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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

徐特立

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经常交织着，因此我们的党二十年来的苦斗是过去历史没有记录过的。我也就是在这种战斗环境中生活着。马日事变后，南昌暴动前，我才加入党。当时正是革命队伍中分化进到反革命进攻革命、反攻武装冲突时期，使党的一切经常生活也转变到空前的紧张，竟至使我入党没有举行过入党仪式，且没有填过入党表，也没有候补期，入党即在党工作。 　　这种紧张环境，锻炼了我们的党，即锻炼了一切党员和我个人，使我感觉到离开了斗争就没有可能创造出今日我们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党。每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莫想在政治上找出路。 　　大革命时，我是国民党左派。马日事变时，左派涣散，没有组织，在政治上失其依归，且我的年龄已五十一岁了，自以为加入共产党没有资格，素来不作此种梦想。忽经罗迈同志介绍我入党，实出我意料之外。从此解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因之我的精神在任何环境下是愉快的。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骑马时间至多不过二三千里。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从脚上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缝的。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但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的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我是反对帝国主义最有激烈情绪的一人，曾经因此断过指、写过血书，借以激励青年学生。但在这时我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过大，以为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是长期的工作，收效是在我们的后代。我的任务是教育革命的后代。我意想不到我亲眼看见帝国主义对我们革命发抖了，对我们的党和群众发抖了，我还有希望看到中国独立和新社会的建立。这是二十年前没有梦想过的，今日居然逐渐成为现实的东西。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安慰，只有革命的政党才能给它的党员和它的群众，同时它的党员和群众就应该不避一切的牺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和独立工作精神，以纪念我党二十周年。 　　* 原载1941年7月2日《解放日报》第2版。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