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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为革命救苦救难

江来登，孙光贵

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十年内战，湖南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交代给徐特立和王凌波领导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首要任务就是着手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党组织。徐特立回湘之前，尚有刘霞、周礼、袁仲贤等同志领导的湘南特委和湘江特委在坚持斗争，中央又先后派任作民、高文华、帅孟奇、郭光洲等回湖南工作。徐特立和这些同志一起，组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加强了对全省党组织和抗日工作的统一领导。 　　这段时间他深入到工矿、农村、码头、学校，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仅在1938年一年之内，就给党中央写了五次调查报告，汇报了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和各种社会问题。例如新化县的锑矿、长沙城附近的铜官镇、长沙和湘潭码头这些地方因为抗战，工人队伍迅速扩大，人数众多，这批人大多都是散漫没有组织的农民在这种战争条件下集中起来的，徐特立认为是共产党很好的工作对象而积极发动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例如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提到：“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有三四千，有党的组织，工作还好。但窑业主很多资本很小。因军事窑器不能出口，价格低落，工人失业，我们的党正在进行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劳资双方协调，要求地方富人贷款，以货作抵，继续开工……” 　　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亲自批准了释放“政治犯”这一内容，但国民党反动派执行这一条款非常消极，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能够掩盖、延押的尽量不放。因此，与国民党当局周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是徐特立驻湘的另一重要任务。 　　有内线报告徐特立，国民党政府将原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指导员，第十军八十七团团长、团政委，第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师参谋长乔信明[1]等二十多位同志，秘密地从江西押转长沙，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恰逢徐特立留下的唯一的儿子徐厚本病危，朝不保夕。徐特立放弃了与儿子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大义凛然地与长沙陆军监狱当局交涉，岂知这班家伙阳奉阴违，慑于徐特立在社会上的威望，他们表面上不得不答应徐特立探监，却把监狱中的革命同志暗中转移到桃源监狱去了，徐特立扑了个空。事关重大，不能使国民党反动派图谋杀害革命同志的阴谋得逞。徐特立与张治中直接交涉，才得以放人。徐特立代表党中央到监狱里面去抚慰他们。久在监狱中的革命同志尚不知道“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徐特立向他们讲解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阐述党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徐特立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乔信明等人被徐特立接到长沙，给他们治病疗养。乔信明等稍微康复，徐特立就介绍他们去党的东南局汇报。乔信明本人立即投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当中，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若不是徐特立及时相救，说不定新中国又少了一名开国将军。而徐特立的儿子就在乔信明等人出狱时离开了人世。 　　由于徐特立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经过他千方百计地营救，包括上述乔信明少将在内先后有几批身陷囹圄的同志重新获得了自由，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保存了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精英。 　　根据长沙市“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纪念馆所写文章《丹心光照芙蓉国》介绍，一天清晨5点左右，徐特立得到一个紧急情况：国民党当局要破坏我地下党机关。他于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立刻亲自跑到地下党的所在地——五公堂，通知同志们转移，保护了党的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南昌起义失败、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大部分被屠杀，长征一路上严重减员，有幸活着的同志难以与家人取得联系，那些家人处境险恶，生死难料。因此与红军将士的家人取得联系，解救他们，同样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重要任务。 　　面对日寇的猛烈进攻，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25日决定放弃武汉。27日，日军占领武汉。党中央预计到战争发展的事态，武汉失守之前，周恩来、邓颖超、李克农[2]以及郭沫若等同志的几位亲属就安全转移到了长沙，这些亲属都得到过徐特立很好的关照。 　　徐特立关心革命领导干部及革命烈士的亲属子女胜过关心自己的亲人。根据徐乾口述，大革命失败之时，有一无名烈士夫妇留下的遗孤被徐特立救起，安排在一位同志家里，后来这位同志也被杀害，那个孤儿先后经过12个母亲的收留，徐特立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以后，他又找到了徐特立，两人悲喜交集，徐特立给予了妥善安排。李维汉1981年6月2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回忆文章《群有师尊党有光》里说：“1937年底，徐老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兼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到长沙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回湘不久，即通过调查，掌握了我党许多同志留在湖南的家属和烈士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一些被捕干部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申请拨给一笔经费进行救济和营救。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徐老在长沙沦陷前，将我的老母接到邵阳，安排在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一段时间，照顾得很周到，体现了我党对干部的温暖，也安慰了我老母多年思念儿子的心情。徐老对其他同志的家属，也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照的。”蔡和森1931年6月因叛徒顾顺章出卖，在香港被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以铁钉钉死在监狱的墙壁上。妻子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在土地革命时期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徐特立怀着无比的沉痛和怜爱把他们的儿子蔡博接到长沙，为了确保烈士后代的安全，又辗转把他送到了革命的摇篮延安。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罗学瓒1930年8月27日在杭州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徐特立要王凌波寄钱给罗学瓒的儿子罗立洲，要他进学校读书。 　　注释： 　　[1]乔信明(1909-1963)，湖北大冶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指导员，第十军八十七团团长、团政委，第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遭队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1938年后，任新四军教导营队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挺进纵队团长，苏中军区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处长。参加了黄桥等战役。建国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房产管理处处长，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红军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李克农(1898-1962)，安徽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