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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先生纠错行家建议

李泽民

自从参政议政以来，老先生好像年轻了许多，对工作抱着满腔的热情，高度负责。他的思想、言行，处处以人民和党的利益为重。考虑、处理问题总是再三斟酌，慎重行事，从不人云亦云，信口开河。而有的共产党人却认为老先生是党外人士，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送来文件、材料、便函等，一般不征求老先生的意见，只叫老先生签字，日子一久，引起老先生不满。一次，这位工作人员又拿来一张纸条，通知老先生主持一个会议。老先生便说：“你们决定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事先也不研究商量，不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叫我主持会议，把我当摆设傀儡，还不如我辞职回家给人治病去。”又有一次要通过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会议由老先生主持，但内容事先没有很好与老先生商量，会议讨论时老先生没有发言，会议结束征求意见时，老先生淡淡地说：“我没意见。”实际上老先生的意见越来越大。此后老先生有意对共产党人言称“你们党上”，并多次拒绝签字，老先生认为：人民选我，我就要为人民负责，岂能糊里糊涂签名。 　　老先生的不满情绪引起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同志的重视，林伯渠主席让秘书长李维汉全面了解一下情况。三天后，秘书长李维汉向林伯渠主席汇报说：“林主席，近约半年时间李副主席就有了不满，主要有三方面问题：其一，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其二，有时政府行文，他不画行。其三，他对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人士，和共产党员负责人之间，亲疏不同，这三种情况，都表明党内外关系不够好。”林伯渠听了后沉默一会说：“我也有所感觉，必须立即做好这个工作。”二人商量后，决定先由秘书长出面与老先生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一天晚上，李维汉作好了准备，便来到老先生的住所。他见老先生在煤油灯下坐着，便不动声色地对老先生说：“鼎老，我这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老先生看他一眼，奇怪地问：“为什么?”李维汉叹口气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声，我这秘书长怎么当?我有些顾及不到不妥的地方，李副主席你不多提意见多指导，咱边区这工作怎能搞得好……”老先生本来意见不小，可见李维汉态度十分诚恳、虚心，火气消了一大半，便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自从听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受到感动和鼓励才决定出来任职。但现在你们党上决定了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也不事先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子要我主持会议，这叫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画行，有的内容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把我当摆设，还不如我回家行医为好。”李维汉听了老先生的话，极恳切地说：“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宗旨永远不会变。你所提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后一定要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要加强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教育，错了的就要纠正过来。”李维汉见老先生点了点头，方才告辞老先生，走出了小土屋。 　　李维汉将与老先生的谈话情况向林伯渠主席汇报后，他们立即召集有关人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老先生提的意见虽然很尖锐，但确实存在，党组织必须要设法打破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于是当即制定出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正副主席汇报工作的会议，常驻会副议长和正副秘书长参加，各厅、处、院主管人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织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林伯渠与李维汉又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如实的反映。当毛主席听到有的同志只管叫老先生签字，连内容也不让看时，便生气地说：“蠢人啊!这是极不善于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表现，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是不明白共产党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而无权力排斥党外人士的道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啊，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团结好党外人士是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能让敌人挑拨得逞。”说到此毛主席当场指示：“要对有关人员严肃的批评教育，立刻分头派人与其他党外人士分别交谈，听取意见，了解情况。然后向我汇报。”毛主席随后与林伯渠一同找老先生谈话，作了自我批评，制定了改进组织措施：一、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二、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李副主席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李副主席的同意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三、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副主席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画行手续；四、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要同党外人士民主相处。     　　共产党的这一行动，使老先生前嫌尽释，渐渐地老先生不再讲“你们党上”，而称“我们团体”了。 　　中共中央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自身的建设，克服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决定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以整顿三风为宗旨的全党整风运动。是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报告，毛主席讲：“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整三风运动开始了，李老先生一片诚心配合着党的各项工作。“三三制”的目的是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政策。但这对一些干部来说是一件新生事物，一种新的关系，一方面缺乏经验不习惯，另一方面特别是一些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旧思想旧作风，对于党外人士不信任不尊重，因此引起一些隔阂。边区政府采取个别谈心与座谈会的方式，首先听取有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讲：“我们党外人士有职无权，高厅长没病时，计划、指示由他自己搞好，就可拿出来。他病了，我们搞的就得酝酿酝酿。我们难说话，话说重了就可能对立起来。”柳湜发言说：“我的命令，下面总是推延不执行，大概是要等支部内商量。”还有的说：“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歧视，看不起非党员。”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发言说：“主客之分不对，党外人士以客人自居，视党内人士为主人，不对。党内人士以主人自居，视党外人士为客人，也不对。这鸿沟之存在，共产党人要负主要责任。”还有的党外人士极有怨气地说：“绥米来的知识分子，民政厅分配工作要他们填志愿表，但填教育的，派去工厂；填工厂的，派去搞教育。有个青年跑去问：‘你们党员提要求都解决了，非党员为什么不解决?’回答的同志竟说：‘那你为啥不加入组织?’这话对吗?”这时，李鼎铭老先生发言说：“国共两党是大党，但无党无派人数占多数，如只守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彻底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林伯渠主席在总结发言时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争论，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以后希望常谈心，可以会上谈，也可以个别谈。” 　　出于为党为人民负责的态度，老先生目睹种种现象，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了批评建议：“今日中国强敌压境，困难殊多，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候，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无党无派的人，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据我了解，下边各县有的党员依然以主人自居，事事包办，党外人士也自以为在做客，不肯多讲话，讲了话也未必被采纳。人权、财权条例虽已公布，下边任意捕人、捆人、处罚人的现象，仍时有所闻。正规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边区工作中缺点的中心所在是没有系统的工作制度和秩序。边府一些命令尚欠慎重考虑，无法估计这些命令到了老百姓中间是否能做到，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诚恳的接受。对边府以下各级机关干部应加强教育，必须实行奖惩制度，有赏有罚，政务工作才能走上正轨。‘五一施政纲领’及‘精兵简政’经边区参议会通过，是交付政府执行的两个重要决议。三个月来边区政府已经坚定地为执行这两个决议而努力，如‘三三制’的推行，县参议会的提高与改选，保障人权、保障财权条例之颁布，政府各级人员之编整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提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是贯彻精神。‘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去了我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希望共产党通过整顿三风，来进一步研究中国民族的传统和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性，使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民族的特点而普遍地深入到人民中去，抗战最后的胜利才有把握。从现在整顿三风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切切实实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提意见，人活到老有了错误也要改，改得越彻底越好。”老先生的长篇发言受到了边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整三风运动继续走向深入，大会、小会、谈心成了风气，大家都在进行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少同志被搞得吃紧。老先生便讲：“只要愿意改错的同志就是好同志，以后改好了就对了，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不要把人整得下不了场。今后边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扬民主，发展生产，普遍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同时老先生又讲了实行精兵简政和加强民众武装，贯彻“三三制”、财政方面的问题，在厉行节约的同时要加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党中央、西北局对老先生等党外人士所提意见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整三风出现了党与党外人士团结无间的新局面，使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空前扩大。老先生在应邀出席的高干会上，听了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后，对于党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老先生表示很满意，他在发言时表示：“我对高干会的这些决定，很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现在又开高干会，是真正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这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在整三风运动中，老先生对于共产党的批评建议，起到了非常积极有益的帮助。整风运动直到七大前夕得以胜利结束。 　　党外人士为共产党在边区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引起了组织上极大的关注。为照顾好党外人士的生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实际情况，都给了适当的关照。林伯渠、常黎夫等边府领导提议为老先生新修四孔石窑，警卫班修住大房一间。此前老先生一直住在礼堂沟土坡上的三孔破土窑内，小窗光线极暗，而且防空、下雨等出入极为不便，距边府也远，在党组织安排下，在边府林伯渠主席与秘书长李维汉所住的那排土窑洞下面，为老先生新砌了四孔新石窑和一间大房的独院，与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副厅长李景林同为一排。老先生搬进新居后，与老伴住前后窑，小儿子与秘书各住一孔窑，警卫班住进大房。为了更好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开明绅士，老先生不顾年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每当有重要事情，他便直接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老先生和毛主席的书信往来也传为佳话。 　　老先生在延安参政议事的活动，引起了英国记者G·斯坦因的关注，可当斯坦因在宴会上见到老先生是位牙齿脱落、身体单薄的老人时，便怀疑共产党挑选这位温和的老人出来，是赞美新政权的傀儡。于是便借机找边区政府想采访一下这位与众不同的老先生，边区政府同意了斯坦因的请求，并给斯坦因配了翻译去找老先生。在一种友好的氛围中，斯坦因直入主题问老先生：“在共产党内，你是不是有职有权?”老先生爽朗地说：“我有职有权。”在长谈中老先生就自己的身世，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国内外的斗争形势等一一作了简明的阐述，表明了自己虽年老，仍要参加政府工作，以解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心愿。采访结束时，老先生铿锵有力地讲：“我看在中国的一切军队中，八路军打日本是积极的，假若这些好军队得不到重庆政府的好的待遇而挨冻挨饿，相反利用千万大军、数万碉堡把边区封锁得风雨不透，这无疑是国家的一大危机的象征。而危机受害最大的是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我必须力尽所能帮我党渡过这一难关。我认为毛泽东是天才，他对每一个问题都看得非常具体，毫无成见。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意见的反映，正是群众集中反映的意见。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国民党造谣说毛泽东和朱德是土匪，真是荒谬极了。”斯坦因迟疑了一下问：“但是，你是个非共产党人……，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什么作用吗?”老先生多皱的脸上顿时泛起了骄傲的笑容，语气说得比以前更慢、更沉着了：“我当选以后去毛泽东的窑洞拜访他时，我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们必须裁兵裁官，提高效率。我在参议会上提出这一议案，毛泽东同意了，精兵简政的议案顺利通过了。我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我对社会改革产生兴趣开始，这里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真实的进步。你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因此你不能判断，事情进步了多少。你可以相信我，假若国民党采取像我们一样的政策，用我们建立的新形式的政权来执行它，中国一定会变成富强康乐的国家。我希望你重视，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绅士会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且以边区为骄傲的真正原因。”这位英国记者面对老先生的出口成章和幽雅姿态很是佩服，一时赞叹不止。此次的谈话内容后来被载入了斯坦因著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一行4人抵达延安，参观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工作，以为借鉴。林伯渠、李鼎铭设宴招待参观团，李副主席首先致词欢迎，随后，宾主进行了亲切交流。7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赴交际处会见晋西北绅士，边区政府林伯渠、李鼎铭及谢觉哉等在座陪同。毛泽东表示说“在抗战中团结抗战，胜利后团结建国，这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老先生畅谈了自己的从政感想及“三三制”等问题，他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我今年虽60多，但已决心同共产党患难与共。我是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我是副主席，但同时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例如边区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粗食褴衣，更不忍心说重。从整顿三风可以看出，共产党已是切切实实愿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晋西北绅士听了老先生的发言，无不深深为之打动，思想中的疑虑顿时消失。 　　随后老先生又应西北局邀请参加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并在《七七专刊》上发表文章，热情称赞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老先生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讲：“嗯，救国救民，争取和平与民主是我的生平夙志，若能在全国尽快实现政治民主化，民主宪政，那就太好了。”当记者就中共中央发表“七七”宣言，并提出“熬过困难，争取胜利，巩固国共合作，为建设战后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而斗争”这一口号，问李副主席有何感想时，老先生扶扶镶边琥珀眼镜眨了眨颇显几分威严的大眼睛说：“我完全赞同中共这次‘七七’宣言的全部精神，中国不仅需要团结抗战，更加需要的是战后能够团结建国，否则，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是依然没有办法实现的。嗯……建国必须团结，团结必须民主。共产党整顿三风，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驱除净尽，正是切合广大人民诚心诚意合作救国的表现，因此定能打倒日本法西斯与一切反动派。” 　　当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时，特别对整三风后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新局面阐述说：“这些党外人士都有了一个‘边区立场’，都为共产党说话，就连比较右的安文钦同外国记者交谈时，也为边区说话，痛骂国民党。”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称赞说：“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好哟!”说着从座椅边站起，双手叉腰对李维汉说：“我这腰肩疼痛，不想吃西药治疗了，听说李副主席的中医很高明，我想用中医治治病，你和李副主席商谈一下，如何?”原来毛泽东由于多年征战，日夜操劳国事，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经常胳膊疼、腰肩疼，还有胃病，虽经西医多方治疗，仍不见明显好转。 　　老先生得知毛泽东有病要治的消息后，立即骑马来到杨家岭。老先生仔细为毛泽东诊视后说：“嗯……你的关节痛病只要吃几服中药就会慢慢好的。其他病逐步也都会治愈的。”毛泽东心存怀疑问：“我的腰、胳膊疼得拿笔写字也困难，这病已有多时啦。”老先生笑着慢慢说：“那你怎不早说呢，要是现在疼，我给你按摩一下，马上就会好的。”老先生一般不以按摩治疗，只用针灸、中药，可他见主席写字困难，便临时决定采用按摩治疗。老先生让毛泽东的警卫将一块木板床搬到院里，在阳光下支好，然后让主席躺在上面。老先生边按摩边对毛泽东说：“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中医有‘气血行则不痛，不行则痛’的道理，只要按摩得法，疼痛不难治。”经老先生一番推拿按摩加针灸，毛泽东顿感疼痛减轻许多。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赞叹说：“老先生的精兵简政治好了我们的官僚主义浮肿病，现在又能治好我的病，果真是神医啊!”老先生谦虚地说：“嗯……主席过奖了。这病还得治疗一段时间才能痊愈。”老先生为毛泽东又开好了三付治疗关节病的药。 　　为了毛泽东尽快全面恢复健康，老先生按时给毛泽东用中药、针灸治疗，并不间断地采用按摩疗法，起初一天一次，后来隔一天一次。每当按摩时毛泽东便与老先生讨论中药性能和治疗原理。一次，毛泽东问老先生：“李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老先生边按摩边说：“嗯，不是有些看不起，恐怕一满没看起，搞西医的只认为自己的科学正确。中医用树叶、草根、蝎子、蜈蚣搅和在一起一煮就是药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卫生不能吃，中西医矛盾大着啦。”毛泽东大笑说：“哈哈!副主席把情况了解透彻了，这矛盾够尖锐的哩。但总得找个解决的办法才好。”老先生深思良久说：“嗯，以我看中西医各有长处，只要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治病。”老先生一听也来了兴致说：“中西医若能结合起来，普遍发展卫生事业，共同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对边区人民的疾病设法救治，这样太好了!”在老先生的精心治疗下，毛泽东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好起来了。从此毛泽东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并赞扬老先生的医术高明，号召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西医要向中医学习，从实践中实现中西医结合。他还介绍老先生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人治病。 　　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医协会、中医保健站，由老先生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并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会长。老先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医务工作者要打破过去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进一步完成伟大的救人事业，减少群众疾病死亡。……”老先生在讲话中着重讲了“打破门户成见，团结合作”的道理。从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刚刚脱胎或正在脱胎出来的中国民众，一般视西医为洋玩艺，因而大多数人，特别是人民群众鄙视西医，不敢就诊，只相信世代相传的中医。而中医人人单打独干，保守传授，惟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让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因此出现相互拆台的现象。西医则认为自己代表新文化、新科学，从根本上排斥中医的古老、陈旧、不科学。因此便出现病人若就诊中医，西医便不再给看了；病人若就诊西医，中医便不再给看了的尴尬状况。老先生其实早已看出中西医务有所长的特点以及中医存在的问题等，老先生的此番讲话精深透彻，言辞恳切，使与会者产生了共鸣。 　　在老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引导下，与会中医们纷纷表示要打破门户之见，共同努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子洲县中医冯汝林先生当场将两本秘方交了出来，为中西医结合带了一个好头。 　　老先生精通医术的名声在延安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人都找上门就医。中央领导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吴玉章、邓颖超等也时常来请老先生治病，老先生嘱咐警卫人员：“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是找我看病的人，就让进来，陕北是个穷地方，少医没药的，既来找我也是人家无奈的事，救人当紧。”就这样老先生在延安是边办公边为人治病。若有病重来不了的，不论领导干部、群众，老先生都要骑一匹灰白马出诊。 　　老先生历来对文教、卫生事业极为重视，他在边区分管此项工作，自然更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到处发表讲话，特别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不少文章。在《边区中西医要互助合作》一文中，老先生较全面地讲了中西医合作协调发展的各种必要关系及国医现状等组织问题，从而使“中西医结合”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的讨论。 　　“中西医结合”是老先生继“精兵简政”之后的又一卓越贡献。边区卫生处发出了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文件，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并鼓励“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合作，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向疾病和死亡做斗争，破除迷信，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西医知识，分析自己的秘方和经验。”毛泽东也发出“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的号召和“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务人员，组成统一战线，为开创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指示。毛泽东还派人把一位友人送他的一些人参送给老先生作药材，老先生很受感动。一次，延安中央党校为一个哲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古老哲学是玄学、折中学，没有辩证法唯物论。”一个叫范明的军官，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因此双方产生矛盾冲突。中央党校安子文主任忙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极感兴趣，立即找范明谈话后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不无独到之处，但论证还不够充分。李鼎铭老先生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中医内经中的阴阳五行气远等学说，颇有新意，你不妨拜他为师，学学中医理论，可能对你有所补益。”于是范明去拜老先生为师，老先生和他亲切交谈后，又拿出几本中医经典让他学习。范明很感激，回去认真读了这些书，从而范明不仅在哲学上有了收获，而且在医学上也有了收获，成了一个会看病的军官，被人们称为“郎中将军。” 　　 李鼎铭先生/李泽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