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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在延安整风中与康生[1]的斗争

江来登，孙光贵

延安整风运动时，徐特立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般情况下他住在杜甫川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有时候也住杨家岭。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避免或减少各种“左”右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并正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习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这一运动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促进全党的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广泛的影响，为党的建设积累了极为丰富有益的经验教训。在运动中，徐特立再三向师生强调：“检查领导，检查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任，这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又说：“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有事实，热骂可以，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不指事即暗箭)。”“少抓问题，只抓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思想有无大的倾向，其余一切都包围在大问题的周围。”“目前无论何人、无论何问题，都要彻底解决纠正，而不是打击，不是调换、撤职和辞职，一切工作只能改善，不能放弃。”但是，在这一运动的后期，康生等则借机在党内大搞“逼供信”。据师哲回忆，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却答到：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结果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在紧张的氛围中，一时间似乎“特务如麻，遍地皆是”。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取非法的“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一向生机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各抗日边区，突然之间被笼罩上了惶恐、混乱和不安的阴云。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大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 　　康生的魔爪也伸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当年的受害人武衡和阎沛霖回忆说：“有一个被派来学院搞所谓‘抢救运动’的人，无端打击和迫害一些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对十几岁的娃娃也不放过，大搞逼供信，进行残酷的斗争。徐特立很气愤，他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声色俱厉地质问那人：‘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他亲自去窑洞看望被无理关押的同志，他说：‘我是院长，我就要过问，我就要负责!’他还将情况和意见反映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处。许多同志就是在他的保护下才免遭伤害。”[2] 　　在康生煽动下的所谓“抢救运动”，一般单位都是自己搞，只有极个别的，他才派工作组进驻，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一进校，就把徐特立挤到一旁，由他们一手包揽。在他们召开的第一次全院大会上，第一个被绑走投入监狱的就是在徐特立领导下前一段整风学习小组的组长卫之。从此开始了抓人、点名、车轮战、疲劳战的“抢救运动”。自然科学院被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看管“特务”的也成了“特务”，炊事员也成了“特务”，所有回到延安的地下党员无一例外都是所谓的“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是康生无中生有一手制造出来的大冤案。曾经受到冲击的师秋朗说，(所谓红旗党)“即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搞的假共产党，诱骗青年入瓮，然后训练成特务，这都是康生的发明创造”[3]。两名教员和一名炊事员被逼自杀的消息传到徐特立的耳朵里，他怒不可遏，从杨家岭匆匆赶到自然科学院，要召开全院大会，他要讲话。康生派来的人当然奈何他不得，徐特立的威望实在太高太高，虽然绝对不敢动他本人一根毫毛，但工作组就“劝”他不要讲。作为老教育家的徐特立从不容易动感情的，师秋朗说：“他眼噙着泪拍了桌子：‘人都死了，还不让我讲话!’从不争名誉地位的徐老，此时却要‘争’他院长的地位：‘我还是院长，我就要管!我就要负责!’他责问工作组：‘你说他们是特务，有什么根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举出个例子来!’……”这班家伙还是不让开会，经请示保安处处长周兴，才召开了全院大会让徐特立讲话。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组织原则出发，只是原原本本地宣读了本应同群众见面的中央文件，就被工作组背后诬蔑为“划不清界线”、“泄露机密”。但即使这样，还是救了不少人的命。 　　由于居心叵测的康生使延安整风斗争扩大化，伤了不少人的心。徐特立向毛泽东、任弼时反映情况对他们了解实情大有帮助。经过毛主席多次的赔礼道歉，被整的那些同志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都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注释： 　　[1]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今属胶南)人。1924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1937年冬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搞“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75年12月18日病故。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其罪行。 　　[2]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60页。 　　[3]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M]．红旗出版社，1992，第128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