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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党史要关注当年的“肃反”问题①

周国祥②

我觉得举行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议，意义有四：一是缅怀刘志丹、刘景范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二是回顾西北革命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三是从陕北历史文化领域研究陕甘、陕北近代革命的历史文化现象，四是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剧烈突变中如何传承陕北的历史文化遗存。 　　一、陕北近代历史上以刘志丹、高岗、刘景范等一大批领袖人物，在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了的革命精神的精髓，我理解为五个方面。 　　1、革命目标的明确性。在陕北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历史文化熏陶下，陕北优秀儿女迅速接受了中国共产觉的建党宗旨，即领导组织广大贫民百姓，推翻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封建殖民集团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革命目标。因此，在长期复杂残酷的斗争历程中，能够做到不迷途、不转向、不争权、不整人、不损民、不贪利、不谋财，一心一意干革命。 　　2、革命意志的坚定性。面对强大的反革命阵营，白手起家闹革命，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受苦受累，坐牢牺牲，从来没有灰心丧气。不断遭受革命阵营内部不同派别的残酷打击，也从来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与农民百姓血肉相连，1935年从左倾的牢狱放出来后，带着右倾的帽子，抱着以死相谏、以示对党忠心的情怀，毅然挥戈上阵。     　　3、可贵的实干精神。他们总是跑在革命活动的最前沿，活动在广大的劳苦大众中间，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骨子里从来没有那种和党的革命事业若离若合，个人第一，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空谈革命的不良作风。 　　4、高尚的求实品德。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是幼稚的党，进行的斗争活动，也如趟着浑水过河。错误是随时会发生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刘志丹这一批革命者，始终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怎么干能取得胜利，就怎么干；什么办法效果好，就用什么办法。在他们的思想方法上，凡是大的方面符合共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基层工作中一定要效果第一。他们搞工作没有看高层人物的眼色，没有揣摩上级高官的心思，没有死套上级机关条文的低劣行径。因此，通过几年的斗争实践，刘志丹等人就探索出了一条建立以农民为骨干力量的武装队伍，建立以广大山区为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与一切拥护支持革命活动的社会力量实行的统一战线；探索形成了以强打弱，在运动中战胜敌人，以农村包围城镇等符合当时西北实际的军事战略战术。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共产党领导层的革命思想路线，革命斗争策略，革命领导艺术，较早的全面的跃入了成熟阶段。 　　5、大度包容的领袖气质。在短短的艰难革命活动的几年中，共产党组织内部有陕西省委的杜衡等，北方代表先后派遣的谢子长、郭洪涛、朱理智，上海中央分局派遣的聂洪钧，红四方面军的程子华、徐海东等，前后数次，对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甘、陕北革命阵营，进行了一般性打击，或有意置其死地的残酷斗争。但是，长期饱受陕北开放兼容的历史文化的培育，心怀忠贞不渝的革命目标，刘志丹一次一次都能够非常明确地从共产党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认识和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思想境界较早地达到了高层领袖的水准。 　　二、刘志丹等人的革命活动在陕北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地位。 　　古代陕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是边塞文化。民国时代，陕北历史文化展示出非常成熟的特征，即开放兼容与开拓进取。古代陕北民风剽悍，作风泼辣，气势凌厉，不屈不挠。陕北人民身上磨练出了一种能够忍受极端贫困，善于应付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人们坦诚忠义，乐于相助，讲求公平，仇视压榨，骨子里蕴藏着深厚的变革社会的动力。明末清初爆发的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是陕北革命文化的雏形。民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西北人民革命，表明陕北革命的文化已经成熟。 　　中华民国的陕北，偏远落后，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共产党的革命宗旨迅速被陕北革命先驱们接受，共产党发出革命的号召，陕北的精英们立即纷纷响应。刘志丹等领袖们举起了革命大旗，立即吸引了广大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小小革命火种，立即在西北高原的乡里沟间遍地燃烧起来。陕北民间的革命文化，在刘志丹等人的引发下，进入了辉煌灿烂的新阶段。户户踊跃参加，人人举枪上阵。几年时间，陕甘、陕北二十几个县就成了人民的天下。刘志丹等人领导陕北人民，为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建立了结实的落脚点。 　　1935年秋，共产党上海分局与北方代表派遣到来的朱理智、郭洪涛、聂洪钧等人，伙同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的程子华、徐海东等人，为了夺取权力，为了吞并根据地，相互联手，以肃反为手段，蓄意谋划，有计划的逐步的强制的夺取了西北特委与基层县区党政军权力，逮捕残杀干部群众。面对如此残酷的局面，刘志丹头脑清醒，沉稳应对，告诫军政大员予以忍耐，制止了县区乡游击队、赤卫队群情激奋、对抗争斗的内战行为，保证了根据地的完整存在，保证了中央机关及其红军队伍的顺利落脚。为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大业，立下了万古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及时地制止了肃反运动，刘志丹等高层领导人物刀下余生。但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共产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没有认真彻底解决左倾分子的罪恶行径，而且解脱庇护，继续升迁高位，使他们得到了中央的重用。因此左倾集团仍然把持了西北根据地的权力，基层左倾行径得以继续存在。刘志丹等一大批受害人政治上没有翻身，头上戴着右倾帽子，工作上降职使用。但是，他们的着眼点首先是共同的革命目标，把自己的处境与得失放在了身后，积极消除受害者的怨气，鼓励大家开始工作，这一千古传奇的高风亮节，是陕北历史文化灿烂辉煌的顶峰。 　　三、建议继续深入研究陕甘、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从历史角度看，陕甘、陕北发生的错误肃反，是任何一个革命集团造反大业中都会发生的现象，不能大惊小怪，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但是，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后，党史研究一直忌讳并掩饰了陕北的错误肃反。 　　一九三五年冬瓦窑堡处理错误肃反问题，仅仅完成了对错误逮捕和杀害行为的制止工作。当时中央匆匆而来，一是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没有确立，对肃反问题的认识不一；二是长征途中在四川受到张国焘的分裂与挤兑，到陕北又对浓厚的地方革命文化不了解，因而对如何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融合一体心中无底；三是错误肃反对中央落脚陕北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因此彻底清算肃反的欲望并不强烈；四是左倾肃反集团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也是拥护中央的到来，同样可以依靠使用；五是根据地内外困难重重，形势严峻，解决肃反问题不是中央的当务之急。所以，肃反问题成为共产党革命历史躯体上的一个严重伤痕，几十年来一遇风云变幻，就疼痛发作起来。该处置的一直没有处置，继续身居高位；逮捕的没有被杀绝，以后也奋斗到了国家的领导高层。每当共产党中央发生路线偏差，左倾害人者就跳出来否认罪过，受害的满腔怒火，群起反击。闹得上上下下，都不安宁，最终反复受害的还是当年的幸存者。 　　陕甘、陕北的老百姓认为，上层矛盾没有什么，他们都高官厚禄，衣食无忧，最不公平的还是当年被杀害的革命者及其家属亲人。他们在全神贯注闹着革命，不晓得自己如何就掉了脑袋。活着的亲人痛哭流泪，后来还不时受共产党的打击和批判，几代人不得安生。整个陕甘、陕北的老百姓知道几十年前二十五军杀害了许多闹革命的人，但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到处口头传承着民国二十四年徐海东上来杀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意回避肃反事件，不给普通老百姓说个所以然，也没有完全给被杀害的人进行抚恤，没有进行建坟立碑、予以祭奠的举措。一切都在不予搭理中延续着，一切都在底层中传说着、演绎着、咒骂着。     　　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他的发生根源、经过、结局，每一个参与者具体怎么做的坏事，怎么受到摧残，死了的是怎么被杀的，现在还是一本糊涂账。作为历史，还是应该基本弄清楚，原原本本进行记录。对于人民来说，被杀害了的，等条件成熟了，还是应该予以纪念。不要因为是共产党队伍初期出现的过错，直到现在还不给受害者一个表示，而且越遮越黑，越传越离奇。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人为的阻挠破坏，最低层的史实没有进行记载。一九八二年开始的党史调研，所有走访材料，凡涉及肃反的，不让深入进行下去，也不许整理汇集。因此，采访活动大都刚开始就停止了，采访者得来的资料一般被个人拿走了。现在这些人大都过世了，资料也下落不明。 　　做为当时的受害者，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撰写革命回忆文章，写到肃反的时候则拽然而止。到了晚年，没有了思想顾虑，便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了下来，并对肃反的认识深了一层。 　　因此，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当年的肃反问题，互相交流资料，有条件的应该继续进行调研。只有得到大量的资料，才能准确地看清楚肃反的发生过程，准确地弄清是非曲折，进行历史的记录。同时，哪一天各级共产党组织重视了对肃反遗留问题的处理，比如向陕甘、陕北老百姓公开肃反事件的过程，比如对被错误杀害的革命者予以祭祀，这些材料也是有用的。那些无辜屈死的冤魂们，也盼望着这一天!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周国祥：延安退休干部，致力于党史研究。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