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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年而作

汪继尧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和陕北驰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组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创建了西北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及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北苏维埃政府，并在粉碎敌人数次“围剿”后，把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和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落脚点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后在此基础上扩大了为陕甘宁边区，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和总后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着重忆及刘志丹等同志领导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的峥嵘岁月。刘景范同志也是陕甘边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在1933年就领导组建了保安游击队，1934年2月率队到了南梁，改编为保安游击支队，刘景范任支队长兼政委，在保安、靖边、定边等地开展游击战，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在1935年2月刘志丹同志赴陕北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刘景范同志接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陕甘边特委军事部长。为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谨撰写此文以为纪念。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确实来之不易，是经过无数艰难曲折斗争得来的。早在1928年5月，刘志丹就领导了“渭华起义”，失败了。1929年4月刘志丹任书记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注重武装斗争，但仍是以派人做争取白军工作为主，也确有成效，但最终或不慎暴露或盲目单纯暴动被敌打败，均未成功。加之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先“左”后叛变)“左”倾机会主义者蛮干，命令进攻保安失利，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南、蓝田，在终南山苦战两月，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遭惨痛损失。刘志丹率10余人突出重围，带着几支驳壳枪回到照金根据地。刘志丹认真总结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光杆斗争、脱离群众、军事冒险及“左”的一套是绝然不行的，必须大力发展工农武装，扎根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了第四十二师，下辖三个团。会议清算“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此后，根据刘志丹提议，陕甘边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三路 　　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南梁位于陕西省保安、甘泉与甘肃省华池、合水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方圆100多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距反动统治中心城市西安、延安、榆林、庆阳等地较远，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同时又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鉴于游击区主要在农村，多数县城在敌人手中，人口少，经济落后，敌人封锁，粮食和其他物资缺乏，又委派马文瑞同志去开辟了甘泉、宜君、洛川一带的“东区”根据地，有10多万人口，经济也较好。自1933年冬至1934年夏短短半年时间，刘志丹等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多人，拨掉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伪保甲制度，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民主政权——革命委员会，有游击队支(中)队14个。此外，还成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这些组织活动非常活跃，对政府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 　　至此，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地区的荔园堡大庙前广场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隆重的群众大会，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首先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及其它决议案。接着，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先后讲话，边区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全副武装，雄纠纠、气昂昂通过主席台，阅兵仪式，无比壮观。广场上人如海、旗如浪，锣鼓震九天，口号若雷响，老百姓奔走相告：“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的确，在当地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此情此景，生动地说明革命确是劳苦大众最盛大的节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工农民主政权由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巩固的工农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 　　一、政权建设，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为副主席，原来革命委会下属的各委员会的负责人被选为苏维埃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长，选举刘志丹为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赤安、庆北、宁县、正宁等县的革命委员会转为县苏维埃政府，华池、安塞、甘泉、淳耀，旬邑等县也先后成立苏维政府，并选出了主席。另有一些新解放区如定边、靖边、中宜、红宜及肤施等仍叫革命委员会。 　　二、土地工革命、分配土地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过去，贫苦农民一愁无地，吃不饱饭，穿不上衣，地富剥削压榨使他们喘不上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抢劫，不得过安宁日子。边区政府成立后，依照《井岗山土地法》的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革命，依靠贫雇农、贫农团和雇农工会，团结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也给留一些，使其生活有出路)，给富农留少量土地，以够其吃用为限；没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及缺少土地的农民，先分川地，后分山地。土匪也不敢横行了，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热火朝天。地富是威风扫地，贫雇农是扬眉吐气，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生产、参军的热情和积极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成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有力保证。 　　三、粮食政策，当时没有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土地，粮食和羊，除按政策分配给群众外，剩余则作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田、公粮、公羊，保存在村子里，以备食用，为此在中心村设立了“红军公田”和“红军公粮站”，红军走到那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 　　四、恢复集市贸易。过去这一带历来有集市贸易的传统，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为了活跃经济，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每隔三天一次。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馒头)和荞麦面饸饹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主席和政府秘书长蔡子伟等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他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得很，“一方面增进了干群关系，另一方面也能了解许多民情实况，集市贸易真的起到促进了边区商品流通和活跃经济的作用。 　　五、发展边区金融事业，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货币。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边区经济建设、稳定市场，边区政府决定废除了伪币，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简称“边币”)，严禁使用国民党政府的伪币。当时边区政府的货币印制很简单，就是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之印，然后刷一层桐油即成。印鉴是兰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都十分稳定，受到群众的拥护。 　　六、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一切用品，都由财政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供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那时候，没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以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同志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有一次蔡子伟害了病，又值换季时节，天气寒冷。马锡五同志及时地把自己的一件内装羊毛的新棉衣送来，同志间这种情同手足的感情、感人至深。 　　七、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不仅对我进行军事“围剿”，还实行经济封锁。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采取有效办法对付他们，从而不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且活跃了边区经济，保证了物资供应，支持了革命战争。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办法是拉豪绅。经常组织小股精干力量，瞅机会打入白区，神出鬼没，抓住地主豪绅等便拉回根据地来，勒令他给钱或物，有时由他们的亲威出面“议价”，确定钱物数量，尤其是要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他们出了钱或物之后，小一点的豪绅便放回去，也有实行劳动改造的，民愤极大的有的就杀掉。 　　第二种办法是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 　　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 　　第四种办法是大力发展边区生产，壮大经济力量。 　　八、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进行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 　　1934年，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光荣诞生，规模虽然不大，但在陕甘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它贵在是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干校设在南梁地区豹子川，这里森林茂密，时常能见到狼、狐狸等野兽，各种鸟类争鸣不已。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的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土台即课桌，给学员每人发一根铅笔，一点麻纸，教师讲，学员记。课程主要是军事课(讲单兵教练、基本动作，尖兵运动，游击战术等)；政治课(讲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六大决议等)；文化课(首先教识字，扫除文盲，同时普及文化知识等)。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政治教员马文瑞、文化教导蔡子伟，军事课由刘志丹、吴岱峰讲授。不论校长、政委及教员都是兼职的。学员主要来自陕甘边和陕北部队中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少量地方干部。结业后大多回到原单位工作，由于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提高，很多人都担任了部队和地方上的领导职员，成了革命的骨干栋梁之材。干校共办了三期，每期100多人，其中第一期达180多人。 　　创办列宁小学。第一所列宁小学在何家沟门办起来的，教室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教员只有两人，一个张景文(女，后来在“左”倾肃反中被杀害)，另一个是贺XX(男)。教材通俗易懂，都是自己编写的，多采取诗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致很高。蔡子伟是文化委员会的委员长，审编教材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曾编写的政治课教材中第一首开关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不久，很多村庄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为了扫除文盲，还有一些村里办了成年人识字班。 　　此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是特委的机关报。边区政府办的公共刊物《红色西北》，是一个不定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方面为最多。 　　九、统一战线工作，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公认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做白区秘密工作，刘志丹同志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和工作，安塞、保安县伪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敌方情报。 　　二是，做土匪的工作。对于土匪采取分化利用，改造和消灭的方针，能够争取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当时，梁占奎是黄龙山区最大的土匪头子，作恶多端不可争取，就把他打死了。郭宝珊部，在反复说明利害和讲明政策的情况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为了改造这支土匪队伍，派任浪华同志到郭部任政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郭部那些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留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真正的革命同志。 　　三是，团结改造哥老会。陕甘边一带哥老会很多，他们的成员大多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个封建团体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时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改造他们则是边区政府不容忽视的也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不少哥老会大都为我们掩护过伤员，或帮助做其他革命工作。特别是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后来还当了我们赤卫队的总指挥。 　　四是，做国民党杂牌军的工作，对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破的方针。 　　经过上述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个别疯狂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红二十六军进行造谣、污蔑、陷害，在陕北搞错误“肃反”，杀害和伤害了大批党政军干部，造成陕北根据地危机的严重局面，他们犯下的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所幸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和陕北根据地。 　　刘志丹同志不仅是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者，也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模范。他虽远离中央，但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党、建军、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的方针策略无不正确坚定。刘志丹同志实行的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路线。1943年5月，在刘志丹陵园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时，毛泽东同志为刘志丹的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最准确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他在领导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浴血奋战的同时，一刻也不忘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的父老乡亲，1934和1935年，他两次派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去陕北，协助陕北红军和游击队，共同作战。第一次是1934年7月，派一个团去与陕北红军并肩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第二次是1935年初他亲自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赴陕北，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协同战斗，不仅粉碎了数十倍于我之敌人对陕北与陕甘边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解放区，解放了六座县城，游击区发展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主力红军达到5000多人，游击队4000多人，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北至长城，南至淳耀，西达甘肃环县一带，东到黄河，方圆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这块幅员辽阔且较为巩固的根据地，为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注：本文作者许多是引自蔡子伟撰写的《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一文，该文载于《蔡子伟纪念文集》。 　　①汪继尧：蔡子伟之女婿。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