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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说*

徐特立

第一，他的教育哲学及其根源 　　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他的母亲在教会作工生活，行知因此就在教会学校念书，成绩很好，由教会送到美国学教育。回国后，在大学工作并讲课。这时他只是一个教育家，还不是一个革命战士。民国十四年，中国大革命开始了。所谓大革命，就是大众的革命。大革命以前参加革命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新的军队和青红帮，加上海外华侨。这种革命，广大的农民没有参加，手艺工人也没有参加，只能算是小众革命，大众还站在革命之外，因此这一革命对于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从日本搬进来的资本主义教育，不久又以美国式的代替日本式的，陶先生的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陶先生的大名，还不是“行知”，而是“知行”。大革命一来，把小众革命变成大众革命，而陶先生也变为大众的陶先生，其名字也革了命，乃倒转起来，改为“行知”。行就是做，知就是知道或认识。一切的事，不做就不会知道，所以做是第一，知是第二。过去做事的只是工农，知识分子不做事，只是念书。陶先生本是知识分子。所以他边去的名字，第一字是知，第二字是行。但到了工农大众革命开始，就把工作放在第一，念书放在第二，而名字就倒了。后来他又改成三个字的名字，名“行知行”，就是从做得到知识，又由知帮助做。那末第二个做就是有知识的做，不是蛮干和瞎干。由于不要蛮干、瞎干，就必须向人家请教和自己学习，因此陶先生就有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又教和学都是为着把事情做好，所以做是第一，即行是第一。从行得来的知识，用来帮助做，最后又达到行，所以陶先生的名字始终两个字，都是“行”，只中间一个字才是“知”。可见“知”只是一切行的中间的介绍人，即介绍古人的行，今人的行，外国的行和中国的行。写成书本介绍人们来学，或给人们来教。我们毛主席说的古今中外法，就是综合古今中外人的行，并不是自己个人的行，但必须先有自己个人的行作其本，才能把古今中外的行，和自己的行结合为一。陶先生说自己的行，如接本的砧木。砧木是有根的那部分，别人的行如枝条，是无根的一部分。两两结合，融化成一个整树，而不是两个树，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理论与实际结合。实际是根，理论是从根上长出来的结果，仍是行。陶先生的名字为“行知行”，不是单纯的行，是综合古今中外的行之结论再合上自己的行。这里的行，比之盲目行，即蛮干瞎干的行高多了。行变为知是第一阶段，知变为行是第二阶段，知行互变，两个东西，根本上是一个东西，故名为知行合一，又名为知行一元化。只有高深的理论，才能看出相反的东西根本上是一致的，陶先生看出当学生的小孩子，可以当先生，又看出有学问的先生，还要向没有学问的学生学，把先生和学生的共同根本找出来了。于是把先生和学生并把同学一元化了。陶先生说一切人是我的先生，又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先生和学生是相对的两方面，即有知与无知对立，年长的和年小的对立，尊的和卑的对立，陶先生把这些对立统一起来。凡从对立的东西中，找出他行根本相同的东西出来的研究，是一种高深的理论或名哲理。这种哲理用在一切自然上名为宇宙观，用在人类社会上名为人生观。凡从对立找出统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哲学上名为一元论。一元论并不是说，对立的东西即相反的东西或矛盾的东西，直接就是一元。例如说粪和饭的对立统一并不是说饭就是粪，只是说饭可转变为粪。用粪来种庄稼，粪又转变成了饭。由于饭与粪中的根本物质，有相同的地方，即对立的东西，有统一的东西存在。但不经过大的革命，对立的东西，不会转变。这种一元论就是革命的。边区转变二流子为劳动英雄，是由于边区进行了革命，有可能给二流子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条件，又能给大众以同志态度的帮助。所有这些就是由对立到统一的革命条件，即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条件。 　　实际工作，其对象是事和物，必须从对事物的行动，才能得到知识，那末事物是第一位，知是第二位。这种认识宇宙和人生的方法，名唯物论。唯物论是先行后知的认识论，另一种相反的认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故知识是生来具有的，行动由知识决定。知识是第一位，行动是第二位。这种认识论，名唯心论。唯心论和唯物论对立，就发生知行对立。又唯物论，把饮食男女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唯心论就不照顾大众的生活，而责备大众愚蠢野蛮。在教育上不是帮助大众解决人兴财旺的问题，只是教他行离开现实生活一种麻醉性的教育。反对盗贼没有道德，而不给他们生活条件；反对买卖婚姻和反对娼妓，认为这是不道德，而不给妇女以财产权。唯心派认为不道德，是由于没有良心，唯物派认为没有道德，是由于没有生活的物质。道德知识和物质统一是一元论，在一元论上，唯心派和唯物派是一致的，但唯物派认为道德是由物质决定，即生活决定的，而唯心派与之相反，认为生活是道德决定的。因此，对于盗贼的坏，认为不是由于他们的穷，而是由于他们的良心坏。 　　陶先生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就产生“生活即教育”的学说。又认为社会的好坏，不是由于人的良心有好坏，而是社会有好坏，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了个人和改造了学校。他说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一个大学校，改造中国就成了陶先生的教育的目标。而教育的方法，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自己是先生，是学生，是同学。于是他就产生“社会即学校”的理论。 　　第二，论教学做合一与哲学一元论的关系 　　上一期我写的行知教育哲学，曾经提到他是一元论的哲学。一元论认为两个相反的东西即对立的东西，可以转变为统一的东西。 　　陶行知把知和行看成是由这一个转变为另一个，就是行知合一论。教和学是要把准备做的事弄个明白，那末教学就是知，做就是行。教学做合一也就是知行合一，于是有教学做合一论。他把学生，先生和学友看做是一元的东西。于是就有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都是我的学生，又都是我的学友的学说。于是就把小学生又看做为小先生，创造小先生制的教育方法，竟用小先生教大人。这样的办法就增加了许多的先生，也就增加了许多的学生。过去先生和学生是看做二元的，学校和社会是看作二元的，教育和生活也是看做二元的。陶行知把这些二元的对立打破了，于是就有打破先生关即小先生制，打破学校关就是社会即学校，打破读书关就是生活即教育。此外还有打破纸笔关，于是把地做纸，把树枝做笔，可以解决纸笔的困难。打破课本关，于是一切有字的纸条都可以做课本。例如常用的票子也可以当课本，文盲不认识票子常常吃亏，票子应该是课本中的第一课。又如教卫生知识，人体就是一个活的课本。先生和学生共同讨论，研究卫生过程中，把口讲的变成手写的，就是自编的课本。于是把言语和文字一元化。读书和作文及写字一元化，且打破了文字关，把文字和文字中所载的事实一元化，教文字和教事实可分之为二，又可合之为一，没有课本可以用实物来教，教后可以师生共同编课本。陶行知主张在课本关打破后，就有许多的课本。举一个例子如下： 　　察哈尔省的怀安县城有一千六百余名儿童，只有四个小学校，只能收八百余名学生，全城有一半失学的儿童没有办法，他们采取了打破先生关的办法，于是从四个小学校八百个小学生中，选出一些小教员，小事务员和小校长，于是小学生就变成了小校长，小教员，小事务员等。他们就在这里上了一个选举课，且做了选举的工作。接着他们制定了一个校长、教员和事务员共同遵守的条约。公约是属于法律的条文，这种订立公约就是一个立法工作。讨论怎样订立公约，也就上了一次法律课。到负责人选了举，法律制度制定了，以后就要开始招生，进行办学校的行动。旧历正月初六日，怀安县到处出现招生广告。广告的形式，采取民主自由的原则，不拘一定形式，于是广告有时用纸写的，有在墙上写的，有在黑板上写的。做了广告工作以后，动员工作又来了。于是四个小学校分区、分街、分巷，分人去动员失学儿童来学。动员的方式也是民主自由式的，且加上比赛式的，有的所用亲戚朋友关系去找失学儿童，有的利用自己的小同学及玩耍的小伙伴的关系帮助进行动员。在短短的十天当中，动员了二百九十八名学生，在动员中由于分区、分街，又由于竞赛的原因，于是发生越界动员，你抢我夺。还有动员不了的哭起来。小先生内部冲突起来了，就发生了诉讼问题，要开会解决。在这些问题上，这些小先生又上了两次课：第一次出广告和动员，这是做的问题，做即教育行政，因此又上了一次行政课；第二次组织动员发生冲突，要向同学诉讼，要请同学审查清楚，这种诉讼和审判在民主国家制度上，属于司法问题，这种学习就是司法课。并前面的选举和制定公约，一共上了三次大政治课，学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课。国家的基本组织只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组织。这四个小学校就变成四个小国家了。四校联合起来办事，就成了四校的一个联合政府或联邦了。十天学了整个一套政治课。在书本上找这样的整个的一套活的政治课，古来没有，今日也没有，外国没有，中国也没有。 　　在一元论哲学下，首先打破了行知的两关，又打破了教学做三关。同时又打破了学校和社会两关，认为社会即学校。再打破生活与教育关，认为生活即教育。总而言之，就是打破了一切两个相反的不能转变的难关。一切难关都打破了，于是学校加多了，先生和学生加多了，课本加多了。由于中国教育的难关太多，就使中国产生了许多文盲。陶行知是一个热心大众教育者，他制定了一个普及现代教育的方案。因为过去的教育难关太多，想要大众受教育，就需要打破。他一次就打破了二十七个教育难关，我不能把二十七个教育难关都写出。 　　现在再讲一个要打破的，就是城乡关。例如在延安城工作的干部，总是要求离开延安城，认为延安没有群众，群众在乡下。而在各县，尤其在乡下的小学教员，反不安心乡下，认为乡下落后，得不到知识。这里产生工作上的难关，城里的干部就说求知要下乡，乡下的干部就说求知就要上城。其实只要肯干和肯研究，到处都有可学的地方。由于不打破许多难关，城乡就无法学习了。 　　目前普及教育最大的难关，正是教育与生活对立的问题。很多农民不是不愿儿子念书，因为儿子要拦羊拾柴，儿子读书，就“误不起活”。拦羊读书一心无二用，就成了穷人念书的一个难关。边区淳化县的冬学教员，就把一村子拦羊娃娃组织起来，在拦羊时分组教学。绥德县许多青年妇女都在家纺纱，一个五十岁的赵老婆，办一青年女校，把青年女子的纺车搬到学校里来。在纺纱疲倦时就来识字，识字疲倦时就去纺纱。用竞赛的方法来纺纱，看谁纺得多又好。结果比一人在家纺纱更多更好又识了字。延安南区沟门小学读书并纺纱，解决了学校的伙食。这不独打破了教育与生活的难关，并且使知识与行动，用脑与用手统一起来。这样的学生不独有知识、会想，而且有办法，会做。不独学生如此，就是教者自己，也必需这样把教学做来一个统一，以求自己进步。我们教师有不少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或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能自己动手，解决一部分生活问题。由于我们教师不是旧式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只能教书的教书匠，都是改造社会的革命战士。他除教学生读书识字外，在课余还领导学生一起，做自己乡村里的社会活动。在生产运动中，当棉花要打卡时，教师和学生就翻看图书，自己学打卡的道理和方法。自己弄清楚了，再拿来教学生打卡的道理和方法，再自己和学生一道动手教农民打卡，当掏*(左虫，右金)谷虫时，积极向学生和农民解释必需掏谷搓的道理，并且亲自参加掏谷搓的变工队。在选举运动中，教员学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向居民宣传，同时在这运动中学到了选举的许多知识和方法。在防旱备荒中，教师学生都参加工作并讨论办法。学生把家中意见告诉学校，又把学校讨论的意见告诉家里。在许多不同的争论中，教员学生和家里父母讨论出许多防旱备荒的新道理和行动的新方法(防旱备荒《教育通讯》第一期杨家湾小学)。总之，教员学生从参加解决地方的、家庭的和学校的实际问题、生产问题的行动当中，得到许多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把社会和自然做活的课本。如果再把工作经验写成日记，那末教员学生就代替了教育厅编课本。这种帮助人家的办法也帮助了自己，就是陶行知“以教人者教己”的学说，也是陶行知所提倡知行合一及“在劳力上劳心”的学说。中国从来的学生和教员，只是念书作文，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所以读书人就成了书呆子，或字纸篓，成了一个半残废的人。这些半残废的人，就要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来养活他们。另一方面，穷苦的工农整天整月整年都是做活，没有时间念书。结果就成了一个不能读书、不能看报和不能用新式的机器生产的土包子，也就是一个有手无脑的半残废。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的学说，就是要教工农劳动者念书，教念书的教员和学生势力。把两种半残废改造成一个完全的人。这种劳心和劳力合一，又名知行合一。我们边区和其他解放区还在提倡工农普遍识字。知识分子普遍参加生产，使我们的人民大众都成知识分子，使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为能生产者。这就是我们改造教育的总方针。 　　陶行知解决许多矛盾，打破很多关，都是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外边的社会不可能实现陶行知的理想，但我们的教育早就和陶行知不谋而合。江西苏区时代，即有儿子教父亲，老公教老婆，秘书教主席，伙伕教伙伕，马伕教马伕，工余学习，行军休息时学习。树枝就是笔，沙土就是纸，白土就是粉笔，门板就是黑板。近来各解放区的教育，不独实现陶行知的理想，并且有更多的发展。我们所以能和陶行知主张不谋而合，并加以发扬，就因为思想方法有些相同的地方。针对现实，解决矛盾，打破难关，这就是转化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辩证唯物论。 　　* 原载1946年9月1日、12月1日《边区教育通讯》第2卷第4期、第5期。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