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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的公仆精神
董晶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闻名遐迩的陕北爱国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以他建言“精兵简政”的远见卓识而名垂中国近代史册。从1941年11月至1947年12月病逝,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任上,作出了多方面贡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获得了边区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一、自觉体恤群众感情
  李鼎铭先生认为:“献身革命运动的人,必须与群众站在一起,紧密依靠群众,使群众的言论能够随时上达。”李鼎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李鼎铭先生情系民生、造福桑梓、亲民爱民。
  李鼎铭早年从事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从自己开办学校的经历中体会到:要富民强国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而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兴办学校。为办家乡区立桃花峁初高级小学,典卖了自己12垧地,作为办学基金。他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对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建议,他号召小学教育贯彻民办公助原则,与林伯渠主席联名签发《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极大推动了边区文教事业的发展。他积极动员群众开展卫生、教育运动,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封建文化残余进军”,发动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边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李鼎铭在边区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期间,他努力加强文教建设,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建立中级干部学校,培养未来干部;设立地干班,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提高现任干部教育。积极开展群众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报纸和文艺方面普及知识,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和提高。
  李鼎铭也十分重视发展卫生医疗事业,促进中西医结合治疗。当时人们对中西医孰是孰非的问题是有争议的,当时与两种声音:一种是在以新文化取代旧传统的口号下,力主要立西医而废中医,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是落后于时代的;另一种是在维护“国粹”的旗帜下,鄙夷西医而独崇中医,认为祖宗世代相传的才是可靠的。两种观点互相抵制,水火不容,已经超过了医学的本身,成为中西两种文化根本性的争论。中西医如何互补,扬长避短,也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李鼎铭先生做出了极大地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特别落后,在教育方面,边区文盲很多,占到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在教育制度上边区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不大,没有针对人民生活的迫切要求。
  全身心的发展边区经济,普及边区文化,进一步建设边区,在农业方面,军民的生产热情高涨,工业方面,改善生产管理,开展各项竞赛运动。在金融贸易方面,增加计划性和主动性,克服了部分合作社摊派股金等脱离群众的坏作风。文化教育方面,有了新的气象,新的小学教育方针与民办方式相结合,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识字组、读报组,相继出现。由于文化的普及,人民卫生工作也开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反封建迷信,反巫神斗争开始觉醒。李鼎铭从各个方面体恤边区的百姓,人民从内心对他表示爱戴。
  李鼎铭作为边区的领导人,非常的重视边区的文化教育,多次提出提案。早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他就提出过关于改进和提高边区文化教育的合理提案两件。其中关于健全并发展边区中等教育,提高边区文化而利抗战建国的提案,已编入边区参议会文教案第86案,该案的理由称,西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尽皆知。抗战以来虽有进步,但一般文化水准仍未提高,故除普及国民教育外,应积极健全并发展中等教育,以提高文化,使陕甘宁边区在文化上亦成为全国模范。这一提案包括了四项内容:一是米中(指米脂中学)增设高中部,绥师改为完全师范;二是提高中学教职员待遇;三是各区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教师培训班;四是政府应制定教育界服务奖惩办法。在提案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这一提案获得了参议员的普遍赞同和支持。
  为了推动边区文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4年10月,边区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文教代表大会。李鼎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李鼎铭指出,边区工作首先是要发展生产,生产搞好后还要发展文化教育。要大胆地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鼓励民间创作。又说,进行文教工作要照顾人民的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会议期间,李鼎铭鼓励人们进一步努力搞好边区文化教育建设工作。
  1944年12月,边区举行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李鼎铭副主席代表边区政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他在概述了边区文教工作的过去与现状之后,着重分析了当前的文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与任务。首先他批评了某些单位和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的现象,同时指出今后一定要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对继续改造学校,普及识字,扫除文盲,推广读报,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发展抗战新文艺等,李鼎铭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措施。为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李鼎铭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二、自觉维护群众利益
  李鼎铭先生敢于为民请命,同反动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做斗争。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古有为之士,往往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须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置荣辱于度外”。他发动乡民,抵制反动政府向米脂县征收额外杂税,废除县政府以个人承包方式加重群众税赋的办法;提议各区抽调人员,清查县财政官员巨额贪污7000余元大洋;明察暗访搜集证据,不畏强权,设法为群众追回一些贪官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赃款。由于目睹官场太多乱相,他借病辞职回乡,潜心钻研中医,成为一代名医。1925年,当地百姓为他送上了“造福桑梓”的匾额,随后又送上“济世神医”的匾额。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扩张,引起了他对时局和共产党的关注。李鼎铭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李鼎铭先生作为陕北著名的开明绅士,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李鼎铭积极拥护党的政策,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原则,李鼎铭表示衷心的拥护。他说:“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将来一定胜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将来必然失败。”
  1941年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积极的投身于民主参政、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李鼎铭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李鼎铭先生这种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共同致力于边区建设的献身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表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情愿以衰朽残躯为国家民族竭尽绵薄”。他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大声疾呼:“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他恳切希望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都看成一家人,化除成见,同心同德,通力合作,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抗战建国、和平民主的伟大事业上来。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李鼎铭不只是赞扬,还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是我党的一位诤友。每当与党内的同志对一些意见、一些问题看法不同时,他从不敷衍了事,胸怀磊落,坦诚相见。李鼎铭工作一丝不苟,勇于负责,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深得民心。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深恶痛绝。李鼎铭关心全国政局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坚定信念。
  陕甘宁边区“鱼大水小”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边区老百姓要供养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与留守兵团、边区党和政府三大系统的脱产人员,老百姓的负担是很重的,能不能减少脱产人员的数量、从而减轻群众的负担呢?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边区进入被国民党封锁阶段这么严峻的形势下,能不能提出这个减轻群众负担的问题,都是需要勇气的。李鼎铭先生时时刻刻心系群众。
  1941年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如何渡过难关、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李鼎铭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根据自己在此之前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主动跟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11位参议员商量、酝酿,向边区政府参议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
  精兵简政的目标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他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才能克服困难。他这种以诚相见,坦荡无私,热心为共产党出主意、提意见的品质,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特别重视,毛主席将这一建议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了李鼎铭先生的这一主张。当时“精兵简政”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对于克服财政极端困难,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提出精兵简政的主张就是李鼎铭先生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这个思想至今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精兵简政作为一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当今继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精兵简政是兼顾群众与党和政府双方利益的一个极好的政策。提出这个政策本身就是李鼎铭的政治操守和政治智慧的一个表现,没有赤子之情,是不会想到提这个议案的,没有大智大勇,是想不出这样好的通盘全局利益的政策的。
  李鼎铭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他认为自己是个无党派人士,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为了抗日建国,要开诚相见,通力合作。李鼎铭多次赞扬“三三制”政策的好处,全身心维护人民的利益。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政府,李鼎铭不只是赞扬,还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纯真率直,襟怀坦白。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李鼎铭能够积极提出各种重要建议、主张和意见,真正做到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全心全意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自觉锤炼群众观点
  李鼎铭先生经常深入群众,体会民情民意。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在边区政府的工作过程中,李鼎铭不仅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各种尖锐的批评意见。使当地干部和群众更好的联系在一起,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在和共产党的合作中,李鼎铭敢于坚持原则。从表面上看,他坚持原则只是政治操守问题,但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府决策中,他在土地政策问题上,统筹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根本性的问题。他自己可以把家产全部捐出来,但是,李鼎铭先生作为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当时边区还存在的地主阶级的问题时,他必须能够顾全大局,照顾到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利益。
  1943年1月,有记者专访李鼎铭副主席,征询对于新颁布的这一条例的意见。李鼎铭说:《边区土地租赁条例草案》的颁布,乃是政府本着照顾各阶层利益的原则,贯彻边区施政纲领中所规定的保障人权财权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的具体实施;是政府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并完全适合抗战中各阶层共同利益所制定的。因此,它是最合理最进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各级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他恳切希望边区各阶层人士,也应毫不怀疑地加以赞助和拥护,以求这个条例的贯彻实现。他指出,条例规定地主应尊重农民的佃权,所以要实行减租减息;同时规定农民应尊重地主的地权,所以要实行交租交息。只有这样才能使地主与农民各安其业,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并且造成边区内部各阶层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他编写的《蒙古历史教科书》,赞扬蒙古族的历史贡献,倡导民族平等思想,从各个方面锤炼自己的群众观点。在主持文教工作期间李鼎铭发现,虽然抗战以来,边区人民发展与巩固了新民主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文化也有了许多发展。但从广大领域来看,情况依然是很落后的。比如说在医药卫生的问题上,由于旧社会的残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医药的缺乏使得巫神称霸,利用迷信招摇撞骗。在教育上文盲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文艺方面,封建的东西依然盘踞着。这些都妨碍着新民主的发展。看到这些实际情况,李鼎铭很忧心,他主张文教工作不要与边区的实际和人民的需要脱节,因为与实际脱节才致使封建文化有了残存的余地,因为群众迫切需要在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拯救和解放。他深入群众发现,要发展生产,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需要人财两旺。在卫生方面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出现了许多群众卫生工作者、卫生模范村、卫生模范家庭。医药工作开始推广,新建了很多医药社与卫生合作社,部分地区已经在和人民群众真正结合起来,被群众称为救命合作社。而且扑灭了瘟疫,人民群众向着卫生医药部门都动了起来。在群众的教育和改革上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报纸方面,用群众办报的最好形式,群众享受到了出版自由的权利,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了群众的能力,加强了群众对工作的信心,当时的读报组有一万多人参加,推动了生产和卫生的工作。“农民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把闭塞的农民开始改造为先进的农民。在文艺方面,努力的发展新文艺,大量的利用人民群众熟悉的各种民间形式,以最能表现群众生活的形式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深刻体恤群众感情、全心维护群众利益、积极体会群众观点等等,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李鼎铭先生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
  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任职七年以来,在民主参政、合作抗日、边区建设、发展保卫边区的各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力量。得到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和钦佩,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李鼎铭于1947年12月11日不幸病逝,后边区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先生家乡的群众的要求,把李鼎铭生前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小学。毛泽东主席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高度评价了李鼎铭先生的功绩。林伯渠为他的纪念碑题词“爱国典范”。李鼎铭先生的功绩和精神永世长存。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李鼎铭先生的公仆精神,端正公务员悉心为民的执政态度,提升公务员履行职责的能力,促进领导干部为民服务的效率,树立以民为本的权利观,弘扬公务员的公仆精神,为民用权、为民谋利,更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更好的为人民谋幸福。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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