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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高山景行垂范千秋

江来登，孙光贵

教育家徐特立73年教育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他教育思想多方面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些特色薪火相传，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革命家徐特立41年革命生涯留下的丰功伟绩与高风亮节如永恒的丰碑，将世世代代屹立在华夏子孙的心头。 　　第一节 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特色[1] 　　徐特立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饱读诗书的徐特立当然知道君子应当追求的三立——立功、立言、立德。前面已经讲过，立功、立德方面徐特立成就于世卓著，他何尝不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一辈子从事教育的经验、理论汇集起来传诸后世。当年写的《教育学》由于兵荒马乱，戎马倥偬，早已散佚，无影无踪；抗战期间周恩来派教育家戴伯韬在徐特立身边一个多月，徐特立口授，戴伯韬做了很多笔记，原本是可以成书的，可惜在战火中灰飞湮灭；直到徐特立将走完生命最后旅程，在林彪、康生、江青一起开始兴风作浪，十年浩劫如山雨欲来的那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徐特立还此心不泯。《文汇报》1978年11月28日刊登的戴伯韬的文章《朝晖遍地忆高师——纪念教育界革命前辈徐特立同志逝世10周年》，文中写道：“我(戴伯韬)到北京工作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但谈教育的时候却少了。1965年曾专程到他家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近90岁的老人了，但仍健谈，谈到一些当时的教育问题和我国现代史上教育家问题。我曾自告奋勇地愿意整理他的教育著作，他同意了。哪知道这一次的会面，竟成了永别!”[2]那样的岁月人人自危，知识分子名之为臭老九，动辄得咎，戴伯韬即使极其想把徐特立的著作传诸于世也不敢动笔。但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经过后人几十年的搜集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脉络分明，风格独特。 　　徐特立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其教育思想是教学相长、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为严格的时代性、长期的实践性、广泛的群众性、突出的创造性、严密的科学性、高度的开放性和显见的实效性。 　　一、严格的时代性 　　徐特立指出：“教育学说与其他一切学说一样受着历史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限制，所以它具有严格的时代性。所谓教育家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他的学说只是时代思潮表现在教育的一个侧面，所以教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学说，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3]徐特立教育思想同样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因为他“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伟大变革时代的新思想、新教育的代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剧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4]在戊戌变法之后兴学图强的年代，他弃蒙馆，兴学校，致力于普及教育。在辛亥革命至“五四”大革命时期，他崇尚“科学与民主”，东渡日本考察，西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教育，潜心于师范教育，力倡平民教育、实业教育和女子教育。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他抛弃“教育救国”思想，走上为革命办教育的征途。自1930年起，他一直是我党教育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和边区乃至解放区主持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改革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实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着重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中国的教育实际，使教育为巩固人民政权和经济建设服务。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日本教育界翻译了徐特立的17篇论文，收入《世界新教育运动选书》第6卷，将他与蔡元培并称为中国新教育的代表，并称赞他是“民族解放的斗士”。 　　二、长期的实践性 　　徐特立的教育生涯长达73年，前32年以从事教学为主，后41年以领导教育为主。徐特立教育思想是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求光明、寻出路的革命实践中萌发的，进而在苏区和边区四面受敌、经济落后、物资困难、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应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逐步形成、成熟的，其后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得以发展。徐特立教育思想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都是建立在革命斗争和教育改革的实践基础上的。他说：“我是一个教育的实际工作者”，“我的言论的内容和材料，是革命的环境给予我的。同时我的分析方法也是革命的环境给予我的。我自己是本来无一物，虽然不免有些过去的成见，但因环境不许可也大部分粉碎了。”[5]“我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6]“实践是科学的尺度，又是科学的母亲。真理是要拿实践来检查。”“理论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和实践出发，理性就是从感性和实践产生。科学是理性的客观化，理性若没有感性和实践得出的思想，那是幻想，不是理性；或是宗教，不是科学。”[7]徐特立教育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是在实践中升华的。他强调教育理论要“反映地方的教育现实和解决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在教育理论方面必然是与实际联系的，而不是不可实行的高论和无内容的空论”。[8]由于徐特立教育思想来自革命斗争和教育改革的实践，又指导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而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广泛的群众性 　　徐特立面对黑暗的旧中国，面对穷困的苏区和边区，面对获得解放而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运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集思广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来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边区，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扫盲运动，实施普及教育，用群众创造的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办教育。徐特立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女作为主要教育对象，并从实际出发加以实践的新纪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发动和组织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全体师生和边区各界人士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方针的大讨论，在收集材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提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理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精髓就是教育的大众化，就是要为群众办教育，群众自己办教育，人人受教育。徐特立教育思想不是把握在少数教育家的手中，而是为群众所掌握。他说：“我们的科学与资产阶级不同，即不应该把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中，而应该被大众掌握着，或者科学能通过大众自觉的接受而把握着大众。”[9]正因为徐特立教育思想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因而其基础最广泛、最雄厚、最扎实，在群众中最受欢迎和最容易接受。 　　四、突出的创造性 　　徐特立认为，创造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改造物质，改造世界的教育，就必须有创造。”[10]“创造与传统对立……科学当旧的传统变为前进的阻碍时，就要有勇气、有决心来破除这些传统，创造新的传统、新的标准、新的规定”。[11]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率先改革小学课程设置，创立小学学科体系，探索小学教学规律——文和言、文和道、教和学、教和研的分合问题。他主张“合”而反对“分”，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1941年，他提出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学发展观——“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12]为使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他提出要处理好理论与实际、实验与生产、目前与长远、普通与专门、可能与需要、学习与创造、学与用、先与后、土与洋、必然性与阶段性、争论与结论、计划与领导等12个基本关系。徐特立关于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教育发展观的提出早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构想。1949年提出教育中心论：“教育是社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至于儿童中心，仅是方法问题，教育和科学的本质不能因儿童而改变。”[1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中心(生产的社会化带来教育的社会化)，从而也是经济的中心(生产是经济的基础)，这是由“教育和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关于教育中心论，直到1983年以后，美国的保罗·罗默和彼得·德鲁克才相继提出接近的观点。1950年徐特立重申1940年提出的群众本位论。他否定中国传统的“官治”、“官本位”思想，批判地继承“民本主义”思想；吸取和超越中国近代教育家学习西方，以“学生本位”、“生活本位”代替“教师本位”、“教科书本位”的进步思想，突出了“群众本位”的教育思想。 　　五、严密的科学性 　　徐特立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科学性体现在贯穿了唯物辩证法。他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又反对教条主义：“理论本身并不是教条。只有阉割理论中的生命才成为教条，如果反教条而忽视理论，也必然会陷入教条的深坑中。”他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业务学习，即有的放矢。从实践中纠正理论，发扬理论，则理论不是教条，其文章不是党八股而是行动的指针。”[14]正因为徐特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起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容到形式，从组织到方法，回答了我国教育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把它上升到真正的科学的形态，所以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从宏观看，徐特立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科学体系。它由四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组成——规定教育价值取向的部分；分析教育现状的部分；确定教育目的的部分；揭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部分。从微观看，每部书、每篇文章、每个观点都是科学的。如，他于1914年撰写的《小学各科教授法》，是一部综合性的分科教学法专著，也是一部分科教学法与普通教学法相结合的专著。其内容与结构安排十分缜密精到，具体体现在：(一)分科教学法的完整性；(二)分科教学法与普通教学法的系统性；(三)教材与教学的统一性。 　　六、高度的开放性 　　早在延安时期，徐特立多次强调，我们要运用毛主席倡导的“古今中外法”，学习研究中外文化遗产，作为建设边区文化教育的借鉴。建国后，他将这一学习方针与方法进而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先人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其次要学习苏联，必须有方法有目的地学习苏联……使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再次“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15]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徐特立还总结说，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与外国分不开。满清末是从日本来的，有它的特点，带东方性。日本化的科学化”。第二阶段是民国期间的美国化，几乎带有全国规模，“如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但行不通，因为我们的条件做不到，所以陶行知把它改为‘社会即学校’”。[16]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倡导学习前苏联的经验，但“必须有方法有目的地学习”，任何最好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这就是徐特立的结论，并指出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简要内容与特点。与此同时，徐特立广采博撷，曾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北往苏联学习考察教育。这充分说明：中国近现代教育是在渐次向东方和西方开放的变革中前行的。在这前行的过程中，始终体现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如在延安时期，徐特立指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论无疑是实用主义的，但它仍有合理的内核，“行知吸收了杜威的教育与生活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这种结合还是现实主义的，不过没有跳出狭小的教育圈子和学校圈子，所以杜威号称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是一个革命家。行知却是一个革命家，同时在教育方面起了伟人的革命作用，他的革命不停止在教育圈子中和学校圈子中。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他从国民党反动政权下竟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条件的新村计划，而且行之有效”。[17]这里对杜威、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公允评价，充分说明徐特立教育思想是开放的，毫无门户之见。 　　七、显见的实效性 　　徐特立曾在60岁生日时说：“我一生过着不平常的生活。把这一老古董推到革命最先锋的队伍中，将来革命史上也占着光荣的一页，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光荣并存，我值得高兴，我愿意继续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为民族为世界和平而斗争。”[18]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就离不开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因为徐特立是中国20世纪新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作为教育界的“长沙王”，不仅开办了800所小学，而且通过创办师范学校、实习批评会、教育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教师，率先推进了湖南的普及教育、平民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他作为苏区和边区教育的领导者，运筹帷幄，既开办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坚苦卓绝地领导了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他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奠基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始终以其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着伟大的教育实践。教育的效果如何，要看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徐特立一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几代人，其中有大批民族精英，如梨江、五美的熊瑾玎、毛达恂、赵则三，长沙师范的田汉、陈子展、柳堤，湖南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三、陈章甫、张昆弟、张国基、程星龄、周世钊，省立第一女师的刘昂、曹孟君，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李鹏、李强、董纯才、武衡、贺敬之等等。 　　注释： 　　[1]一节内容部分选用了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2006年为徐特立纪念馆扩馆成立的六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由孙海林、孙琦撰写的论文《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 　　[2]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06页。 　　[3]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40页。 　　[4]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40页。 　　[5]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57页。 　　[6]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332页。 　　[7]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42页。 　　[8]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页。 　　[9]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2页。 　　[10]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40页。 　　[11]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43页。 　　[12]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02页。 　　[13]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35页。 　　[14]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26页。 　　[15]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26页。 　　[16]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32页。 　　[17]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62页。 　　[18]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130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