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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对陕甘宁边区“双拥”工作的突出贡献

冯建霞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人民军队以来，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开展，把这种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李鼎铭先生在倡导和推动陕甘宁边区开展“双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倡导开展“双拥”运动 　　1941年，李鼎铭老先生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而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军事上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而且在经济上封锁边区，企图饿死困死边区军民。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停发八路军军饷(每月60万元)，并实行断邮，使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加上1940年和1942年，边区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中，为解决这一困难，边区党政军民齐动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但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边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一些干部和群众对军队保卫边区必要性的认识逐渐淡薄，同时由于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工作人员逐年增加，边区财政不堪重负，人民负担增加。因此人民对军队的支持和援助相对减少。拥护军队、优待抗属的工作也有所松懈，甚至发生了被动应付、埋怨军队、军队供给不能保证的现象。加之军队在处理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也存在不注意纪律与不够尊重地方的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党政、军民间的矛盾，党政、军民关系出现了不协调不融洽的问题。这种种问题，较大地妨碍了军队的稳定，也影响了边区的安定和军民的团结。 　　党中央、边区政府和李鼎铭副主席以及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一系列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伟大号召。要求军、地双方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努力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李鼎铭副主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全力支持，他首先以勇于负责、急共产党之所急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向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大移民”等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提案，并向林伯渠主席建议“走军队屯垦解决军粮供给的历史老路，让部队、机关都参加生产，才能达到半自给或全部自己，只有这样才可度过抗日战争时期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系列提案、建议的实施，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政府机关和军队的供给状况，极大地缓解和改善了党政、军民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场所，宣传八路军抗战为人民的业绩，向群众提出并宣传“拥军优属”的重要性，并主动站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检查工作。他明确指出：“过去军民关系上忽略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忽略了军队的困难，因之对军队的爱护也很不够。拥军首先应从干部做起，并教育人民拥护军队。政府要尽可能帮助军队解决困难，而且要拥军不忘优属。同时也要照顾民力的节省，改善动员之工作制度。边区人民要尽心尽力拥护军队，包括百姓应做好的支前工作。在军民团结大大改善的基础上，政府工作任务是一定能够顺利完成的。” 　　1943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代表大会上讲到：“陕北大移居得以实现，能取得今天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胜利，这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处。所以人民要拥护共产党，拥护军队，才能保住自己。” 　　在1943年12月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他又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党、政、军、民是个大家庭，谁也不把谁当另人看待。大家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团结战斗在一起，军队上一方面用血肉保卫边区，一方面实行拥政爱民，自己生产，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还帮助老百姓耕地收割，一点报酬也不要，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军队。”“军队是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中坚力量，军民团结是夺取抗战胜利及全国解放的保证，因此军队能搞好拥政爱民，我们则要搞好拥军优属的工作。” 　　1944年9月，李鼎铭同林伯渠等发出了关于拥军工作的指示信，特别指出：“政府还应举行拥军运动，为今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李鼎铭先生的这些谈话与思想，对于纠正边区军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和开展拥军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加之老先生德高望重，在陕北可谓家喻户晓，人们都很尊重老先生说出的话。因此，“双拥”工作的重要性在边区深入人心，并迅速开展了起来。 　　二、建议、修改、签发拥军优抗的系列条例，使“双拥”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李鼎铭先生在积极开展拥军优属的工作中，深深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永久性。为了使“双拥”工作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并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他积极建议政府制定一系列拥军优抗的条例和法规，并亲自修改签发了大量的相关条例法规。 　　1941年5月1日边区政府公布，并于翌年1月由林伯渠、李鼎铭主席联名签署施行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政》中明确规定“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和“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工作，彻底实施优待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护与精神上的安慰”。同年8月，边区政府又公布了《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1942年6月边区政府又发出了《关于抗属代耕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爱惜民力，体会民难，纠正有名无实的现象，使军民更加团结”。同年还制定了《抗日军人退伍条例》。 　　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要求各级政府充分认识拥军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并定期进行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给予批评、指责和惩罚。在与李鼎铭先生商议后，林伯渠主席于当天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专论，指出“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联而不可分开的。”“拥护军队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拥护人民自己的利益。” 　　与此同时，李鼎铭和林伯渠主席为使“双拥”运动能掀起一个高潮，规定将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也就是中国的旧历春节定为边区拥军运动月，要求各地：“务于拥军运动月内对今后拥军工作的改进和转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打定新的基础。”随后边区政府还发布了《拥军月具体办法》和《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以此来表示边区政府和人民拥护军队、爱戴军队的决心和感情。同年1月27日，李鼎铭与林伯渠同志一起，以62300余元慰劳金，慰劳延安附近驻军、干部医院、休养所以及抗属退伍军人等。同时修订完善了《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优待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暂行办法》、《边区动员潜逃逾期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等等。 　　在地方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同时，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这两个文件深入阐述了军队必须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重要意义，并检查了对待政府和人民群众态度存在的问题。1943年2月1日，贺龙同志又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专论，要求各部队彻底检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做出深刻而具体的自我批评，使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转变。留守兵团也在《解放日报》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作为军队开展拥政爱民工作的准则。 　　地方与军队两个《决定》的公布以及林伯渠和贺龙两篇专论的发表，确定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标志着“双拥”运动在边区正式展开。 　　在总结边区双拥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在各个根据地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双拥”工作。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一决定为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党政、军民团结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严格要求。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在每年春节前后，无例外地一律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且每年总结一次经验，找出缺点加以改进。从此，“双拥”活动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展开。 　　抗战八年，仅边区制定的拥军优抗条例就达13个。拥军优属政策的完善使拥军工作更加制度化、法制化，有效地促进了“双拥”运动在各个根据地的持续发展。而这些条例、法规的产生、实施，无一不渗透着李鼎铭副主席的心血。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一边欢唱着“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一边高举着毛泽东、李鼎铭等领导的画像，扭起了“拥军大秧歌”，《拥军花鼓》的歌声从此响彻了神州大地。 　　三、身体力行，推动“双拥”工作的全面开展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边区政府拥军工作做的如何，直接关系着党中央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挥。李鼎铭先生从边区处于战争坏境的特点和重要地位出发，不仅四处奔走，宣传、推动“双拥”工作，而且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拥军优属。 　　1942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有关规定，李鼎铭副主席到南泥湾陶宝峪中央休养所休息。休养时，他经常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当他了解到有一位河北籍战士，原来家里有4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了43口人，只逃出了3人，其他两个也失去联系，他孤身一人，在战斗中负了伤，无人照料。李鼎铭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立即返回延安找到有关单位说：“人家负了伤，南泥湾这地方太潮湿，把他调到延安去。为他成个家，留个后代吧!”这个战士调到延安后，非常感动。他刻苦学习，认真工作，进步很快，不久被提为营级干部。后来他给李鼎铭写信说：“部队就是我的家，革命处处有亲人。”表示不忘副主席的关怀，要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在对南泥湾的视察中，他看到战士们房屋简陋，生活俭朴，但斗志昂扬时很受鼓舞，深有感触地说：“军队是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中坚力量，军民团结则是夺取抗战胜利和自卫战争胜利的保证。”1944年1月27日，李鼎铭先生在中共西北局办公厅举办的欢迎在延党外人士宴会上发言，畅谈了他在南泥湾休息时对三五九旅生产的深刻印象。他说：“自来当兵叫做吃粮的，于今咱们边区军队不仅打仗是模范，而且生产节约与帮助老百姓也都是模范。三五九旅团结部去年用南瓜、洋芋做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我亲自看到他们开荒、节省民力及拥政爱民的实际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之后，他还多次高度赞誉了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 　　李鼎铭先生一直关心着三五九旅的生产情况，他曾向王震旅长询问起三五九旅在新的一年里开荒种地的计划。希望王震同志能使三五九旅的生产更上一个台阶，争取做到“耕一余一”。要求王旅长能及时向边区政府汇报部队生产的具体进展情况。 　　为了不辜负李鼎铭副主席对该旅的期望，王震同志在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后，于1944年4月26日向李副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向李鼎铭先生汇报了部队的生产情况，还向李副主席汇报了南泥湾垦区领导班子人选的意见。李鼎铭副主席收到王震旅长的亲笔信后，非常满意，于5月4日签发请秘书处给予批复。在李鼎铭副主席的关心下，1944年三五九旅不负重托，不仅部队经费全部自给，还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l万石，创造了部队不吃公粮而向政府缴粮的奇迹。 　　李鼎铭先生始终认为拥军与优属必须紧密联系同步进行，只有优待了抗日军人家属，才能稳定军心，解决军人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安心部队，英勇杀敌。因此，他经常深入到抗属家中，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检查优抗工作落实情况。一次，他在检查优抗工作中，发现替抗属代耕、收割有不及时和不到位现象，也有优属重服役军人、轻残废军人的现象。他立即建议政府，专门组织身强力壮代耕队，首先为抗属、缺乏劳动力的军属耕地、收割。对于伤残军人家属也要一视同仁，不能轻视偏待。随着边区部队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各地来边区的抗日军人家属也越来越多，还有许多投奔军人的亲戚朋友。为安慰军人，解除军人的顾虑，李鼎铭先生和林伯渠主席，积极开展深入耐心的思想工作，优先安置抗日军人家属，使他们安家落户，安居乐业。还组织抗日军人家属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生活，提高其社会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专门设制“模范家属”奖励。还积极创办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优先安排抗属子女人学、入托、工作。对于牺牲和残废军人除发给抚恤金外还，长期给家属或本人多方面的优待，按物价上涨增加残废金。 　　李鼎铭先生还利用他精通中医的特长，为抗属医病送药。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途中，李鼎铭先生长途跋涉，劳累了一天正准备开饭，忽然听到有人呻吟，他急忙问村干部是不是有人病了，村干部说：“贫农王大爷的儿子参军打仗不在，大爷感冒后引起伤寒，没钱治病，已准备后事了。”李鼎铭听后，立即放下饭碗，过去给王大爷就诊。先用针灸，后开偏方医治，安慰病人安心吃药养病，病情就会减轻，并将自己的一碗汤面端给大爷吃。第二天，大爷的病情真有了好转，一家人感激不尽地想留他们多住几天。李鼎铭真诚地说：“大爷是革命战士的父亲，我们有责任帮助他。”边区政府对抗属的关心和照顾，深深地感动了抗日军人的家属，他们纷纷写信捎话，要丈夫和儿子英勇杀敌，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 　　李鼎铭先生经常强调：不论是政府或是人民要一切服从战争，全力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与做好战时后勤保障一切服从战争都是重要的拥军工作。在1946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他批示：一、大家要负起责，站在自己岗位上，坚决保卫边区；二、每个干部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以争取自己战争胜利；三、每个干部要抱定牺牲决心，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参加战时工作。在李鼎铭与林伯渠主席的动员下，边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热潮，出现了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胡军的动人场面。据不完全统计，仅1946年到1948年，边区有19016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军和地方兵团，有16053名地方兵团战士转入主力野战军。参加担架队、后勤运输队，修路、破工事民工达349740人次，妇女做军鞋929000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双拥”运动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转战陕北的烽火里，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军民关系进一步加强，鱼水之情更浓。 　　在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双拥”活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在各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民拥军、军爱民、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局面迅速形成。而李鼎铭先生对“双拥”工作的深谋远虑及所作的诸多努力，深深地感动了边区的部队。1943年，为了表彰老先生拥军优属的模范事迹，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部敲锣打鼓的将一面“民主典范”，的光荣匾赠送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李鼎铭先生代表边区政府接过了匾牌。 　　“双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开展，是中国革命史上一项崭新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一曲军政民团结一心、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恢弘交响曲。而李鼎铭先生便是这一乐曲的重要谱写者。他的丰功伟绩必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