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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的统战功臣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这一段时期，专门从事革命活动。他以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和八路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事迹，重建湖南共产党组织，开辟统一战线，解救被关押的地下党员，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和战争急需的物资去延安。 　　第一节 舌敝唇焦阐马列，口若悬河声洪钟[1]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表示了团结御侮的愿望，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为了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运动，党中央决定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通过这些合法机构，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动员广大群众，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党中央派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徐特立为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兼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回长沙，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 　　当时湖南国民党内部，有中央派与地方派即甲派(CC、复兴社)与乙派(何键派)的争斗。他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不组织群众抗日，只图继续压迫剥削人民，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亡国论”、“速胜论”在长沙一时甚嚣尘上。相当一部分群众十分慌乱，广大民众也迫切需要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与王凌波(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道，于1937年11月26日离开延安，经武汉，于12月9日抵达长沙，徐特立下榻于犁头街的南方旅馆。 　　徐特立刚走下火车，就被新闻记者和各色欢迎的人团团围住，第二天报纸纷纷报道：“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消息一传开，徐特立的门生故旧、市民工人、同志特务，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登门，一时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热闹非常。1939年4月23日，徐特立在《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就提到了经常会见的不是同志的大致有以下五种人：1．叛徒和被镇压者的子女；2．到我处做特务工作的人；3．投机分子；4．部分虽然不赞成共产党，却需要救国的人；5．有些有社会地位的人。 　　第三天上午徐特立到长沙市中山路银宫电影院讲演，向民众宣讲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电影院内人满为患，有些人为了一睹徐特立风采，聆听他的教诲，居然不惜爬到窗户上，一连几小时也不知累。下午接见在湘记者，徐特立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站在人民的立场，回答和解释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徐特立)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徐老说：‘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他估计得这样低，不但是离开事实，而且是对长期抗战有害的。’他还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但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可以从战争中补充。’”[2] 　　为了动员长沙人民一致抗日，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八路军艰苦抗战的真相，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凡是人多和群众经常集会的地方他都去讲演。例如火宫殿、第一师范、岳麓书院、联合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戏剧学院等等都是宣传抗日的战场。当时邀请徐特立讲演的海报触目皆是，遍及街头。 　　在国统区讲演仍旧要受到很多限制，但徐特立以他娴熟的演讲艺术仍旧能够游刃有余。据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抗战初期徐特立同志》的文章介绍，例如他到长郡中学演讲，校长王季范因为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怕引起国民党的怀疑，他要求只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庸之道，徐特立允诺了，没有正面讲述抗日救亡的政治，就谈自己的经历。他现身说法，以无限忠于革命的精神，鼓励大家爱国爱民，团结抗日。第一师范学校当局慑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请来徐特立作报告，校长自己还不敢出面，派一师附小的主事、徐特立当年的学生陈奎出面邀请，还提出不谈“党务”“政治”“军事”为条件，只谈“做人”“治学”“做事”三项。徐特立讲演时慷慨激昂地指出爱国青年应走的道路，激起了学生们的抗日热情。于刚[3]在《回忆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湖南参加的一些活动》一文中写道：“省青委成立之后，开展了一些活动，影响最大的是请徐特立到青年群众集会上演讲。徐特立以他崇高的威望、广泛的群众联系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赢得了长沙广大青年的爱戴，极大地加强了我党在各界的影响。”[4] 　　除了讲演、办学习班、训练班以外，只要有机会，他就向一切与他接触的人们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方法做宣传教育工作。有一位名叫李克仁的女青年，因为受到徐特立的教育和启发，要求去延安参加革命。徐特立同她多次谈话，帮助她在思想上不断进步，留她在办事处经过一番锻炼之后，才介绍她去延安。 　　1938年9月，徐特立在从长沙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途中，经过湘潭，投宿在一家叫“长丰公油盐号”的商店里。店里几个青年店员，得知他是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之后，便围坐在他的身边，请他谈淡时局和青年出路的问题，并要求题字留念。由于时间太晚，第二天早上又要赶路，他答应以后写好寄去。事隔一年，到1939年年底，青年店员王汉秋果然收到他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还有一张条幅，写着：“我们抗战救国凡两年有六月，已经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基础，这是由民族鲜血换来的成果，应继续努力发扬光大之。”对这两件手迹，王汉秋如获至宝，珍藏至今，于1977年先后在《湖南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这一期间，徐特立在长沙为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同志题词不少，但由于兵连祸结，大多失散，至今被保存下来的还有这样两幅：“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反省而是革命。”“我们不只是要说明宇宙，主要还是要改造宇宙。” 　　1938年9月，徐特立在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从武汉撤来长沙做好准备工作后，即奉中央通知，与高文华同志一道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9月14日，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举行欢迎大会，欢迎为国辛劳的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等同志。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站在欢迎的行列里。12月，徐特立于返回长沙途中，在重庆住了一个月，同周恩来派去访问他的戴伯韬等两位同志，广泛地谈论了在苏区办教育的情况，前后谈了近一个月。 　　利用文字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政策和爱国抗战的真相，是徐特立在驻湘办事处的另一个战场。徐乾回忆徐特立曾经说过：“我离陕北来到长沙，正是上海失陷以后，南京行将失陷的时候。国家存亡，摆在国人面前，以致人心空前浮动，也正是敌人的政治进攻最有利的时期，而长沙又是政治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与我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其中爱国的志士，却把我当作预言家，而政治间谍也就把我当做了他进攻的目标。因为我不是以个人的资格来湘，而是八路军的代表兼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测量我的态度者，也纷至沓来。我也正坐在狂风巨浪漂泊的舟中，而把舵者十分感觉把握的困难，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因为革命空前的发展，帮助了我个人空前的发展。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当然也不会例外。”[5]在徐特立的授意和具体组织下，在原有的基础上，办好和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联合旬刊》、《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和《长沙青年》等报刊杂志。他还及时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来的重要指示和文件，抄录给报刊杂志刊登，还定期资助经费，在十分紧张的工作中挤时间亲自为这些报刊写文章，帮助办好这些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杂志。1938年由播种社出版的徐特立的著作《抗战中的政治问题》的序言里介绍：“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起，直到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止，一百日间的政治言论，登载于报纸和杂志的，不过百分之五十。”[6]不要说别处的文章，单《抗战中的政治问题》这本书就有10万字，“书中有12篇专著，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抗日路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任务，对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对加紧农村工作，建立农民武装，训练战时工作干部开展游击战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为湖南人民指明了抗日前进的道路，描绘了抗日必胜的美好前景”。[7] 　　通过演讲、书籍和报纸杂志，使湖南人民又能够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对湖南各阶层人民紧紧集合在党的抗日方针旗帜之下，起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徐特立的文章为什么人们喜欢读，徐特立的演讲为什么总是听众人满为患，这与他时刻研究时局，具有比较正确的政治预见性有很大的关系。“我所发表的言论大部分是估计最近的将来，如当蒋委员长未发表抗战到底的宣言以前，就估计中日问题的前途是战而不是和；当着敌人深入晋南时，就估计整个战争是胜而不是败，因此我的言论就带预见性质”。[8] 　　注释： 　　[1]李默然《祝徐老七十大寿》与叶蠖生《七言诗七百字为徐老七十初度诗》集句。均出自周树森《徐特立诗词》。 　　[2]引自长沙市“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文章《丹心光照芙蓉国》。该文收入《万世师表徐特立》一书。 　　[3]于刚，湖南省长沙市人，1935年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4月加入共青团，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地下党的工作。1940年担任《新华日报》社党支部书记、营业部主任、经理。1947年调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青训班主任、资料室主任，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秘书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政务院参事、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人事部办公厅副主任。1952年调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任党派处副处长、处长、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4][7]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79页、140页。 　　[5]徐乾《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6]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六十自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第134页。 　　[8]引自徐特立所著《抗战中的政治问题》的代序，题为《抗战给我的机会》。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