北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恢复根据地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中旬，中共渭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同时担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翌年8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陕西第一块苏维埃区域的革命烽火暂时熄灭了。 　　习仲勋曾对这块根据地的创立和失败有过一段至理名言：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中，可以看出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地处平原，四面都受敌人的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策略，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在瞻仰黄子文烈士陵园时，齐心大姐告诉随行人员：仲勋同志对黄子文夫妇怀有很深的感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渭北苏区时间不长，但对开创这块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早在1928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应当被承认。 　　那是在挫折中崛起、在失败中奋进的岁月，由照金伸向前方的道路悠远而漫长…… 　　到了陕甘革命老区，一定要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之一照金看一看。 　　这里的确是一块红色的沃土。 　　1933年初，当习仲勋同渭北苏区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敌人围剿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都留下了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战士的足迹。 　　——杨柳坪、金刚庙，是照金镇以西两个相隔10里的小村落。1932年秋，习仲勋在暴动失败后，几经辗转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在这里先后同谢子长、刘志丹会面，并聆听他们的教诲。 　　在杨柳坪，谢子长对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这里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几天后，习仲勋又在金刚庙会见了仰慕已久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出比自己小十多岁的习仲勋因兵暴失败而心情沉闷时，便紧紧拉住习仲勋的手，热情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不久，刘、谢带陕甘游击队向南出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刘志丹临行前特意将所部第二大队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指示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谢子长庄重地交待说：你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队伍走了，你可能会遇上大的困难。只要政策对，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陕甘游击队离开后，特务队内部出现叛徒，形势发生逆转。但习仲勋没有辜负刘、谢的期望，他亲任特务队指导员，几经周折，将这支武装带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土儿梁，1933年3月上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这里宣布正式成立。刚刚离开渭北苏区，转道西安接受省委指示来到这里的习仲勋出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不久又担任陕甘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4月5日，特委在这里召开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他一村一村地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开始了创建、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 　　——陈家坡，是位于薛家寨东南不到10里地的一个小山庄。5月底的一天，习仲勋带政治保卫队20余人到北梁村开会并驮运粮草途经陈家坡时，遭埋伏在坡顶的国民党民团的突然袭击，习仲勋腰部负重伤。后被当地群众用担架抬回薛家寨，疗养达一月多才逐渐痊愈。 　　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习仲勋和特委书记秦武山主持召开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议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方针，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等武装力量。 　　——薛家寨，一个因有薛刚反唐的传说得名而在陕甘革命老区为群众耳熟能详又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光荣山寨。 　　习仲勋随党政机关进驻薛家寨后，即动员群众加固了前后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同时整修岩洞，改造山寨，储存粮食物资。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形成了一个防守严密、补给及时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就是在这座山寨，习仲勋迎来了在杨虎城部任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率部起义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也是在这座山寨，习仲勋迎来了在杜衡“左”的错误主张下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而历经磨难，辗转回到照金的红二团主要领导刘志丹和王世泰。 　　当根据地军民奋勇抗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之时，蒋介石恼羞成怒，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因红军主力出击外线，习仲勋等率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拿起武器，投入战斗。9月，在保卫薛家寨的第一次战斗中，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率队追击溃敌时，中敌埋伏。习仲勋为失去了一位智勇兼备的指挥员感到悲痛和惋惜。 　　10月15日，在国民党军炮火轰击下，敌特务团100余人利用夜色偷袭薛家寨。边区党政军领导在腹背受敌情况下，果断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习仲勋根据特委决定，暂时隐蔽附近农村群众家中，以待时机。 　　薛家寨遂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然而照金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以不同的形式，与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齐心大姐一行离开照金时，灿烂的太阳已经西斜，回望渐渐远离视线的照金，恋恋不舍的心绪油然而生。 　　那是喜悦与苦难备尝，光明与阴霾相随的岁月，当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之际，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南梁，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又一个红星闪耀的地方。 　　为了瞻仰心仪已久、古老而神奇的南梁老区，齐心大姐一行沿着当年红军将士的足迹，驱车向千里以外的陇东地区进发。与昔日不同的是，车轮下已是宽阔的国道或等级公路，从华池县城到南梁也由当初的“晴天扬灰，雨天水泥”路变成了通畅的柏油大道。车子翻过老爷岭就到了当年苏维埃的疆域。 　　南梁地区，是指以葫芦河为发源地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锦庙川、二将川等7个支流川道，方圆百余里的广大山区，位于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 　　人们不会忘记，67年前这里曾演绎了一场弱小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黑暗统治殊死的武装抗争。 　　包家寨会议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于11月8日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旋进入南梁地区作战。翌年1月，分别以南梁和照金为中心的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相继组成。春节前夕，大病初愈的习仲勋到达二将川，受到了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遂担任中共队委书记，兼任义勇军指导员。 　　他们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健全了这一带的农民武装组织，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陕甘边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陕甘边境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恢复了新的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还不满2l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齐心大姐在地方同志的引导下，沿着一条较为陡峭的坡道，登上了荔园堡——当年边区军民举行集会和重要活动的场所。 　　荔园堡，是地处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一个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堡子四周筑有寨墙，内有一个古庙宇群。庙宇群对面是一座旧式戏台。戏台与庙宇之间是一块宽大的开阔的场地。现在，这里已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入堡子城门，陈云同志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7个大字镶嵌于门的左侧，再朝内走便是高高耸立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塔和群雕。 　　1934年11月1日，经过自下而上民主选举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的老爷庙大殿正式召开。习仲勋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参加审议并表决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11月7日，初冬的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气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戏台前的大场内隆重举行。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周围群众共四五千人同大会代表一起参加了大会。 　　习仲勋就是在这座古戏台上双手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并以铿锵高昂的声音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短短时间内，习仲勋主持制定并以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项工作作出明确规定。政府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了秩序，发展了生产，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这些年轻的苏维埃领导者对政权建设的探索、创造和实践，处处表现了新生事物的生机和活力。 　　边区政府成立后，刘志丹更是身体力行，支持政府工作。边区军政干校成立时先设在荔园堡。一次，兼任红军军政干校政委的习仲勋路过这里，刘志丹正在指挥学员操课，当他看到习仲勋到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敬军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面对自己敬重的群众领袖和师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他说：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此事当时在边区成为佳话，流传至今。 　　早在1934年2月，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便开始向南梁苏区发动“围剿”。刘志丹等指挥以第三路游击指挥部钳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转入外线歼敌作战，习仲勋留守南梁坚持后方斗争，迟滞敌军行动。5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一个骑兵营和保安队窜入豹子川一线，对荔园堡、寨子湾形成合围之势。习仲勋临机指挥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撤至二将川，同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退入深山密林隐蔽。敌军进入南梁后，疯狂烧杀抢掠，仅在阎家洼子等地就枪杀、活埋苏维埃干部、党员和群众42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阎家洼子惨案”。10至11月，国民党军又兵分六路，再次向南梁苏区推进。敌两次“围剿”，皆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连连取胜和根据地游击队的顽强抗击下败退，“清剿”计划遂告破产。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苏区党政军组织活动。习仲勋任西北工委委员。 　　为了踏访陕甘边区首脑机关的最后一处驻地，齐心大姐一行乘坐的中巴车在赴延安途中驶离210国道，沿洛河川西上。山谷岭梁裸露着黄褐色的身肢，少了青山、树木、绿草，稀薄的小麦随风摇曳。车轮下扬起滚滚尘土、沙粒、叶片，车子在坎坷不平的土道上颠簸行进了三个小时，才到了目的地。地方同志说，今年这一带出现了少有的干旱，甘泉县更“干”呀! 　　洛河川下寺湾，曾发生了西北革命史上悲惨的一幕。 　　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移驻洛河川之时，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指挥下，取得陕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成为后来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了阴霾。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所不同的是这次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迷雾蒙蒙的日子。在刘志丹等人已被逮捕之后，习仲勋被人叫到离下寺湾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当他刚一走进红十五军团部，即被扣押。所列罪状是：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习仲勋先被关押于下寺湾的王家坪，后被送到瓦窑堡关押于“汇川通”旧商号内。习仲勋曾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我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也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舞着鞭子、大刀，见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刘景范等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全部被关押，原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妇委会主任张景文、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名优秀干部，在洛河川的下寺湾等地惨遭杀害。西北苏区，这个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 　　“千里雷声万里闪，党中央来了晴了天。”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得知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即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人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00多人，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满天乌云风吹散，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 　　习仲勋获释后，即进入设立在瓦窑堡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12月7日，他参加了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齐心大姐一行离开下寺湾时，夜幕开始降临。此时，人们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脚下的土地掩埋着多少先烈的忠骨，空旷的荒野上还游荡着数百个不安的冤魂。 　　那是天连烽火，地走龙蛇的抗战岁月，陕甘宁边区的南北大门筑起了一道道铁壁铜墙。 　　习仲勋曾经说过，他一生曾两次受党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下关中，镇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在42年后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共和国南大门的领导重任。 　　1936年1月，中共关中特委在原陕甘边南区区委基础上成立。习仲勋奉命到关中特区任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临行前周恩来副主席殷切叮嘱说：你去关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习仲勋带十余人连续在羊肠小道和梢林中穿行，先后绕过数十道国民党封锁线，才到达南邑村。然而，关中地区的斗争形势却更加严峻了。 　　4月，国民党东北军以11个师的兵力，在飞机配合轰炸下，分3路向关中特区发动“围剿”，关中特区党政军领导率大部分武装撤回瓦窑堡。习仲勋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仍坚持游击战争。5月，中央决定他到新区工作。6月1日左路军红一军团攻占曲子，中共曲环工委成文，习仲勋任书记。4日攻占环县，5日攻占洪德城，习仲勋随军到洪德，就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至8月中旬，又奉命回到党中央驻地保安。 　　习仲勋在曲子、环县工作时间不长，但是，齐心大姐到这里却是60年后旧地重游。齐心瞻仰了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参观了陕甘宁省委旧址河连湾，又在积水泥泞的土道上驱车百余里，在曲子镇的巷道里走了许久。 　　那是1941年10月的事情，不满18岁的齐心参加了中央党校征粮工作团，来到曲子县参加征粮工作。她先在马岭区，因为任务完成得好，又去支援天子区。征粮任务完成之后，在庆阳专署进行了总结，她又随总团到合水县，被分到西华池进行扫尾工作。隔道沟就是国统区，情况比较复杂。大姐笑着说，那时还不知道习仲勋同志。 　　齐心大姐一行在志丹(原保安)县还特意瞻仰了张闻天旧居，因为习仲勋第二次赴关中出任特委书记，是当时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自己住的窑洞里亲自谈话的。张闻天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 　　1936年10月初，习仲勋带原在陕甘边苏区工作的郭炳坤、张策等十余人，经过数日长途跋涉，到达关中，在旬邑县的七界石与留守关中的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张凤歧会面。中旬，习仲勋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四项决定：整理与扩大游击队，并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行动原则；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组织生活；恢复县苏维埃政权，在敌后开辟新苏区。同时，成立了关中游击队指挥部，习仲勋兼任政委。至西安事变前后，关中苏区全部恢复，游击队进一步发展壮大，秘密政权机构也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公开对外活动。 　　1937年5月，习仲勋作为关中特区代表之一，出席了陕甘宁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执委。此前，他已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并随关中党政军机关移驻新正县马家堡(今属陕西省旬邑县)，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 　　10月，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将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并选举成立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分委书记。 　　齐心大姐一行在马家堡村外下车，步行于这个兼具关中农村和陇东山乡风情的巷道之中。 　　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以东20公里处，村子东北两面建有土城墙，筑有城门。当时堡子以东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两村之间仅一里之隔，且时常有人员往来，双方相安无事。习仲勋曾回忆说：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做的。 　　但是，随着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阶级矛盾的一面迅速尖锐起来。 　　1939年5月25日，国民党旬邑县县长指挥保安队制造借口，突然开枪打死八路军荣校残疾人员10人，顽军占据旬邑县城后又将荣校17名重残人员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旬邑惨案”。后又在关中地区制造了“职田事件”、“淳化事件”等，据粗略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顽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多达64次。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被迫退出马家堡迁至阳坡头，一年后又迁至马栏，足见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面临的严峻形势。 　　1939年5月，为加强对反磨擦斗争的统一领导，习仲勋兼关中分区专员，担负起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任。他明确提出反磨擦斗争的总策略是：一方面发动全关中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深入战争动员，提高群众保卫关中分区的热忱；另一方面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及罪恶行为，以便孤立与打击之，完成保卫关中的总任务。 　　在坚持以政治进攻为主的自卫原则下，关中分区部队还进行了井村、马栏、底庙战斗，以坚决的军事斗争打击顽固派。仅1940年9月27日晚，关中分区部队将驻底庙顽军消灭，计毙敌10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48名，缴步枪67支，子弹3200发，手榴弹200枚，并将该区全部收复。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近六年时间，他以很大精力争取、团结了一批进步民主人士，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促进了分区的稳定和发展。习仲勋曾回忆说：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和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都根据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书面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地主武装反对我们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特别注意加强党政机关和部队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1940年4月3日，在分委机关撤离马家堡之时，他专门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其爱民如父母、拳拳之心、赤子之情流于笔端。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我们也阻止不了，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在关中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1937年春，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在关中特委检查工作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赞誉说：“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 　　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高度评价了习仲勋在守卫边区南大门六年中所做出的贡献。 　　1942年7月，习仲勋奉调任西北党校校长，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齐心大姐是下午在瓦窑堡参观完党中央、毛泽东驻地等革命旧址后，才由子长县起程赴绥德的。40年代，她在绥德生活、学习、工作好几年。也是在这里，她同习仲勋相知相爱，结为终身伴侣。 　　绥德，原名“绥德州”，素有“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之称。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地区，但它又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受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时间较长，政治情况较为复杂。党中央调习仲勋到绥德地委主持工作，毛泽东亲自同他谈话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习仲勋到绥德时正是春寒料峭时节。由于国民党实行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边区开展了全民大生产运动。习仲勋下车伊始，就带领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及梅行、张力等人参加的调查组，到沙滩坪区一乡的行政村郝家桥进行调查。 　　郝家桥是习仲勋蹲点树立的典型村，也是齐心同志深入基层锻炼和工作过的地方。 　　在去郝家桥的路上，车子颠簸得人前俯后仰，但齐心大姐一直深情地望着窗外，她说：1944年秋，我被派到沙滩坪第一乡政府当文书，乡政府就设在郝家桥。这些年我常常梦里也回郝家桥。 　　齐心大姐一下车，就被热情而纯朴的村民围了起来。大姐一连问了当年许多积极分子：刘家渠的刘纯厚、侯家坪的侯景华、郝杏儿，庙沟的郝思锐、郝思盛、王正芬。当乡亲告诉她说，这些人多已不在世时，大姐顿时黯然伤神。 　　离开郝家桥，齐心大姐一行又来到“绥德师范”和原绥德地委旧址“九贞观”。 　　1943年4月，齐心大姐作为带队人，同一批青年同志从延安大学中学部到绥德地区的“绥师”、“米中”，以学生的身份开展工作，并任秋三四级党支部书记。齐心大姐说：当时的女生宿舍就设在雕山书院内，门窗是尖顶矩形的，很讲究、别致，充满清雅、严谨的书卷气息。她对当年在绥德的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和学习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44年4月28日，一个普通星期六的上午，在“九贞观”绥德地委后院里，习仲勋和齐心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婚礼。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的何长工，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和地委、专署的负责同志，都莅临婚礼，表示祝贺。 　　习仲勋在主持绥德地委工作期间，正逢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以至逼供信、假坦白之风也在绥德蔓延开来。习仲勋由疑虑到抵制，保护了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和干部。他还致电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同时，还果断为一些“坦白”了的“失足者”甄别平反，恢复了名誉。 　　那是光明与黑暗较量的最后岁月。古老、贫瘠、荒漠的西北大地迎来了东方喷薄，曙光初照。 　　爷台山，因为抗战胜利前发生过一次重要战斗而记入史册，这里也是齐心大姐一行要去的另一个地方。 　　爷台山位于淳化县东部，是原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前哨阵地。为了减少行程，早8时，车子从耀县县城驶出，向西北方向进发，到了白瓜镇，因为山道弯弯，坡势极陡，只好换乘吉普车在深山中穿行，一个多小时后，才爬上了这座海拔1300米高的山顶。 　　那次战斗发生在194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挑动内战，先后以3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我关中分区部队在坚守7昼夜后，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国民党军旋即占据关中分区宽100里、纵深20多里地域。为了阻击国民党军之疯狂进攻，收复失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并特别选调曾长期在关中分区任职、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习仲勋接命令后星夜兼程赶赴设立于马栏的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作战。在参战部队集结于马栏后，旋即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会。张宗逊、习仲勋要求各部队正确理解我军作战意图和战术原则，密切协同，隐蔽歼敌，灵活机动，速战速决。 　　8月7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张、习首长随临时指挥部进至距爷台山仅20里的凤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挥。8月8日黄昏，部队进入出发阵地待命，23时反击战总攻开始。敌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次日4时，张、习命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至下午2时，作战部队全歼守敌后，又追击残敌，于10日胜利结束战斗，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守敌五个连又一个营部，毙俘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武器弹药大批。 　　爷台山反击战是习仲勋革命历程中参与指挥较大规模作战的开始，1947年3月上旬，他又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政委之职，与司令员张宗逊率部出击陇东重镇——合水县西华池，重创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旅，击毙旅长何奇，歼敌1500余名，收复了庆阳、合水。 　　1945年10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次月，兼任以王世泰为代司令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习仲勋莅任不久，即组织策动了驻横山的国民党保安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 　　这次起义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形势日渐严重，军事上对延安加紧重重包围的情况下进行的。1946年夏，毛泽东亲自与习仲勋谈话，要求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工作，进而解放榆林、横山，为自卫战争取得回旋余地。7月初，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驻地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胡景铎为策动起义对象，派人开展组织发动工作。因为胡景铎系爱国将领胡景翼的胞弟，思想较为进步，曾有投奔革命的意向。加之胡景铎及胡景翼之子胡希仲又同为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在此之前，习仲勋与二胡保持秘密联系。起义方案形成后，经习仲勋仔细审定，并报经毛泽东批准实施。10月13日，胡景铎率部5000余人在波罗堡等地宣布起义，遂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接见了官兵。毛泽东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胡景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这个道路是正确的。 　　为了一睹这位国民党将领高举义旗地方的风貌，在由榆林市去靖边县的途中，齐心一行在响水堡和波罗堡作了短暂停留。 　　响水堡位于无定河南岸一块高高的山崖之上，是一个依山傍水、风格独特的古寨子。因在古寨子上可以清晰地听到无定河水哗哗流淌，故名响水堡。齐心大姐头戴宽边草帽，顶着炎炎烈日，沿着一条土道登上了古寨，顿感凉风习习，心旷神怡。宽阔的河床和不息的流水，在寨子下拐了一个大湾，山路像一条绸带沿河堤盘旋而过。再向远望去便是无垠的原野、沙漠、古长城，一派远离战火和硝烟的塞上风光。 　　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25万军队，兵分几路，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刚刚结束西华池战斗的习仲勋接中央急电，星夜兼程，驰回延安。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即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接连取胜。3月25日，彭、习精心在青化砭设伏，歼灭胡宗南集团之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部2993人。习仲勋站立在青化砭西北边设立指挥所的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场，他同身旁的彭总一样，对退出延安仅6天即初战告捷，充满了喜悦。4月14日，又在羊马河歼敌4700人，活捉国民党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5月2日至4日，彭德怀、习仲勋利用敌军后方空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挥部队铁桶似的包围了距延安90里并有敌重兵把守的战略补给站蟠龙镇，强攻两昼夜，歼敌6700余人，俘国民党一六七师旅长李昆岗，获敌大量物资弹药。撤出延安45天“三战三捷”，我军声威大振。5月14日，边区军民五万人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祝捷大会。 　　安塞县位于延安以北的延河源头，那时县城只不过一两千人口。在县城北面的石崖下凹凸着不少山洞，时称真武洞。现在这里已是楼房林立，树影婆娑，几乎没有较大的一块空地了。 　　齐心大姐说：变了，变得一点都认不出来了。开祝捷大会时，组织安排我随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为首的慰问团也到了马家沟。不料在这里同仲勋同志一见面，他当众严肃地对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随后又说，“如果战争10年不结束，我宁可10年不见你!”我觉得他说的是理，就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批评。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彭德怀一起转战陇东、三边地区的习仲勋征尘未洗，匆匆赶至小河参加会议。会议作出加强西北战场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战争用五年来解决的设想。会议还决定，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7月31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批准组成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习仲勋等为委员。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奉命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为了了解这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齐心大姐坚持要到小河村看一看。 　　小河村是靖边县城以东40里处的小山庄。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壑内。车子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还要沿坎坷的沙石土道，由原畔下到谷底走上好长时间。站在原头上向村子方向望去，两侧高高的是红胶泥崖，沟渠内深处长满了茂密的杨树、柳树、槐树，小河村就掩映在东边土崖下的树林之中。 　　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期间，西北局机关驻地几经迁动。先驻延安的花石砭，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期间，又临时迁往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山西省的离石县等地，延安收复后，即回到原中央军委旧址王家坪办公。这些地方也是齐心大姐和习仲勋同志一起生活过的地方。齐心大姐回访老区，除山西离石外，其它地方都去走了走、看了看。 　　义合镇是绥德县以东60多里远的一个小镇，道路狭窄，弯曲不平。车子到义合镇后又北转沿另一沟渠而上，到了当年西北局的驻地——薛家渠。 　　大家簇拥着齐心大姐来到她曾经住过的院落。坐西向东一排7孔石窑依然如初；普通的门楼两侧砖墙上镌刻的对联仍清晰可见：阳和先到图书院，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是：树德务滋。齐心大姐讲，他们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夫妇同住这个院里。贺老总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住在东边的雷家沟。 　　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就是1947年1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的地方，时称义合会议。这次会议和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记录着习仲勋纠正土改“左”的偏向的历史功绩。 　　义合会议主要是贯彻全国土地法大纲，也批判了以往工作中的右的倾向。这次会议对转变在长期稳定环境中滋生的麻痹思想，增强战备观念，支援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发展了“左”的情绪。特别是会后在土改中的“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 　　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他的住处约习仲勋谈话。习仲勋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情况，并如实说出了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勉励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可以读两本了嘛，13年不就13本了嘛!这样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和在会议上的报告，使习仲励心里一下亮堂了许多。 　　29日，习仲勋即返回义合镇传达贯彻党的十二月会议精神，次年1月4日，习仲勋在调查研究后，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基本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不超过总户数的20％，许多原先的地主富农土地已经被没收，参加劳动至少7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1月9日，毛泽东复电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1月7日，习仲勋在杨家沟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未等会议结束，便于14日晚回到义合，15、16日两天连续召开西北局会议，17日召开640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之后又召开参加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的90名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会议精神，检讨纠正“左”的偏向。 　　19日，习仲勋致电毛泽东，提出：要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毛泽东于20日即将习仲勋来电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2月8日，习仲勋再次就土地改革中的政策问题向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受到了毛泽东和西北局的重视。在全国解放前夕，习仲勋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观点、建议，表现出他的务实和远见，以至在建国后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仍发挥了借鉴和指导作用。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你在这里”。 　　在延安，齐心大姐登上宝塔山，俯瞰延安风光，在现代化城市的千姿百态中，仍然能辨认出：那里是光华农场，那里是被服厂，那里是南区合作社，那里是杜甫川。 　　在桥儿沟，一座修建于30年代的欧式天主教堂，延安时期先是中央党校礼堂，后是鲁艺校址，再是中央医院。全国胜利前夕，齐心大姐的长女就出生在这里，并取名桥桥。恰好女儿也陪妈妈参观，这座古老的建筑给母女俩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一天。 　　齐心大姐对小沟坪、花石砭、王家坪更为熟悉，因为她同习仲勋曾在这里共同生活，在进城后的漫长日子里总是有着不尽的思念。 　　1948年4月21日，延安收复后，习仲勋同西北局机关进驻王家坪。在这里他写出了《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若干领导问题》、《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加强保卫工作》等重要文章。担负着领导西北人民进行后方建设、迎接解放的历史重任。他仍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后又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频频出席重要会议，和彭德怀、贺龙议定军机。1949年3月，他由王家坪出发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5月20日，西安解放，习仲勋率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 　　30年后，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有时候我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齐心大姐回访革命老区历时20天，先后涉足于陕甘两省6个地市，20多个县、区，70处革命旧址，行程5000公里。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