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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严教子弟著作认真

李泽民

老先生素来喜爱民众，一有时间总爱和百姓谈心，为群众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当了边区政府副主席，老先生不仅没有改变为民办事、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到群众中视察指导工作更勤了。延安这地方到处是沟沟岔岔，出门便要上山下山走坡路，可老先生从不在乎。对来访群众更是一一亲自接见，并设法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老先生所行之事，很注意影响，因而对子弟们要求非常严格，这也是老先生一贯的作风。他经常教导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孙儿辈们：“现在是困难时期，不要有讲究吃穿的念头，要树雄心立壮志发奋图强求上进，要有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将来才有前途。”并一直以身作则。 　　有一天，秘书跑来对老先生说：“王海旺厨师要求调走，不想在这干了。”老先生惊异地问：“怎么!为什么?”秘书放低声说：“好像是您家人说灶房不善调理伙食。现在他已将自己的铺盖也打捆好了，就等着一句回话便走。”老先生一听生气地问：“咳!家里人谁说的?”秘书摇摇头。老先生想了想对秘书说：“你先去稳住王师傅，让他别走，我一会儿就过去。”老先生支走秘书后，立即找家人询问情况。原来是小儿子到灶房与王师傅无意中说现在怎么每天过来过去只吃个小米干饭，老先生一听严肃地说：“平时叫你们说话注意，不要搞特殊化，更不要以为自己是副主席的家属就盛气凌人，可就没记下，你要好好认识错误，一会儿向王师傅去赔礼道歉。”老先生带着小儿子找到王师傅诚恳地说：“王师傅!我对不起你啦，是我平时对家人教育不够，让你受委屈了，我给你赔礼道歉，一会儿让儿子也给你赔礼道歉，你就看在咱们多日相处的情分上留下来吧。”王师傅心中的委屈顿时化作眼泪流出来了，泣声说：“是我对不起你老，为你添麻烦了，以后我一定在这安心做好饭。” 　　原来王师傅与老先生的感情非同一般。王师傅曾身患皮肤病，全身发痒，肤如树皮，是老先生为他亲自调药医治好的，王师傅一再感激得说要伺候老先生一辈子!还有一次，老先生和教育厅长贺连城到边区师范学校视察工作，忽然下开了大雨，山洪暴发，道路中断，视察工作的人被困在学校里一天一夜。校长在家中派人送来了饭，可人多饭少，老先生便让众人先吃。王师傅给老先生端了一碗饭，可老先生说：“我不饿，你们年轻人容易饿，还是你吃吧。”并坚决地把饭碗递到王师傅手里。王师傅被老先生的关怀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从此以后，王师傅视老先生为最亲近的人。 　　老先生对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关心备至的。一次，老先生有事外出，一个姓阮的警卫员因生活上犯了点错误，公安处就把他调出去了。老先生回来知道后，立即找公安处商谈，并耐心地说：“错误归错误，但他责任心强，工作还是好的。我会教育好的，要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还小嘛。”这位小警卫在老先生的爱护和挽救下又回到了老先生身边，以后在工作生活上很是谨慎，进步很快，被调到部队的重要岗位上去工作了。 　　老先生对自己的子弟们从不护短。三儿子李达夫从延安抗大毕业后，组织上考虑他1939年就在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决死队，抗日有功，便安排他到边区政府工作。老先生得知后却对达夫讲：“到边区政府工作的事不忙着去报到，我有三件事要先告诉你。第一你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党；第二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到基层能增长知识，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一些；第三就是你不论到哪里工作，都不得搞特殊化，你必须工作在前，享受在后，千万不能以副主席的儿子自居。这三条你可记下啦。”根据老先生的三条要求，达夫立即向组织递上了申请书，请求到边区最艰苦的地方——安塞县去工作。达夫到了安塞后，牢记父亲的教诲，对工作认真负责，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表现突出，很快就被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老先生得知长孙女雪梅找了男朋友时，立即找雪梅叮咛说：“你是我的长孙女，爷爷希望你选女婿开个好头，为大家树个好样子。找对象主要是看对象的人品能力怎样，其次才是长得怎样。你爸爸、叔叔、姑姑们过去找对象，我就是这个主张。你们现在也一样，既要婚姻自主，还要有个选对象的标准。这是一辈子的事，不可草率的……”老先生盘腿坐在“万宝箱”旁，边对雪梅讲说着选女婿的标准，边不时地将旱烟锅靠近灯火吸着烟。经老先生如此这般一说，雪梅惟恐自己的女婿选不好，几天后，她将男朋友带来让老先生“过目”。见面寒暄后，老先生问雪梅的男朋友：“你学过什么知识?有些什么爱好啊?”雪梅男朋友小心地回答：“学过代数、国文、地理等，极喜欢工业。”老先生为了试探他的学识深浅，便讲了一些代数的方程问题以及地理工业方面的具体问题，以看似随意的谈话“考女婿”。雪梅后来问老先生：“你说那人好不好?”老先生慢腾腾地说：“我考了考他，啊!不错，懂得知识不少，口才也好，我看他挺开朗的，嗯!是有前途的，嗯!找这个人就对啦。”果如先生所料，这位长孙女婿全国解放后，还任过中央部级领导。此为后话。 　　老先生的孙子孙女们每到节假日，便全来看望老先生。每当这时，老先生便逐个考查询问他们的学习等情况，督促他们好好学习，并叮嘱不许和别的孩子惹事争斗等。老先生还将自己小时候到高庙山念书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尤其是遇粪堆当狼的故事。老先生少年求学的吃苦精神，极大地激励教育了孩子们。老先生一再告诫他们：“没有文化知识，就没有前途，过去咱们家境困难，但你们的父辈仍坚持一个个上了学，现在条件好了，你们更应该踏踏实实好好学习，不能以干部子弟自居，搞特殊。”老先生住所距延安大礼堂、停车场近，距繁华古老的南关市场也近，加上这儿边府机关、中央驻军等机关又多又集中，所以这一带人来车往极多。许多首长的孩子经常一块捡煤渣、分木炭等等，为此老先生教导孩子们要和睦相处，不许干扰机关办公，并注意安全。至今老先生的孙子雪明仍不忘老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 　　老先生虽长年忙于各种政务，每日夜深人静时，仍坚持在煤油灯下阅读。老先生的这种学习精神、工作态度，令延安工作的同志们无不十分钦佩。老先生曾对一些同志说：“我如果再年轻20岁，就可以多干20年的工作，那就太好了!”并说：“社会腐败是科学不发达的表现，腐败是丢掉马列主义的表现。但要学好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得中国化，才能为中国人民接受。中国要前进，中国应保持正确的方向。”他想写一本《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的书来完成他的心愿。 　　公余闲暇，老先生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的初稿。这天，吴玉章来看望老先生，他一眼看到老先生案头摆放的初稿，便惊喜地说：“啊!有此作问世，可否让我先睹为快?”老先生说：“不妨事，随便看。”吴玉章便拿起初稿低声念了起来：   　　世界上各个民族，或胜或败或存或亡，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天演论家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果如此，则人类和鸟兽昆虫一般，只有听其自生自亡自灭而已。我想人类既然是高于一切的动物，当然要有思想，有组织，有斗争，才能生存下去。 　　人人都知道黄帝是中国的祖先，在黄帝时代，汉族和苗、黎等族杂处在黄河流域一带，当时苗、黎等族常常侵犯汉族，在神农末年，苗、黎等族的共主就是蚩尤。相传蚩尤是九黎之君，他纠合各族，大举进攻汉族，当时黄帝为自卫计，乃和蚩尤作战。在史书上看到，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雾，黄帝作指南针以破之。就史书上看来，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事实并不简单。这是一场民族战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牺牲了多少人物，然后才有涿鹿的一场最后决战。从此以后，汉族在中原才能安居乐业，享受民族自由的幸福。但当时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恐怕不能同汉族一视同仁，所以过了数百年，中原洪水为灾，苗人又乘机而起侵略汉族。当时民族政策还没有发明，尧甚忧之，派禹率大兵往征，苗人不服，尧才幡然变计，完全不使用武力。据书经说：“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请大家想一想，这种文德究竟是什么东西?有这样迅速的效力。放勋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抚之，翼之，使自得之。”这就是我们四千年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竭力帮助，竭力爱护，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他们如果没有力量建立国家，我们还设法辅助，叫他们继承他们的先业，使其能生存自强和繁荣。人情都是一样，我爱他，他不能不爱我。放勋的民族政策是这样，放勋的一切政治都是从“爱”字出发。但是要使全国人民都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指没有形成敌对阶级时代或阶级被消灭以后)，谈何容易。放勋的根本哲学就是“允执厥中”。这就是元，元就是仁(解在后)。元与仁都是二人合成的，就是说男女二人生育子女。子女与父母是一体所分，当然是互相亲爱的。尧既发明此理，苦于难得继承的人，乃在四岳群臣和全国民众中，设法搜寻，得到一个舜。舜原来是一个农民，他并且做陶业、渔业，他所到之处住上一个时期就成了都市。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人人都亲爱他呢?因为他也明白“中”的道理，他亲爱他的父母和弟弟，就把他们都感化起来，所以他推广这种心理，普遍的亲爱民众。舜继承大位，更有权力普遍的亲爱国人，他传位于禹，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维精惟一，允执厥中。”禹承受这种哲理，一心爱护人民，要为人民除患，所以在治水的时候，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究平了水患，人民才得安居。 　　…… 　　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六国，统一了全国，当时版图之大，为从古所未有。但是他想把中国闹成他们的私产，他们子孙帝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万万世。他又恐怕儒者执往古来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来议论他们，所以他焚书坑儒，根绝乱源，只是医、卜、星相的书，因为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未列入禁忌焚毁。《易经》被视为卜筮之书，故得以存在下来，并且当时风尚卜筮，卜筮的书籍，散布民间较广，人们心中还能记忆，世世代代还能相传，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古代的真正传统，幸而还有这个线索。 　　后来秦至二世，农民揭竿而起，秦就灭亡。秦亡以后，楚汉战争了一个时期，汉高祖消灭项籍，统一中国。经过惠帝、文帝、景帝，还能偃武修文，与民休息。到了武帝的时候，他好大喜功，要以武力征服异族，他晚年还妄想长生不老，征求全国方士，到海上求长生不老的药。他又封泰山禅梁父，一时国内骚然，人民的痛苦达于极点。他的思想和秦始皇一样，他觉得始皇纵然焚书，尚不能流传下来一种东西为他们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仅仅秦始皇的焚书，虽然毁灭了有形体的中国真正民族传统，但流传在人心中的无形体的真正民族传统，还是存在着，还足以障碍他们的专制淫威统治，因此他就想出比秦始皇焚书更为毒辣的办法。他一面汇集全国经学典籍，一面招聘全国学者诸生实行表彰六经。请大家想一想，当时汉武帝的专制淫威，诸生表彰六经，谁敢违背他的意旨，因此有谓孔壁掘发者，有谓老屋掘发者，亦有谓家传珍藏经典者，一时纷纷献书，以迎合武帝之欢心。彼辈献书之借口，虽各不同，但其出卖真理以争宠于汉武帝者则一；且编辑删改伪造曲解之权，又操于汉武帝之手，从此中国真正的民族传统就被埋没了。继之者则是汉武帝表彰六经后的一种为封建统治所服务的唯心哲学和伪造民族传统，汉唐以后二千年来历代帝王无不御用这种学说，以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因此与其说汉武帝是表彰六经，不如说汉武帝是创造了一种独裁统治的哲学。我们今天看到的六经，有讲专制的地方，有讲神鬼的地方，也有讲大汉族主义的地方，这就成了一个伪造民族传统，专制独裁和大汉族主义就从这时的表彰六经流传下来的，这种反动学说和今天世界上法西斯独裁者的学说如出一辙。因此今日的中国法西斯野心家仍醉心于这种学说，他们之所谓复古，也就是要回复到汉武帝之表彰六经。现在还有人说：我们祖先的道德文化自汉及唐讲究的更明白了。我不知道这话是指什么说呢?汉唐的书我没有多读过，是指汉武帝的表彰六经呢?或者指马融的忠经说呢?我不敢武断。至于唐朝开国的时候，太宗就提倡佛教，到了后来韩愈《原道》，辟老，辟佛，但是他们讲的仁义道德是些什么东西，我没有深刻的研究，也看不出来他的精义何在，他只是要把崇拜老佛的“人其人，灭其书”，当时皇帝假若听信他的话，那就要大大的开一个杀场。但韩愈的学说虽然有些偏见，韩愈的为人却是一个正直之人。我今天向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请教两句话，我们处在今日民主的呼声下，还是接受我们二千年前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汉唐以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人的传统呢? 　　…… 　　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我不是提倡复古，不是要把中国古老的东西不分良莠都搬出来使用，这是一种毒害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的罪恶行为，深为我所鄙弃。我的认识是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经过数千年来野心家的伪造，其中良莠相杂不分久矣，我们必须善于分辨良莠，尚论古哲必须抱客观态度与批判精神，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真伪。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在者。经过这种客观研究和辩证，得出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真正传统的最后结论，然后发展之充实之，则中国民族非但可以团结一致，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起来，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其伟大的创造力。这并不是复古，而是创造与建设将来新社会的必经之途。 　　我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识很浅薄，尤其对于唯物论的马列主义进步学说更缺乏研究。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提出这一问题，一定有许多谬化的地方。希望全国明哲及进步青年学者多加批评和指导，更愿与国人互相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研究，期能得出最后结论，则对我国家民族亦不为无益也。 　　吴玉章一口气读完后不由赞不绝口：“这可真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哩。”老先生说：“嗯!过奖了。我是想用唯物的辩证的群众的观点发掘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以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世间万事万物常变常新，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识别真伪好坏，才能决定光明美好的前途。只是此作恐不如意。” 　　吴王章接着说：“学术无大小，贵在求实致用。由此文可见，你是熟知古今中外博学多才之大家。文字虽少，但容量深广，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非一时所能道尽，需深究细研。当尽快出版面世为好。” 　　老先生沉思一下说：“嗯，我觉得还需再修改加工。” 　　吴玉章笑笑说：“啊!你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甚高，观点看法新颖，非一般党员可比，我看李先生该写个入党申请书了。” 　　老先生点着头说：“入党的事我向毛主席提出过，主席说还是留在党外，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吴玉章略一思索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 　　老先生与吴玉章二人经常为学识问题在一起聚会研讨，今日有了老先生写书的话题，一时心血来潮，竟言来语去，大谈特谈起来，直到中午炊事员来催吃饭，仍意犹未尽。 　　就在老先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写成后不久，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老先生将该书正本及其他一些文稿一齐埋藏于地下，不料竟被胡匪挖出后，全部烧毁了。好在老先生的《概论》副本由家人保存了一份，老先生的孙子李雪飞历经多次调动及运动，费心费力，终于将此书稿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直到老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的1997年，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的主持过问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其单行本。该副本虽因老先生去世未来得及最后校正，但在北京召开的《概论》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仍一致认为该书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历史文献，老先生不仅最先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观点，而且是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是真正的哲学家、学者。此为后话。 　　 李鼎铭先生/李泽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