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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鼎铭参政的实践谈党在延安时期同党外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

周延玲

李鼎铭先生生于1881年，卒于1947年，享年66岁。他生活的时代处在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他一生经历了清朝晚期、民国时期和延安时期等三种政治体制和制度，在这三种政治体制中，他的参政态度是不尽相同的。纵观他的从政生涯和从政态度，我们不免要引发深度思考，为什么清朝晚期他考取廪生，却拒绝为官；为什么民国初年他出任官员，后却称病隐退；而又为什么在延安时期他却勤政务实，鞠躬尽瘁。李鼎铭先生从政的三种态度，是对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社会形态的态度，他的态度和选择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先进性，证明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同时也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建立统一战线积累了大量的和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是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使命。我们总结延安时期同党外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对于推动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清朝晚期，李鼎铭虽考取廪生，但是拒绝为官 　　李鼎铭自幼勤学好问，想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光绪二十八年，米脂县举行秀才预考，他考取第二名。在随后的绥德州大考中，他一举高中榜首，考取廪生，从此由官府按月供给粮食。数天后，官方任命李鼎铭到怀远县当县官，李鼎铭坚决不愿去当官，他对家人说：“当今朝廷腐败，洋人入侵，天下纷乱，百姓民不聊生，正如民众中流传的打油诗所言‘这时世不得了，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如此内忧外患之国家，何以出仕为官而玷污自己清名呢。为今之道当奋起救国，才是立人之根本。知识太重要了，中国人就是吃了没有知识的亏。我要教育救国，从培养人才入手，让许许多多的人都变成有知识的人，变成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真正从贫穷落后愚昧中解脱出来。” 　　众亲戚朋友一听李鼎铭不去当官要办私塾当教师，一时都想不通，纷纷劝说：“放下有钱有势的官不当，却要当一个揽工汉一样可怜的穷教书匠，真是不知高低。人常说，‘家有三升粮，不当孩子王。’可这放下的官放下的福不会享……”对此，李鼎铭一笑置之，说：“教书虽然清贫，是我的志向，当官享福，纵有荣华也非我所为。”从此以后，李鼎铭毅然地走上了振兴地方教育事业的救国道路。 　　二、民国初年，李鼎铭先出任官职，后却称病隐退 　　1905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改组成立了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孙中山担任总理一职，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李鼎铭十分推崇拥护这16个字的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经常想着要为实现三民主义做些事情。他在教学中为学生讲解三民主义，在群众中宣传三民主义，在行动上拥护三民主义。他通过舅父杜良奎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同学，找到《大陆》、《直说》、《江苏》等进步刊物，特别是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等文章，他把孙中山指出的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的论断，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上反复思考，充满救国信心。他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瓜分的事实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宣传教育群众，使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偏僻的陕北山村里传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成立革命政权的问题提上了革命党人的议事日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宣告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帝制的崩溃已无可挽回。 　　李鼎铭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法令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团结国人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中国。”他身体力行，提倡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建立村规民约，成立村级禁赌委员会、家庭禁赌小组。1913年，李鼎铭担任了民国的米东区区长。米东区下设七个分区，他要求区上的工作以办教育为中心，每个分区办一所小学。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后，国内封建复辟思想复活，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地痞纠集一批落后村民，利用封建迷信思想破坏办学，给李鼎铭的教育工作带来了厄运。不仅如此，李鼎铭在后来几年的官场里看到，官员贪污腐化，军阀盘剥钻营，地主压榨投机，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李鼎铭在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时上报关乎民生的移民问题，陕西省政府无人问津，不予批准。李鼎铭气愤至极，深感这些人只当官不做事，置民众生活于度外，他对当局彻底失望了，遂于1926年称病，辞官反里。 　　三、延安时期，李鼎铭出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勤政务实，鞠躬尽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根据国共协议，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首府驻延安，辖陕西、甘肃、宁夏等23个县。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施“三三制”的政策，即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人员组成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李鼎铭为人公正无私，关心爱护老百姓，同时由于他的爱国抗日之心和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先是被选上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后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 　　在陕甘宁边区，李鼎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一心为人民的方针政策，对于共产党真诚接纳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态度，李鼎铭更是感同身受，下定决心终生与共产党合作，忠实贯彻和履行共产党制定的救国方针路线。李鼎铭从1941年11月15日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以主人翁的态度，勤政务实，参与政府工作。他虽年已六旬，但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方面到基层宣传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一方面掌握基层情况，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在边区工作的七年里，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一颗赤子之心，提案精兵简政，为党分忧；发展医药事业，倡议中西医结合；以诚相见，支持整风运动；呕心沥血，发展边区经济；坚持团结抗日，反对一党独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先生终因勤奋工作，积劳成疾，在转战陕北的征程中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 　　从李鼎铭先生从政的实践和经历来看，前者是为了个人名利，李先生望而退却，后来是为了人民，所以他甘心情愿。从他在边区参政的七年中，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党与党外人士共同工作的有益经验。 　　四、党在延安时期同党外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 　　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不仅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获得成功，而且在辖区以后的政权工作中始终得以坚持贯彻和执行。由于党坚定地贯彻执行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方针，充分调动了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民主政权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三三制”政权建立后，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政权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民主分子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既是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组织保证，也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学会与党外人士合作。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边区党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作法，边区政府党组决定建立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除过不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外，还制定出边区一级党与非党人士合作保证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有关规定。因为在此之前，边区政府在这方面，曾一度和中间人士关系搞得不是很好，把他们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们的职权并不尊重。中间分子对这种把他们“当摆设”的作法，也很不满意，李鼎铭常以“俺没意见”来消极对待。为了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边区政府党组做出了几条改进措施：(1)各厅、处、院要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2)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李鼎铭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3)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画行手续；(4)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这样做，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安文钦等非党人士，都很高兴，态度完全改变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接待方面满足了他的愿望。他问李鼎铭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事后，这个英国记者对人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在边区一级党外人士，做到了有职有权，但在县、乡两级则还有一定差距。 　　二是正确地掌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非党民主人士实行合作，关键是处理同中间分子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识别中间分子，因为中间分子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边区主要是开明绅士和商人。他们在参政以后，不可能不关心本阶级的利益，为自己的阶级说话办事。其次要正确的把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为了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在合作共事中作适当让步是必要的，无此不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但让步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否则就会影响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原则要坚持，方法要灵活。当时绥德、葭县等地未经土改，经常发生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纠纷案件。林伯渠和李鼎铭分任边区审判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除担任第三级终审职责外，还裁判土地纠纷案件。有时为了照顾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裁决结果农民吃了亏，就由边区政府给农民作相应补偿。这样，把地主和农民双方都照顾了。让步是为了团结，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一次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的政务会议，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类似这样的原则分歧，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对中间人士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做了不少的团结争取工作。 　　三是生活上给他们以适当的照顾。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享受供给制，除了吃饭穿衣，只有极少数的零用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不例外。但边区政府特地对中间人士实行薪金制，虽然薪水不多，却比共产党员的供给制要好一些，除了自己的吃用外，还能补助家庭生活。不这样做，就会影响他们出来工作。要尊重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不同的生活习惯，不能要求他们与共产党员一样，而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对一些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特殊嗜好的中间人士，只要不妨害政府工作，与政治无关，我们一概不加干涉和指责，对此他们甚为感激。 　　四是对党外人士要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差，缺乏与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商量问题的作风。更有甚者，公开表示不在党外人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许多中间人士参政以后，本来缩手缩脚，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敢放手大胆地工作，凡事都要看共产党员的脸色。而有些共产党员在中间人士发言时，只要稍有不妥，不等人家说完，便横加指责，以致训斥，弄得人家更不敢说话。个别共产党员对其中间分子的下级采取“命令式”的态度，而对其中间分子的上级领导又不服从，甚至拒绝接受任务，使他们左右为难，造成他们工作中更加缩手缩脚，发挥不了作用。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边区政府抓住了干部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进行了整顿，使大多数干部转变了作风，也改善了同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关系。 　　大多数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在实际工作看到共产党对他们真诚相待、平等相处、民主合作，因而逐渐缩小了同共产党员的距离，开始真心实意地贯彻执行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所以，当时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党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和亲密的。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