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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他人第一，唯墨翟差可比

江来登，孙光贵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给徐特立六十寿辰的贺信》中赞扬徐特立“他人第一”；朱德给徐特立70寿辰的贺词是“当今一圣人”。谢觉哉在《奉答徐老自寿诗》中更有“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之句。为什么说徐特立是他人第一，是当今圣人，为什么只有为利天下而摩顶放踵的墨子才差不多能够和他相比呢?危难见真情，长征路上的徐特立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中央红军长征时徐特立所在的军委总卫生部野战医院干部休养连的政治指导员李坚真唱了一首山歌，盛赞长征中的徐特立： 　　意志坚强好老人，长征路上步不停。 　　每天到了宿营地，关怀战士心贴心。 　　李坚真说，徐特立在长征路上的口头禅是“不要管我”。而李坚真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这样的革命精英。“组织上和同志们，都想多照顾点徐老，可是他从不愿增加组织上和同志们的麻烦。白天行军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就边走边拾柴，或拔些野菜，用扶手的棍子挑着。一到宿营地，就搬起两块石头架起小面盆，自己烧热水洗脚，烧开水喝，有时还煮点面糊或者野菜吃一顿。然后，他走到我们跟前，高兴地说：‘我已经吃过了，脚也洗过了，你们不要管我了。’他就是这样的体谅我们。” 　　徐特立的所谓“不要管我”，是叫组织上和同志们不要为他着想，可是他却总是为别人着想，而很少想到自己。这方面的事例就是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人的日常生活，无非都是衣食住行。因此，下面按衣食住行四方面略举徐特立在长征路上的几个例子，就充分证明了徐特立确实具有他人第一的圣人品德。 　　衣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中，饥寒是最大的威胁。衣衫单薄消耗的热量多，食物匮乏提供的热量少，人就更怕冷，很多战士就是冻饿而死的。再从长征的时间特点来看，整个征途都需要御寒的衣服。中央红军是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瑞金、雩都出发的，时近深秋，已经寒风料峭。第二年夏天应该不冷，可是在6月5日开始翻越第一座大雪山，所以在夏天也不时有寒冷的威胁。1934年12月1日湘江惨烈一战，辎重丢失殆尽。虽然中途打了几个胜仗，军需、兵源略有补充，但所过之处多为不毛之地，很难筹到足够的粮食衣物，加之一路上屡屡轻装急行军，红军衣物缺乏到了极点。所以在红军长征途中衣服是保命的东西，尤其是部队到达贵州边境的寒冷山区，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异常。 　　徐特立和所有红军战士一样，穿着两件单衣，披着一块油布，戴着一顶斗笠，在渺无人烟的山林艰难行进。当他看到一位伤员躺在担架上没有遮风雨的东西的时候，就毫不迟疑地取下自己身上的油布和头上斗笠，盖在伤病员身上。 　　黎平会议以后，队伍向施秉行进，徐特立看见路边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围成一圈，就走了过去。但见一位衣不蔽体的苗族老妇人，怀抱着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坐在地上。徐特立上前一问，才知道老妇人的儿子被抓了壮丁，媳妇受辱自缢身亡，她带着两岁的孙子衣食无着，冻饿交加，尤力行走。徐特立脱下衣来，弯腰披在老妇人身上，又把那条毛毯盖在孩子身上，然后拿出一些干粮送给了她。苗族老妇人在身旁妇女的帮助下，挣扎着站起来，对着徐特立叩头下拜。徐特立对素不相识的人尚且如此，对同志、对战友、对他熟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935年6月，徐特立所在的干部休养连来到大渡河边。对岸隐约可见敌人的队伍在向前赶，企图赶到前面的渡口堵击红军。军委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把敌人抛到后边，抢先渡过河去。休养连开始是走，接着是跑。为了轻装，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衣服和生活用品丢弃了。终于赶在敌人的前面到了渡口，按预定计划过了河。接着就要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气温不断下降，越来越冷，大家都穿得非常单薄，可再也没有衣服加。吃的也很困难，兄弟部队见休养连都是老人和妇女，就送给他们两只羊。羊肉吃完了还剩两张羊皮，大家一致同意把羊皮烤干给两位年纪最大的老同志——徐特立和谢觉哉。徐特立硬是让给谢觉哉一个人了。这事在场的肖月华印象很深，她在回忆文章《长征途中的徐老》中写道：“我们找了一根绳子，准备把羊皮捆在徐老身上。徐老连忙摇着手说：‘不行，不行，我身体还好，能坚持，你们拿去送给谢老吧，他的身体比我差。’我们把另一张羊皮举起来，说：‘你就披上吧，这里还有一块是给谢老的!’‘一块不够，护了前面，护不了后面。他体质弱，又正生病，两块都要给他。’徐老那么诚恳，那么坚决，一定不要，我们只好去找谢老。谢老也不肯接受，要求照顾徐老和其他同志。我们蜂拥而上，一面说服他，一面用绳子把这两块羊皮捆在谢老的身上了。徐老看着，满意地笑了。”[1] 　　食 　　一连嚼了几天生米的人谁都想吃点熟的、热的，按照常理徐特立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他就不一样，想到的是他人。几天不停地翻山越岭靠生米充饥的部队来到一个小集镇歇息的时候，根据一路来的行军规律，大概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热饭填饱辘辘饥肠。可是连长说只能休息片刻就要继续赶路，生火做饭是不可能的。于是大家都往那两家买小吃的店铺里挤。休养连的一个警卫员好不容易买到了两个油粑粑。肖月华回忆文章中说，那警卫员很敬重徐老，“硬要送给他。徐老说：‘大家都在饿肚子，我怎能例外呢!’经过警卫员的再三劝说，徐老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答应一人一个。警卫员听说徐老肯吃了，非常高兴。可是，徐老接过油粑粑，就一个劲地跑到担架旁边去了。他躬下身子，用亲切的眼光扫视了一遍，然后，把油粑粑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全都塞进了伤员的嘴里”[2]。 　　在饥饿难熬的时候，李坚真亲自吃过徐特立让给她的食物。每当回首往事，李坚真动情地说：“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多么珍贵。这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令人不能忘怀。”[3]事情是这样的：那是红军进入腊子口之前，由于上层反动分子的造谣和威胁，早在红军到达之前，群众就藏匿了粮食，赶着牛羊，躲进了深山老林。红军战士到了这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地方，吃住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饥饿成了红军最大的威胁。干部休养连好不容易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些玉米和麦子，每人分了几斤。徐特立用火炒熟了，但舍不得吃，装在自己缝的羊皮口袋里。实在饿得发慌，就拿几颗送进嘴里嚼着充饥。徐特立见了李坚真说：“你也饿了，快来吃点吧!”“李坚真手捧徐特立亲手炒的玉米、青稞麦，望着他那亲切慈祥的面孔，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4] 　　红军过草地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没有被饿死，有幸走出草地的人很多都把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一两年以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在饥饿的死神威胁到长征路上每一个战士时，徐特立却把生的希望让给了谢觉哉，所以谢觉哉的诗句“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是发自肺腑之言，这样的行为，即使伟大如孔丘、墨翟，也不一定做得到。 　　徐乾的回忆录《在当今一圣人身边》中，就徐特立过草地省出粮食给谢觉哉救命的事迹作了比较详细的解说： 　　“有一次，(谢觉哉给徐乾)讲长征路上：‘徐老一贯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我比徐老还小六岁，行军啦，宿营啦，却总是他照顾我的时候多。那次过草地，出发的时候，因为筹粮实在困难，组织上只给每个同志发了几斤焙枯了的青稞麦。还没走出草地，我的干粮就完了。不巧我又在害病，吃不下草根枯叶，身体已十分虚弱，举步艰难，要想走出草地，看来很不容易。徐老呢，也和大家一样艰苦行军，只是他一路多吃野菜，少吃干粮，尽量省下一点粮食，怎么也舍不得吃掉。但当他知道我的情形后，就把自己忍饥节省下来的干粮全部倒给我。我感动得流下了泪，说：‘徐老呀，你的年纪比我大，多少天我都看到你光吃着野菜，没有吃粮食，现在你怎么把干粮全送给我呢?还是留给自己吧!’徐老回答说：‘觉哉，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我体质比你好，吃点野菜，还能对付对付，可你如果再不吃点粮食就不行了，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倒下去啊!’谢老讲到这里停了下来，十分激动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说：‘要不是徐老让给我的那些粮食，增强了我的精神和体力，也许我已经永久地躺在草地上了。’”多少年来，谢觉哉对此总不能忘怀。他给徐特立60大寿的贺诗中写道： 　　漠漠沮洳地，峨峨暴冻岗。 　　是谁皆束腹，赠我竟倾囊[5]。 　　住 　　长征途中基本上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例如前面所说，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徐特立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遇上下雨，蓝布都湿了。熊瑾玎在他的《革命老人徐特立》中说过：“有时晚上没有歇宿的地方，就只好睡在露天的雪地上。”[6]如果能够在遮风避雨的房子里打个地铺就是很好的了。根据徐特立在《长征中的医院》的文章介绍，在较好的情况下，一到宿营地就去找门板，找稻草麦秸，就地而卧。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住在一个地方，哪里有那么多门板，多数情况下连门板都没有。 　　无论年龄、级别、名望，一般人都不能和徐特立相提并论，所以每到宿营地不说床铺，分给徐特立一块门板完全是应该的。可是徐特立不是这样想的。李坚真回忆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在老百姓那里借一块门板送给徐老，他常常谢绝，摇着手说：‘我自己解决，你们不用管我，把门板搬给伤病员吧!’说完，带着他的饲养员，抱一些禾草或麦秆，垫在地上，开好铺。不久，他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肖月华的回忆差不多，不过她讲到徐特立“好几次，他硬把自己的地方让给别人睡，别人不同意，他就说：‘通讯员给我安排了更好的地方。’其实他不是躺在别人的脚边过夜，就是披床旧毯子躺在人家的门楼里。”[7] 　　进入贵州以后，徐特立经常与谢觉哉睡在一起，合盖一条旧军毯。那毯子又窄又短，顾了头就顾不了脚，顾了右就顾不了左，两人背靠背睡着，都宁肯自己受冻，把毯子悄悄地盖在对方身上。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徐乾的回忆文章《怀念谢老和徐老的深厚情谊》中写道：“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他们在干部休养连并肩战斗，不仅一起行军、宿营，还经常共盖一条军毯睡觉。”[8] 　　行 　　徐特立虽然有组织上配给的坐骑和马夫，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步行了两万里以上。马总是让给别人骑，自己很少踏上过马鞍。不管是崎岖的山路，还是泥泞过膝的泥潭，他总是拄着那根自制的红缨枪，精神抖擞，跟着大伙儿一道，跋山涉水。遇到危险之处，他总是照应着大家：“小心点，一个拉着一个。”生怕有一个同志出问题。肖月华等周围的人常常忍不住劝他：“徐老!全连都轮着骑过马了，你也该上马歇歇吧!不然，身体会拖垮啦!”徐老却笑着说：“都骑过了，就驮行李嘛!你们放心，我的身体和革命一样，是永远拖不垮的。”[9]有一次肖月华看见徐特立牵着马，饲养员却骑在马上，就问饲养员：“你为什么不照看徐老?”徐特立急忙解释说：“他生病走不动了，是我叫他骑的。”[10] 　　我们从徐特立写的《长征中的医院》这篇文章里介绍的一个细节，就能够看到徐特立和那些革命前辈们在艰难的行军途中是怎样互相关心、互相体贴的：“出发了，还有三个担架没有民工。怎么办呢?‘主任有一匹马，连长也有一匹马，拿来给病稍微轻的同志骑，还有一个担架，一面由刘彩香同志沿路去找民工，我和邓六金同志暂时来担着。’危秀英说。‘不对!危秀英矮小，邓六金高大，一高一矮不好抬，我来吧!我和六金一样高。’王金玉说。秀英就在后面押担架，六金和金玉就自己做起民工来。这并不是经常的，但两万五千里中有过几次。”在文章里徐特立不会说自己，那次他硬把马让出来了。 　　在渡金沙江前，部队发出了“夺取金沙江，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为了与追敌保持3天以上的路程，主力部队强行军，干部休养连也强行军。这时候的徐特立身体很衰弱，但他当然不示弱，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下雨晴天，他都坚持着走到宿营地。每当行军停下来休息时，他还是继续往前走。因为对于年老体衰的他来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掉队，不至于麻烦组织用担架抬。 　　有一次徐特立走着走着，发现前面的战士离开道路走庄稼地里抄近路。徐特立立即站在路边，指挥战士们走正路，不准抄小路踩坏农民的作物。行军歇息的时候，他就用红军的纪律对那些抄近道的战士进行教育，说大家都是劳苦农民出身，要懂得珍惜农民的劳动。 　　徐老是不是圣人，后来徐特立在延安的秘书赵文藻在她的文章《师表风范耀古今》中记录了一段人们的背后议论，非常有趣：潘开茨[11]与徐特立畅谈后出来，她问潘开茨，你们谈的是不是“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的故事?”潘开茨说：“是的。”我说：“孔夫子从教一生，只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孔夫子看不起妇女和劳动人民，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了做官，屈膝南子，走后门子路不悦，我也看不起孔夫子。毛主席是徐老的学生，徐老从不承认，不走后门，不求官。这点孔夫子不及徐老。孟子也不高明，‘得英才而教之’。光抓尖子，够不上教育家。徐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得英才加倍教育之，徐老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的学生岂止三千?”潘开茨说：“在教育思想观点上，孔子、孟子当然不及徐老，徐老是无产阶级的圣人。”……同志们说中国共产党有五老：林老、董老、吴老、谢老和徐老。徐老听了，笑嘻嘻地说：“我爱徐老这个名字。徐老者，慢慢老也。”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长征胜利结束后，著名作家丁玲与毛泽东在延安时的秘书周小舟合作，以中国文艺协会的名义写了一首贺徐特立60大寿的诗，被毛泽东知道了，对其中的两句“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大加赞赏。1984年1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艾克思[12]写的文章《毛主席赞赏的一首诗》，文中说道：“(毛主席)听了他们的朗诵后，不禁赞道：‘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注释： 　　[1][2][3][7][9][10]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95页、194页、210页、194页、192页、210页。 　　[4]徐禹强．万里征途徐特立[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第128页。 　　[5]周树森．徐特立诗词[M]．湖南省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2007，第54页。 　　[6]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M]．工人出版社，1959，第38页。 　　[8]原载1979年《人民日报》，收入《在当今一圣人身边》时，又重新作了修改。 　　[11]潘开茨，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业机械处处长。 　　[12]艾克思，陕西米脂人。中共党员。1944年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学习，1947年参加延安西北文工团，1948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演出，1952年后历任西北局宣传部文艺处、中宣部文艺处、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出版部干部及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理事。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延安文艺回忆录》、《延安艺术家》、《延安城头望柳青》等。专著《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