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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教育思想夕阳红[1]

江来登，孙光贵

尽管自批判武训后徐特立尽量少谈教育，但此前谈的比较多。进京以后徐特立责无旁贷地大胆地指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在1949年6月写的《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显得特别重要。因此，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多种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很显然，徐特立这种看重知识分子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论到群众教育，他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民主主义必要的条件。至于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主张对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采取适当办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中国人民服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特立总是坚持和那种轻视、摒弃和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行展开斗争的。在他的许多论述中都体现了他了解和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1950年1月，徐特立写了《教育讲座》一文，再一次就教育的本质、作用、对象、方法，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述。1950年2月，他写了《各科教学法讲座》一文，继续讨论上述的一些问题。这两篇长文，分别连载在《人民教育》和《河北教育》杂志上。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各种社会形态下的教育，总结了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作了指导性的论述。 　　有人要照搬当时所谓之“老大哥”苏联的教育模式办中国的教育，徐特立甘冒风险坚决反对，而是参照苏区和边区办教育的成功经验指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1949年12月18日，徐特立在《新建设》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的《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和12月28日被《人民日报》转载的《普通学校的教育思想》两篇文章，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建国初期的教育家姜国仁在回忆文章《学习徐老的教育思想》中说：“解放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把苏联的办法和教材原封不动地搬来用，徐老不同意，很有意见。有一次，我拿一本苏联教材同他研究，他说：‘要删掉三分之二，加进我们国家的实际基本知识。’”[2]批判武训以后，由于七八十年形成的习惯，徐特立也偶尔涉及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看法。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新中国教育的奠基人，教育界的老前辈，教育界的最高权威，有时候迫不得已而进行一些指导。徐特立一生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时期(1949-1968)不少人说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期，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尾声。即使是一个尾声，也是在延安时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建国后，徐特立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结合实际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其指导方式多样化，或报告讲解，或撰文论述，或视察调查，或接待采访，或给身边工作人员讲学，形式不拘一格。 　　一、解释教育方针。1957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教育界这样的大事徐特立不表态是不行的，而且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也是徐特立历来所倡导的。于是徐特立在《劳心与劳力并进，手和脑并用》、《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的客观依据、本质含义，进而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才素质及其培养的原则与途经。他还写信要求全国青少年学友们“更加努力，刻苦钻研，热爱劳动，立志又红又专，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的劳动者”。[3]这里突出强调“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这一观点，说明科学化教育在培养现代劳动者素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与他40年代初提出的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建国初提出的“科学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教育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二、论教育本质。徐特立提出：“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为人类社会所特有。”“人根据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把人类的知识、技能、艺术及各种建设运动、社会运动等等的生产和斗争的经验传授给后一代，就是教育。”[4] 　　徐特立经历了封建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他认为“同一的封建社会，而有两种不同的教育”，一是“强调盲目服从的伦理教育”，“培养劳力者的小人为统治者服务”；二是“培养治人的劳心者，即君子”，“除德行伦理外”，“需要从语言、文学、政事各方面提高他的自觉性和统治能力。这证明两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必须培养两种不同的人格”。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是一半封建一半资本主义的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一半是封建的，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尊君、尊孔、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尊君尊孔是封建的，尚武尚实是资本主义的。以上的教育纲领和宗旨，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两重性”。[5]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我们“不应采取资本主义社会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是平民的，人才教育则为有产阶级所专有。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上，没有奴隶和主人的差别，在教育上也就应该都是职业的，同时又都是人才的”。[6]“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与新教育”。[7]社会主义教育是劳心与劳力、生产与教育相统一的教育。“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能够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那就会开始劳心和劳力逐步统一起来，使生产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8] 　　三、论教育的。徐特立一直主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反对把人“变为书呆子，变为奴隶”。他提倡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只会接受书本子上的现成的知识还不够，还需要能够发现新知识。那就更需要从手脑并用的劳动中，改造事物，分析事物，综合事物，才能得出关于事物的一些新知识。”[9]徐特立提倡培养有个性的青年，提倡培养自动研究、自动工作的人。“我觉得应当培养敢于发挥其个性，有头脑辨别是非，有主张、有试验、有创造、有行动的青年。生动活泼，敢作敢为，才能产生出各种人才来，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10] 　　四、论办学形式。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尚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都上正规学校成才的要求。徐特立便着力探索“两条腿走路”的多种办学形式，主张构建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自学成才三大教育系统，并号召实行终身教育。一是有计划地办正规学校，让年轻后代“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但这类学校的结构应多样化，如中等学校中要办“职业学校”，以适应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如果仅只这条路，“就是把门挤破了，也挤不通”。二是举办补习学校、函授学校，让中小学毕业后就业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业务中学习，工余时补习”，以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这种业余教育也要有“种种形式”，如集中的、分散的、长期的、短训的、补习的、提高的、函授的等等。这样，就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科学的需求，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三是自学成才。劳动人民中没有进过正规中小学的，只能从业余自学中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此外，他还说，某些学校，可以学到毕业，学习却没有什么毕业，活到老，学到老，生命停止才能毕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终身教育。所有这些，都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充满活力的办学形式。 　　五、论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把我们现在的思品教育称之为新思想、新道德教育。由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提出了“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所以徐特立在这方面论述相对较多。他所谓的新思想教育，“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拿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分析每一任何具体问题，这才是思想教育的真谛”。[11]徐特立指出：“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12]所谓新教育，“是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并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新道德教育就是新道德建立、发展、完善过程的社会活动”。[13]徐特立认为：“新道德的建立，是要从学习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开始。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真正地有得于心，为新的道德打下基础。”[14]因此，徐特立主张德育为首。他说：“一般教育问题，总是把伦理教育提到第一位，伦理关系就是社会关系。”[15]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必须始终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首先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 　　六、论教师。徐特立本人自称为“身教主义者”。他认为：“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他说：“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16]他特别强调做好人师，说：“一切学校是改造人的工厂，教员是培养人的工程师。”“诸位是‘灵魂的工程师’，要负责改造人民的脑力的责任。”[17]要做好人师，以身示范最重要。他说：“以身示范，以为儿童之表率，最为重要。此在初学之年尤然。故教师当自慎其言行而以身作则。”[18]徐特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是以身示范，时时处处力行身教。所以，人们称赞“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陆定一)”，[19]“够学一辈子(曾三)”，“学一百年还不够(陶承)”，“没有哪一样不是我们这一辈子所应遵循的典范(柯蓝)”，“平生第一良师(丁玲)”。[20] 　　徐特立建国以后关于教育的论述是不拘一格的，散存于各种文献之中，有人搜集起来编成《徐特立教育论语》一书。这些言论主要来自刚建国那两年，涉及面十分广泛，并非上述所归纳的六个类型。 　　徐特立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教育家董纯才[21]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徐老的意见，就编了两套初小语文课本。解放后，6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小学语文教材和算术教材，也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小学语文、算术课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徐老的主张。实践证明，徐老的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22] 　　注释： 　　[1]本节内容部分选用了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2006年为徐特立纪念馆扩馆成立的六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由孙海林、孙琦撰写的论文《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 　　[2]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73页。 　　[3]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31页。 　　[4]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6页。 　　[5]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6页。 　　[6]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75页。 　　[7]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310页。 　　[8]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09页。 　　[9]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1l页。 　　[10]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79页。 　　[11]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3页。 　　[12]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8页。 　　[13]戴永增、王凤野、戴珮玉，群众本位——教育之光[M]．第162页。 　　[14]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49页。 　　[15]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36页。 　　[16]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48页。 　　[17]武衡等．《徐恃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325页。 　　[18]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57页。 　　[19]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389页。 　　[20]戴永增、王凤野、戴珮玉．群众本位——教育之光[M]．第249页。 　　[21]董纯才(1905.3-1990.5)，男，湖北大冶人。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最早翻译伊林作品的中国人，也是我国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科普理论家。 　　[22]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16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