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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齐生先生*

徐特立

我和王若飞同志及黄齐生先生初次相识，是在法国，时间是在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至今日计二十六个年头。我和黄先生在国内都是以教育为职业，若飞同志当时还是青年学生，我们去法国的共同目的是勤工俭学。若飞同志及现在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和我同在一个工厂作工，黄先生是在我们的寄宿舍照料饮食起居。稍后一点，李立三同志也在此作工。以后，王、李和我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同志，黄先生始终是我党的朋友。留法学生在1922年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由团又转为党的组织，这不是偶然的。当时留法学生中分两大派，其一为官费生及有钱的自费生，另一为勤工俭学生。两派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和在法国生活条件都不一致。而当时的华法教育会的压抑勤工俭学生的错误方针，更使勤工俭学生斗争性加强，因而提高了革命情绪和阶级觉悟，其中最激烈的斗争是中法合办的里昂大学的问题。 　　里昂大学在国内筹款与法政府交涉房屋等都是以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为名而进行的。但后来学校开始招生。却收从国内来的有钱而不勤工的学生，及华法教育会的职员中素不勤工的人们为学生，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为勤工俭学而办的里昂大学，竟成为贵族学校，名实相反，引起勤工俭学生的愤慨。 　　里昂大学的校舍，原来是欧战时的营房，除大学使用外，还有余房。当时勤工俭学生找工不易，生活艰难，其失业者又无租金租房屋，由于入里大无望，乃希望里大给他们以余房作暂栖之所，以为可以不交房租，又可用洋油炉自己弄饭。这如意算盘，不幸被当局拒绝，因此就有勤工俭学失业学生自动迁入余房居住。但迁入后，即被当局封锁，迁入者不能外出。这时正是双十节纪念，被囚禁的勤工俭学生失掉了自由，而从国内来的及华法教育会来的学生大开其双十节纪念大会。歌舞之声达到被囚的勤工俭学生的耳鼓，天堂地狱两相对照，令人忍受不了。又加上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创办的学校，而主人翁反是不勤工的贵族，这种愤慨，更是火上加油。于是在双十节那一天被囚的学生全体绝食一日，这时被囚的一百零四人，尚不知学校当局已函请驻法公使交涉遣送他们回国。 　　吴稚晖当时是学校当局，又是华法教育会创办人之一。他是辛亥革命时爱国学社中的光复会派，谁都相信吴是与北洋政府对立的。不料吴与北洋系的公使陈箓在压迫勤工俭学生上合作。于是一百零四个勤工俭学生，就被武装装入囚车中，押送上轮船回国了。当时有些学生很悲痛地说出下面的话：“我家破产，才筹了船费和其他用费，希望学成归国，今天法文还没有学好，竟被押送回国，无面再见我的父兄。”当时还有少数跳营房围墙而致跌伤的，有被围墙外狗咬伤的。若飞同志是这一运动的组织者。他来到巴黎约我与黄齐生先生赴里昂去，与吴稚晖交涉。这时我和黄还相信吴之为人，一到里大，见了吴，吴却大骂说：“勤工俭学生不守纪律，无办法。筹款不成问题。”我和黄回答说：“不守纪律是由于失业，不能求学，又不能生活下去，有钱必然有办法，吴先生对于筹款的方法怎样?”吴答：“我已写信给陈箓要他筹款。”这时，我们认为吴是一个在野的名流，陈箓是国家的公使，吴有何权力命令公使筹款?只是对我们的欺骗。吴还说了一句极无聊的话，他说：“勤工俭学生如果有办法，我吴某等卖屁股也愿意去做。”以往我和黄齐生先生及若飞同志，还以吴为圣人之流，因此我们不怀疑他，但这一次却使我们对圣人失望。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就不觉转到革命方面来。若飞同志及他的舅父黄齐生先生，我们三人就成为至交。黄先生始终是共产党的朋友，且在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之前，就是李立三、李卓然等同志在工厂作工时代的朋友。他到法国来领导他的学生勤工俭学，并和他们一起过着艰苦的劳动的生活，他放下教育家的架子，做寄宿舍的勤务工作，这就是他能和共产党长期作朋友的本质。 　　平民留学生和贵族留学生两个营垒的对立，在法国最为明显，里大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在华法教育会也是一样。徐世昌任总统时，曾捐国币十万元，徐的代表朱启钤到法时捐五万元，其名义均是救济勤工俭学生。但前十万元是交给华法教育会间接分配，结果得款者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不勤工的学生；后五万元直接分配给勤工俭学生。因此华法教育会出版的报纸对于徐世昌登报致谢，对于朱启钤的五万元则称之为收买勤工俭学生的收买费。又湖南省政府为救济本省勤工俭学生第一次捐国币一万元，就由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中的几个湖南人分了，真正作劳动工作的湖南学生一文未得。第二次寄二万元交章士钊先生，其中一万元在湖南就分掉了。有一女生姓舒名之锐，是章的亲戚，夏寿康的儿媳，准备赴法时在上海分了二千元。舒是我的学生，万元分割情形是她告诉我的。另一万元由蔡元培先生带到法国交给华法教育会了。后来因为他们之间有矛盾，而勤工俭学生又抓到书面凭据，这一万元才吐出来分给学生了。 　　华法教育会的报纸过去总是替勤工俭学鼓吹的，但到了和勤工俭学生争捐款时，则每一张报纸都有一些侮辱勤工俭学生的文章。勤苦的学生能到欧洲去求学，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诸先生倡导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华法教育会被褚民谊、曾仲鸣、肖子升等利用，而吴稚晖又与公使勾结，结果限制贫苦学生留法的办法也订定了，以后留法者要缴国币五千元作保证金才办护照。从此杜绝了贫苦学生留法的出路，受高等教育之权被贵族及其走狗所独占，而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也就日益增加了。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组织了SY，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国的也多参加了革命，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中坚人物。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白坚、林尉等同志，他们已在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牺牲了，剩下的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我党独当一面的干部。至于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生的捐款可吃，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有些已当了汉奸。最有趣的是肖子升，肖子璋两兄弟，子升和华法教育会那班贵族勾结在一起，生活很阔(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我常规劝他。我在法最后一次见他时，他租十六元一月一间相当阔的房子，而我和齐生等租六元一月的小房子)，后来他也和褚民谊一起当汉奸去了。子璋(即现在的肖三同志)和勤工俭学生在一起共辛苦，终成为我党重要干部。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劳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要靠和贫苦人在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我和黄先生在二十五年前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二十五年来或加入我党或同情我党，因此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革命队伍，还为国家民族独立、民主、和平奋斗。王若飞同志和黄老先生现在竟粉身碎骨而死，我对于十三位为民主和平而死者表示无限哀悼，同时对反民主和反和平的反动派也增加了无限的愤慨，并引起我对于二十五年前的反动派的愤慨，因拉杂写之以寄愤慨和哀悼。 　　* 原载1946年4月23日《解放日报》第4版。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