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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之思——读《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之后感

尚建飞

李鼎铭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开明绅士的典型代表。他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职务期间，对边区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著名方案，并且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进行三三制政权的巩固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革命先辈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什么因素促使他选择与革命者同行，并为此而终其一生?关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影响已为人所熟知，诸如青年时期就开始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为实现救国理想与封建势力斗争；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等等。这些因素使他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胸怀大志而不能实现，从而看透了军阀政府的丑恶面目。然而，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事实又使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但是，我们对李鼎铭先生的选择之动因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表面的、肤浅的层次，否则我们将不能真正继承他的光辉思想。本文作者以为，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良因素之薰陶，才是李鼎铭先生毅然选择革命道路，以义无反顾，死而后已的态度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根本原因，并且，他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优良因素，使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李鼎铭先生的哲学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于宇宙人生之真谛的理解与追求，而且为我们当代在解决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换问题方面给予了很多启示。李先生一生著述丰厚，然大多毁于战火，幸存《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使得我们可窥见他的哲学思想之精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传统哲学的优良因素，如人文主义、爱国主义、创新精神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力图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做出新的阐释，使得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又焕发了勃勃生机。 　　一、批判式的继承传统 　　批判是指通过分析去研究事物的方法，不能与批评、指责相混淆。它是我们研究事物的基本而必要的方法。传统一般是指本土的、古典的东西，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许多人以为，现代人就无需过时的、僵死的传统的东西，但是，“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换自己”。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东西已经积淀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批判式的继承传统正是应用考察分析的方法对待传统，以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李鼎铭先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正体现这种方法。     　　首先，李先生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这种国家一定有其光荣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一定有伟大的遗产”。②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先生是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表达了传统的客观存在性，并且是一定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传统。那么，他凭什么如此肯定呢?凭信仰还是考察分析呢?应该二者皆有，但以考察分析为根本。他首先提出，“世界上各个民族，或胜或败或存或亡，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不同意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既然是高于一切的动物，当然要有思想，有组织，有斗争，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李先生却没有把各民族的存亡与各民族的传统之间的关系讲明。我想，在他看来，人类由于有思想、有组织、有斗争，就一定能产生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往往对一个民族的胜败、存亡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一个传统中常常是良莠并杂。当优良的传统起作用时，国家社会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与此相反，当优良传统丧失时，国家社会会面临灭亡的境地。就中国的历史传统而论，他认为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 　　李先生认为，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是真正的传统。他从传说中的黄帝讲起，认为这种传统是从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冲突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黄帝以武力征服了蛮族，但尧却发现单用武力是不会使少数民族臣服，于是尧便改变了策略，使用帮助和爱护的方法，结果使少数民族愿意与华族和平共处。尧把这项政策总结为“爱”，并且推广到一切政治实践当中，最终形成了“允执厥中”的哲学理论。由于舜也能明白这个道理，并能亲爱父母兄弟以及民众，所以尧传位于舜。舜之后的禹也是一心爱护人民，为人民除患。与此同时，李先生特别强调，“(按指尧)当时提出的爱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若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人，他不但不爱，而且还要惩罚，所以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③尧不仅提出了“爱”，而且还提倡孝道。这是由于“尧把人情看的很彻底，所以他提倡孝道，使子女亲爱父母，父母也自然要亲爱子女，数千年来这种传统深入人心，无论怎样穷苦，怎样困难，对于子女总是尽力保养，自以为有了子女则终身有托了，死后也有托了。其中间或有不能生育者，则焦急万状，虽螟蛉之子，也要尽心抚养成人。”④李先生认为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生息的根本原因。 　　禹之后成了家天下，由夏启开创了夏朝，从此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因为夏朝末代帝王桀的残暴不仁，最终由成汤所灭。李先生提出，成汤发明了一种哲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哲学是讲与时俱新，不要因循守旧的道理，并被文王、周公总结吸收入《周易》当中。李先生认为，《周易》乾卦的中爻是指乾元，也就是尧舜传下来的道心之“中”，孔子所说的“仁”。它们是人的“种子”，也就是“细胞”。也就是说，人以及人的德性都是由客观存在的“细胞”发展而来。圣人由于明白这道理，所以一切从客观出发，具有了刚健之德。但是，《周易》强调，只有具有这种德性的人深入群众和群众站在一起，才能获得吉祥。并且，在具体分析《周易》的剥卦、谦卦、否卦和泰卦的基础上，李先生得出了易的宇宙观。他认为，“所以献身于革命运动的人，必须与群众站在一起，紧密依靠群众，使群众的言论能够随时上达，这就是易的宇宙观”。⑤ 　　文王、周公之后，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先圣先哲的思想传统，并且是集以往优良传统于一身，成为古代优良传统之集大成者。李先生认为，孔子有两大主张：一为反对内战，二为保卫民族。孔子还把历代优良传统概括为四个方面：祖述尧舜，学说以物质为主，讲明仁道，讲明孝道⑥。祖述尧舜是讲选贤与能的社会，也就是任用普遍亲爱民众的人服务于人民利益；学说以物质为主与讲明仁道两个宗旨是说，孔子主张从客观存在出发才能和世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讲明孝道则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两大主张，孝不仅使一个家庭和睦，而且会形成全民族的一种风气，自然人人乐于生育，民族也就繁荣。孝道的功能是双方面的，既可以增强人民体质，也可以使社会安定。因此，孝道是反对内战与保卫民族的根本解决办法。孔子的门人弟子由于不能从“物质”出发，所以才造成了后世的疑惑与纷争。李先生还认为，与孔子同时的老子的《道德经》主要是发明群龙无首的意义。这就是教人遇事要以群众的意见为意见，事业成功，不要夸张，不要犯英雄主义。庄子的《南华经》提出的认识方法是“以明”，“以明是《易经》随卦所讲的哲理。就是彻底克除主观主义，完全从客观出发，这才是真正的灵明”。⑦庄子还在《秋水篇》内假河伯和海若的谈话，讲明虚心是人进步的前提。 　　根据对先秦时期，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战国时的庄子哲学思想的考察分析，李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从此看来二千年前，我们祖先的传统，一贯都是平等自由的群众观点”。⑧这一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在每次生死存亡的时候都能转危为安，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传统。但是，“可惜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野心家及其学者，他们从一己之私利出发，故意制造邪说，歪曲真理，曲解真正传统，而代之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逆潮”。⑨李先生认为，这一传统是由汉武帝开创的，他说：“他(按指汉武帝)的思想和秦始皇一样，他觉得始皇纵然焚书，尚不能流传下来一种东西为他们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仅仅秦始皇的焚书，虽然毁灭了有形体的中国真正民族传统，但流传在人心中的无形体的真正民族传统，还是存在着，还足以障碍他们的专制淫威统治，因此他就想出比秦始皇焚书更为毒辣的办法。他一面汇集全国经学典籍，一面招聘全国学者诸生实行表彰六经。……彼辈(按指诸生)献书之借口，虽各不同，但其出卖真理以争宠于汉武帝者则一；且编辑删改伪造曲解之权，又操于汉武帝之手，从此中国真正的民族传统就被埋没了”⑩。李先生提出，汉唐以后二千年来历代帝王无不御用表彰六经的学说，以致于现在的六经中出现了讲专利、神鬼和大汉族主义的内容。这些内容形成了一个伪造民族传统，是应该被抛弃的。     　　总之，李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唯物体系，是中国的真正传统。其主旨是，一切从客观出发，为人民谋福利；讲明孝道，使家庭和睦、民族强大；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大孝”的爱国主义。另一个是从精神出发的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唯心体系，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创造的一个专制的、迷信的、大汉族主义的伪传统。正是由于李鼎铭先生能够自觉地、批判式地继承了优良民族传统，才能由一个最初“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和他们以前的若干做法”的乡绅，转变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著名爱国人士乃至革命者。     　　二、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人们对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解决办法时表现出来的创造力。这种能力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人的主观猜测。它是传统智慧积累的前提下，由于现实问题的刺激、逼迫，是人的内在潜能的迸发。但是，要使这种能力得以实现，还需要过人的胆识与勇气。李鼎铭先生的哲学思想正体现了这种厚积薄发、胆识过人的精神。他根据自己的旧学根柢与对现实的敏锐的观察力，作出自己独特的、发人深省的、启人心智的判断。     　　李老先生旧学功底虽然不能与他同时代的学术大师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他熟读六经、诸子百家之书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他对其中的经典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我们读他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就会发现，李先生对《尚书》、《周易》、《论语》、《礼记》、《孝经》、《道德经》和《南华经》等经典著作了若指掌。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对西方近代的社会进化论、生物学、化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一定的了解。虽然李先生对这些外来的思想没有深入的理解、研究，但对它们的精神实质都有相当的领悟。这种良好的国学基础与开阔的视野为他的创新思想的提出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李先生对于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大概任何一个民族，一定有其从古至今的真正历史传统，保持着这种传统，方能接受空间的东西。譬如织布，必须先把经线整理好，然后才能接受纬线，才能织成经纬井然的布匹，假若经线断了，就无法接受纬线，纵然勉强接受，也不过接受一堆不相连贯的乱线，不能成为一个东西”。他认为，首先应该保持好“真正历史传统”，然后才能接受“空间”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李先生所说的空间是指外来的、西方的)根据这个观点，李先生先批判了中国历史传统，区分良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说：“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并且能使这种主义与中国真正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这不仅是民族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将使我们民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中数一数二的新型强大国家”。面对军阀连年混战，日寇的入侵以及有些人怀疑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局面，李先生发挥民族传统中优良因素，力证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回答了有些人的质疑与中国的前途等重大问题。 　　李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他认为中国历史传统有两个体系：一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一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并且，李先生就传统经典中的具体事例及论证之思想实质的分析，使人对经典的理解产生耳目一新之感。如他对《周易》乾卦的分析，他说乾元是乾卦的中爻，也就是尧舜传下来的道心之“中”，孔子易传解为“仁”字。仁是人的种子，是细胞。人的细胞就是乾元，这种细胞系纯阳之气，它有刚健之德。这种德性并不是空洞无物，也不是什么天命和上帝的赐予，他就是乾元的细胞，是人身之所异于其他生物细胞者之最主要的东西。《周易》历来被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充满迷信思想，但是经过李先生的解释，使我们发现这部最迷信的经典当中竟然也有最科学的东西。可以肯定，李先生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合理的，有启发性的。他讲孔子的祖述尧舜、仁道、孝道也是注重其合理的因素，并非一味地否定。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必须要把主观主义克服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能发现客观的真面目，这就是复礼，也就是仁道，人能一切从客观出发，自然能和世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孔子所主张的“孝道”并非局限于守着父母，朝夕奉侍，如同后世所讲的那种愚孝。“孝道”的真正含义是人生对天下国家的大事做好了，就是大孝；做不好，就是大不孝。孔子所提倡的“孝道是为国家社稷尽心尽力，并非单讲孝敬父母。老子的《道德经》这部消极无为的经典也有积极进取的成份。《道德经》主要发明群龙无首的意义。它教人遇事要以群众的意见为意见，事业成功，不要夸张，不要犯英雄主义。《南华经》即《庄子》这部最唯心的著作却有克除主观主义，从客观出发的观点。李先生经过一番具体分析之后，认为这个“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唯物体系”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传统。它与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论与历史观是相同的，是马列主义可以中国化的根据。由此，李先生提出，只有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这就是创新，它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也不是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把传统与现代西方科学精神、人文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传统文化可以延续，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可否认的是，李先生的看法也有其局限性的地方。例如，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两个传统，两个发展时期。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殷周天命神学、战国诸子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中国化、宋明理学、清初朴学与清末的西学东渐等七个主要阶段。并且，秦汉以来，自由平等群众观点也并末消亡，如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光辉思想。再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断。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佛学的思辩体系对中国哲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建构的作用影响也是功不可没的。至于马克思主义，是探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类社会、自然界普遍规律的学说，不仅讲物质是第一性，而且也承认思维的相对独立性与能动性。正如有人指出，由于陕北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风气塞闭，不能掌握最新动态。而且正是这种信息的滞后性，客观上限制了陕北人的视野，李鼎铭也不能例外。(12)但是，我们不能不赞叹李先生在如此滞后的地方，能提出这么宝贵的思想充分体现出他的敏锐与才华。 　　三、师夷与创造性的转换 　　众所周知，中国是被迫进入近代社会形态的国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华帝国的君臣百姓从“天朝”的迷信中惊醒，认清一个事实：中国落后!那么，究竟我们中国人比别人少了些什么，或在哪方面落后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些什么呢?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夷之长技为何物呢?“有的人认为，首先要学习西方的兵器；有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工业，当时称为‘实业’；还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宗教。最后，人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人们认识到这里，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不承认科学的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民主，还没有一致认识”。(13)为什么我们想学习西方的文化却学不到位呢?虽然马列主义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是为什么民主自由的社会还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呢?这里其实牵扯到学习西方文化与如何保持传统的连续等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前途与命运，虽然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但是真正有建设性的方案和方法并未树立起来。     　　我们还是从这一问题的起源谈起，做一番历史的考察。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这个问题的源头。然而，五四运动关于西方文化与传统之关系的态度与方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封建过程的推动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应该被继承的。但是，五四运动全面性反传统主义的态度应该受到理性的批判。美籍华裔林毓生教授指出，“就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史中社会和文化改革运动而言，这种反传统的、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14)五四运动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所呈现的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深沉的危机。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一危机，相反，却促使这一危机的蔓延与深化。林教授提出，中国要走出文化危机，只有走创造性的转化这条道路，才能为民主自由的社会提供可靠的保障。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种方法，可以使一些传统文化的成分，不但没有阻碍现代化社会的进程，而且还帮助了这项建设工作。 　　我们发现李鼎铭先生的哲学思想，与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观点相同。李先生认为，西欧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是马列主义，而中国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体系，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他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传统文化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阻碍，而是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批判传统，区分了传统中的两个体系——平等自由群众观点与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并且使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真正传统具有了人文主义、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内涵。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李先生面对民族危难之际，积极寻求进步所表现出的伟大创造力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总之，李鼎铭先生的哲学思想所包含的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现在走出民族文化危机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微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李鼎铭：《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9月版。 　　(12)参见秦丕栋《李鼎铭政治思想的变迁》，载《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1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鼎铭哲学思想研究/郭林 曹丕宏主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