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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御外敌救民族家国难两全

江来登，孙光贵

徐特立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宣传号召，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了得力的具体行动措施，为延安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时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去抗日前线的青年很多，徐特立亲切地接待他们，教育他们在本地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去延安是锦上添花，在长沙是雪中送炭。后来中央指示他，凡坚决愿意去的，就介绍去。徐特立就指派专人具体负责考察了解和教育，然后组织他们去延安。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抗战初期徐特立同志》一文统计：“经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审查了解，于1938年输送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处的青年约1000人左右。”该文说：“袁学之[1]回忆，当时在延安抗大工作，同刘友厚、彭曼泽、莫立本、赵绿呤、毛仁初、易英华、温宣等湖南同志，常有往来，他们都说是驻湘办事处徐妈——徐外婆介绍来的。因为徐老为人慈祥，忠厚待人，教人不厌，诲人不倦，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徐妈、徐外婆。”[2]又如柏桦的回忆文章《徐老带我上延安》中介绍，柏桦在去延安的火车上被警察抓住狠打，幸亏徐特立灵机一动，认作侄孙才侥幸脱险，徐特立和谢觉哉一路上对他循循善诱，教他很多革命的道理，他说：“数十年的岁月犹如流水，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的亲切教诲，今天仍在耳际震荡回响!”[3]从1937年底至1940年经徐特立推荐，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审查以后，送去延安或去八路军、新四军工作的同志有好几批，总数达近千人。这些人多已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 　　在徐特立的领导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还深入大街小巷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募捐活动，由于宣传动员工作到位，一共运送了多少物资去延安难以找到具体数字。徐乾同志对此感受最深，终生不忘。因为她和另外几个同志都是坐在运送延安急需的药品物资的大卡车上面去延安的。一遇到国民党的关卡，她们就要设法躲藏起来。她就是因为从车顶上掉下来摔成了脑震荡，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的，而且得了经常头痛的毛病。在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纪念馆，还珍藏了驻湘办事处在街头募捐和车队载满募捐来的物资去延安路上的照片。 　　二、恢复湖南党建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广大白区的党组织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湖南也不例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徐特立等同志到长沙以后，遵照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过严密地调查和审定，很快恢复了湖南的地下党组织。前面已经讲到，徐特立为新化的锑矿工人、长沙的铜官窑业工人、长沙和湘潭的码头工人恢复党组织接头。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的湖南省文化界抗战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在徐特立到来之前并没有成立支部，是后来才成立的。文抗会支部书记李声玄在他的文章《回忆抗战初期徐老在长沙的活动》中介绍，支部成立以后，进一步推动了文抗会的工作进展，文抗会组织的宣传队到街头广场、剧院去做宣传工作，文抗会内也每周举行座谈会[4]。1938年，徐特立作为湖南的党组织的代表之一，光荣出席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徐特立向张治中提出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张治中原则上同意，但他以初到湖南主政情况不甚了解为由，希望徐特立能够开出一个在押政治犯的名单。第一批是湖南省模范监狱在押的15名政治犯，第二批是长沙陆军监狱关押的包括乔信明在内的30多名政治犯，后面几批找不到具体统计数字，有姓名的是王涛、李眼波等人[5]。 　　三、加强和巩固了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徐特立在党内担任过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根据徐特立的特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还担任过统战部长，也许有些人不理解。本书在南昌起义那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动员国民政府的江西省代省长姜济寰支持起义，那是他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立下的统战功劳。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期间，他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立下了一系列统战功劳。最突出的是和国民党政界要人张治中交上了朋友，通过他解决了一般人难以解决的如释放政治犯等许多问题。利用湖南国民党内CC派与何键派的矛盾办起了对抗日有利的《观察日报》、《开明日报》，居然刊登了周恩来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文章，还平抑了湖南盐价。促成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赞成抗日的学生办《今天》十日刊，扩大统一战线。 　　四、总结了抗战时期的统战经验，有利于在党内其他省份学习借鉴。1939年4月23日徐特立在《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总结了他做统战工作的两点经验：一条经验是对于同情革命的人，不论是不是国民党员，都要从各方面帮他。最主要的是：要他们不脱离旧的社会关系，纠正他们“左”的倾向，教他们某些妥协的办法，少和他们通信，少在群众面前赞许他们。如果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们，留作非党的干部，勿轻易介绍入党，以保全他们的桥梁作用。第二条经验是对那些到我处做特务工作的人、叛徒和被我镇压的人的子女、投机分子等等，采取既和他们接近、靠拢，但还要提高警惕性的策略。 　　1938年5月，徐特立为其著作《抗战中的政治问题》写的序言的题目是“抗战给我的机会”，可见徐特立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精神状态，也可以想见徐特立是怎样铆足了劲忘我工作的。徐特立之所以能够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把工作干得轰轰烈烈，确实与他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家庭，甚至把子女的安危也置于脑后有很大关系。 　　徐特立来到阔别10年的长沙，根本没有回五美看望亲人的计划，成天忙于公事，常常连饭都赶不上。多次外出回来，开饭时间已过，徐特立总是自己用开水泡饭，不让厨师给他重做。他对工作人员说，这样吃饭，既不麻烦你们，又不耽误我的时间。 　　王凌波见徐特立无暇回家，就以徐特立的名义把他的夫人熊立诚和儿子徐厚本及儿媳妇刘萃英和不满周岁的小孙女徐禹强从乡下接来办事处，徐特立自己还蒙在鼓里。那天徐特立和他们见了一面马上又走了。他们在办事处等呀等，以为吃晚饭总该会回来，饭菜都等凉了。天黑总该回来了，可是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人影。熊立诚以为老伴变心了，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徐特立回来以后又破涕为笑。徐特立讲到自己忙于国事，熊立诚说：“你就管好国家的事，我就管好家里的事。”这句话使徐特立大受感动。熊立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料理全家内内外外的事情以外，她还继承了丈夫的事业，管理着五美高级小学堂。徐特立要把小儿子送到延安去，儿媳妇一定要跟着去，这一下熊立诚坚决不同意，不管徐特立怎样做工作，儿子儿媳妇怎样要求。她斩钉截铁地说：“硬要去就去一个，要不一个也别去。”徐乾回忆当时她实在没有办法，铁了心不想当一辈子家庭妇女，婆婆不让去就上吊自杀，幸好被人发现救了下来。熊立诚见媳妇意志如此坚定，性格如此刚烈，生怕惹出人命，就不得不同意了。但《在当今一圣人身边》印出来以后，在少数几本书上徐乾亲笔进行了修改，补充的文字是：“徐乾离桂林去延安瞒着她，徐老在徐乾走的前一天带着老夫人和小孙女回了长沙。”这应该是徐厚本去世以后的事情。 　　儿子厚本和媳妇萃英到延安以后在陕北公学学习，随后分配到湖南。徐特立闻讯责怪他们不懂事，说这是组织上照顾分配来湖南的，不应该接受这种照顾，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谁知在从延安回湖南的途中，徐厚本身染不治之症，到长沙以后安排在湘雅医院治疗。弥留之际王凌波劝徐特立到医院父子作最后的诀别，但为了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他抱憾终生地拒绝了王凌波的劝告。大革命时期，他牺牲了一个儿子，现在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自己年逾花甲，老年丧子，人生之大不幸，其五内俱伤的痛苦不言而喻。 　　注释： 　　[1]袁学之，湖南株洲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30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党总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湘中中心县委书记，鞍山市财经委员会书记，穆棱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长沙市总工会主席，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湖南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 　　[2][3][4]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83页、311页、312页． 　　[5]材料来自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抗战初期的徐特立》。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