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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常银山 常龙编著

走教育救国之路 　　(1904—1922)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华不仅进行商品输出，而且进行资本输出，通过投资，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办银行，对清政府进行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爱国志士的爱国热情。他们在北京发动1300名应试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组织强学会，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1898年4月，康有为等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创建了保教会，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重用维新人士，从6月至9月陆续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操纵军政实权，坚决反对变法维新。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历时103天的变法运动失败，史称为百日维新。 　　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以山东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陆续出现，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掀起。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义和团在保卫京津的廊坊和紫竹林等战斗中英勇奋战，迫使侵略者多次退却。但因实力悬殊，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1901年9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这时年仅20岁的李鼎铭，同全国爱国青年一样目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祖国大好河山被洋人践踏，变成殖民地，忧国忧民之心使他深感不安。他经常和舅父杜良奎探讨中国之弱，探讨挨打的原因。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如此受欺，关键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知识太重要了。要救国必须从办教育、培养人才入手。于是他便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03年，22岁的李鼎铭虽然考取廪生，但他拒绝到地方做官，决心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 　　1904年李鼎铭在家乡桃花峁兴义学教私塾。那时候，农民生活困难，无力供子女上学，他把自己的窑洞让出作教室。一些上学积极性高、无力交费的困难户，他可以免费或半免费，这样他的收入就很微薄。一些村民不愿让孩子上学，他走家串户，给他们讲国家的危难，讲没有文化要吃亏，讲知识的重要，使他的私塾学生由7人增至20多人。一时家乡掀起读书热，方圆数十里创办学校几十个，学生发展到近1000人(含冬学)。 　　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组成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李鼎铭十分推崇拥护这16字的纲领和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即推翻清王朝统治，是为“民族”；建立资产阶级之民主共和国，是为“民权”；为民求生，平均地权，是为“民生”。)他经常想着要为实现三民主义做些事情。他在教学中为学生讲解三民主义，在群众中宣传三民主义．在行动上拥护三民主义。他通过舅父杜良奎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同学，找到《大陆》《直说》《江苏》等进步刊物，特别是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等文章，他把孙中山指出的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的论断，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上反复思考，充满救国的信心。他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瓜分的事实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宣传教育群众，在那偏僻的陕北山村，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传播。 　　当时，李鼎铭的家庭生活十分贫困，十多口人的家庭生活全靠他维持，惟一能为他分忧解愁的是夫人张氏。张氏省吃俭用，经常上山挖野菜充饥。所以他十分体谅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他在群众中常说：“国家不改革，鞑虏不驱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杨家沟有一家地主，平时十分敬重李鼎铭先生，见他家境困难，送他两袋小米，先生断然拒绝，夫人张氏怪他难为了人家的一片好心。先生说：“自古无功不受禄，地主家的东西更不能收，宁叫肚子饥，也不愿脸沾灰。”又有一次，一家地主因为不会算自己仓库里究竟有多少粮食，请李鼎铭先生帮他算一算。李鼎铭问清仓库尺寸，随口算出，准确无误地与账面上的数字对上了号。此事使这个地主大赞不已地说：“先生的脑子真聪明。”并再三请李鼎铭为他当管家，但被李鼎铭拒绝。他说：“我为地主做事，就一定会给人民造孽，我还是办我的教育。”他旨在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0年，创建于雍正年间的绥德雕山书院，改为绥德中学堂后，招聘当地博学多才之士任教，李鼎铭先生也在招聘之列。当时他认为中学堂学生年龄较大，对他宣传三民主义是十分有利的，于是他欣然应聘。 　　绥德中学堂位于绥德县城东北疏属山的山腰。那时候办学条件极差，一排石窑洞住人和几间瓦房作教室。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先生经常和学生一起扛石头、搬砖，补修围墙、铺校园。他利用课余劳动时间和学生共同探讨中国之路，在那师道尊严的时代里，他和同学们打破师生界线，以国人的身份研讨国家大事。他主动请求学校，承担了国文、历史的教学任务。自编教材，利用课堂宣传民主革命，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救国之本，讲给学生听。一些学生经常到他办公室研究民主革命之路，探讨如何唤起民众。他还发动学生在校报上发表文章，以抨击腐败无能的政府，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11日，革命军的旗帜终于插上了武昌城头，成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就提上了革命党人的议事日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他在就职宣言中，提出以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的行政方针，宣告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帝制的崩溃已无可挽回。 　　李鼎铭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法令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团结国人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中国。”他身体力行，提倡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建立村规民约，成立村级禁赌委员会、家庭禁赌小组。当时其弟李丰勋有赌博的毛病，他严加管教。村中李加彦、李子升等赌徒见李鼎铭下决心为其弟戒赌，也主动戒了赌，参加了劳动，改善了家庭生活。李鼎铭的禁赌不仅教育了这些人，而且在邻村也产生了影响，不少人说：“鼎铭做得好，做得对。”便也主动戒了赌。 　　李鼎铭一生是无神论者，他从来不信鬼神。他经常回忆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人们破除迷信。他常说，世界上没有鬼神，如果有鬼神，从开天辟地以来不知死了多少人，如果有鬼，整个世界都被鬼占完了，人怎么生存?神，只不过是人思想中的一种崇上寄托，是一种信仰罢了。某些地方神鬼只不过是一种幻听幻视幻觉而已。每年附近村庄庙会很多，山墕的东岳庙会、姬岔的三官庙会、青云山的祖师庙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李鼎铭借机宣传他的无神论，同时对庙会上的赌博等丑恶现象实行禁止。经他宣传，庙会冷落，赌博绝迹。 　　村里一些人有盗窃行为，李鼎铭主张用村规民约去约束，一旦发现，以吃“鸽虎”①的形式予以重罚。这段时间乡村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好风尚。 　　李鼎铭坚决提倡男剪发女放足。他从自身做起，让女儿瑞兰、嗣兰，夫人张氏带头放足，他和弟兄们主动剪掉长辫子。 　　他的行动影响了全村，推动了全乡乃至县城的剪发放足运动的开展。 　　当时陕北一带土匪猖獗，百姓时常提心吊胆，他想：民无宁日岂能安居乐业。于是他组织民团，习拳练武，保卫家乡，乡间一些地痞流氓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1913年(民国2年)，32岁的李鼎铭担任了米东区区长。下设七个分区，他要求区上的工作以办教育为中心，每个分区办一所小学。为了致力于教育，造福家乡，他利用印斗乡陈岔村临水寺的210亩庙产和庙宇建筑，创办了米脂县农村第一所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小学，并兼任校长三年。这所学校贯彻“团结一致，共同建校，启发引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方针，课余时间他带领学生参加建校劳动，种菜植树，自力更生，以减轻家长负担。这所学校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好评，一年多的时间不仅有四乡百余名学生就读，而且吸引了佳县乌镇一带学生来校上学。李鼎铭先生感慨万千地说：“这种学校，我愿终身以之。” 　　然而，学校好景不长。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后，国内封建复辟思想的复活，给学校也带来厄运。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地痞纠集一批落后村民，利用封建迷信思想，散布庙产庙宇不能办学，否则会触怒神灵，降祸百姓的谣言。城里的绅士们本来就嫉妒这所超过城市水平的乡村学校，这时借机到处散布谣言，恶意中伤，暗中作祟。有一天，他们指使一个和尚在学生灶饭菜中投进毒药，学生食后中毒，轻者头晕眼花，重者不省人事，好在李鼎铭精通医术，及时抢救，才免于死人。他将此案告到县里，将和尚判处死刑。后来乡绅重金贿赂县官之后，竟将罪犯无故释放。1916年(民国5年)冬，又煽动10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哄抢学校财产，进校抢饭吃。这所好端端的学校，便在旧势力的无情摧残下，关门停办了。李鼎铭只好带着他的教师马龙宾、杨春华(米脂人)、王廷俊、王廷成(佳县人)和部分学生回到桃花峁继续办学，为此他病了一场。后来，李鼎铭在《我的身世》中回忆到：“我的教训一是做事要依靠群众不能靠少数人。二是要因地制宜，不得操之过急。我们的群众没文化，封建思想严重，有一个教育的过程，我们还得抓紧办学。教育我们的群众，只有人民大众都有了知识，才能破除迷信，到那时我们事就好办了。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是我事业的动力。”他总结教训后，更加注重了科学知识研究。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体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教育事业。 　　1917年(民国6年)，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杜斌丞②先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他不恋京城烟云、津门富贵，谢绝朋友师长的挽留，毅然接受了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回到荒凉的故乡陕北，以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师，“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杜斌丞语)。翌年任了校长。杜非常重视选聘教师，作为其“十年教育”计划的头等大事。他采取“革命元老文化泰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聘请一批地方名儒任教，杜斗垣、李鼎铭被聘。李鼎铭虽然比杜斌丞长9岁，但教育救国的思想是共同的。李鼎铭担任国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教员。这年，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他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上北方各民族，不受封建正统偏见的影响，采取不偏不倚、不褒不贬、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了这部教科书，对蒙古作为统治阶级的元朝所实现的空前统一予以肯定；对忽必烈的人才观、元朝的交通建设高度赞扬。全书2.7万字，分为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部分。后三部分又分为11篇13章。从夏商时期北方的猃狁、荤粥开始，中经北狄、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到蒙古的勃兴，元朝的盛衰，明清时期的蒙古及其与俄国的关系，都加以系统叙述。以王朝更替为顺序，主要交待了各民族兴衰交替的历史过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李鼎铭先生在翻阅了大量的史料，进行认真的综合分析归纳、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才完成了这部著作。全书脉络清晰，史实准确，自成体系。此书已成为研究北方民族史，加强民族团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1918年仲夏，在榆林中学一年多的教育生活中，他深受杜斌丞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想，陕北这块土地，交通闭塞，人才匮乏，加之办学思想守旧，沿袭旧制，尊孔读经，基础教育差，要从旧教育的樊篱中走出来，尽快实现新文化教育，必须从小学抓起。然而，各县小学基础教育，一般只是冬学、私塾。十多名学生集资请一名教师，坐在土炕上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千宇文》之类的启蒙识字读物，用土盘石板练习写字。学生入学的思想只想识几个照门字，没有多少为社会为民族服务的雄心壮志，所以学校得不到发展。于是李鼎铭先生以陆游的“人才泯灭主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的诗句表达他教育救国的志向。他向杜斌丞递上一份辞职报告，决心为地方兴办学校，搞好基础教育，以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李鼎铭的想法得到杜斌丞的支持。送别时，杜斌丞同李鼎铭谈到深夜，他们谈得海阔天空，谈家乡，谈教育，谈国家前途命运，谈救国之道。杜斌丞要李鼎铭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以改变父老乡亲的命运。李鼎铭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把家乡的教育办好，为榆中输送合格的学生，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7月的一个清晨，李鼎铭告别了二舅杜斗垣老先生，乘着“驾窝子”③从榆林启程。杜斌丞和许多师生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送了一程又—程，一直送出南关的榆阳桥，“驾窝子”已经走远了，李鼎铭一次又一次探身向送行人挥手致意。 　　1918年秋，他回到米脂继续担任米东区区长。当时经费十分紧张，他利用所创立的桃花峁集市所收的斗捐、秤佣、牲口交易税、粮仓税作为办学资金来源。为了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他又将自己家的12垧地交给学校，让学校出租，所得租金作为办学补充经费。这一年，从外地来了—些蛮婆④组成团伙，专搞迷信活动，明日张胆地敲诈勒索乡民的钱物，甚至偷盗抢劫，为所欲为，使乡民异常痛恨。一次，这些团伙又偷了本区姬岔村李生馨家的粮食数十石。李鼎铭先生组织全区乡民与蛮婆展开激烈斗争。最后终于破了盗案，抓获了参与盗窃的蛮婆，处罚300两银子。他利用这些经费，在黑龙峁山脚下一块公地，连同80吊钱买下了堂兄李加栋的三亩地，经过长子李振三⑤一年多的筹办，区立桃花峁初高等小学终于开工了。当时为了节约经费，动员村民义务投工。每一项开支他都是算了又算，为节约经费他和振三在两里多远的家里跑灶吃饭，亲自到工地施工。这样先后共建了8孔窑洞、3间小房、1栋大房、1个戏台(兼作教室)，还打了一口水井。为了节约平时的办学经费，李鼎铭先生既当校长又兼作教师，但除在区上领取工资外，学校的工资他分文不取。 　　李鼎铭先生非常重视选聘教师，将其作为兴办家乡教育事业的头等大事。他聘请了当地饱学之士印斗村的刘甫成，沙店乡的常驾武，杨家沟乡的马思尊和他的长子李振三作为教师。 　　他给学生讲修身课时，十分注意言传身教。作为区长、校长，他平常十分俭朴，他把好的窑洞让给刘甫成、常驾武、马思尊老师住，自己和儿子李振三住在教室北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冬天他住在家里，免得生火费炭。 　　李鼎铭先生兼讲国文、历史、地理和修身课，他讲课很活跃，方法灵活，讲得简明扼要，很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他那新法教学，打破了八股文的条框，一律使用白话文。他抛开了“仁义道德”，学生们不读三纲五常，他以从榆林中学带回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教育学生，当他讲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学生深受教育，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李鼎铭先生治学严谨，教学质量高，不少远路学生慕名而来求学，学生由几十人增到120多人。该校毕业的学生李力果⑥、李善英、李长继、石如璧、马瑞亭、马原堂等均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绥德师范的前身)。他的学生郭洪涛⑦、李力果、艾楚南⑧、马明方⑨、张汉武⑩、张成德(11)等，后来均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李鼎铭先生在办学中冲破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同校。后来学校设立女生班，开始乡民们不愿送女孩上学，他让自己的女儿李嗣兰和儿媳张蕴珍(12)带头上女生班，这样，有十多名女孩相继报名入学。 　　当时学校设置课程较全面，有国文、拼音、算术、珠算、英语、历史、地理、修身、唱歌、体育、美术等。还专门为女生教刺绣，这样很是吸引学生。 　　李鼎铭先生为地方兴办教育事业十余载，呕心沥血，成绩卓著，备受当地乡民的好评。群众称他：“米脂一卧龙”，“银州一圣人”。 　　注： 　　①吃鸽虎，又叫吃割事，民国《米脂县志》记载“秋吃合伙”：“万室告成，小偷遍野，禁无可禁，捕不胜捕。万不得已，诸农户宰羊聚饮，悬羊头于高竿，俾众周知，有侵犯禾稼者，则公众议罚，至少限度令于赔偿外，任饮聚之资。亦古昔守望相助之谊。伙中有究红究黑诸人，公众推举管理。”(原注：究红者议罚，究黑者巡夜，皆完全义务职)此俗历史悠久，小偷慑于村民舆论压力，不敢违犯。这个办法有效地制止村中盗窃事件发生。 　　②杜斌丞(1888—1947)，名丕功，字斌丞，陕西省米脂县城关镇城隍庙湾人。一生追求救国之道，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彻底唯物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早年从事教育工作，西安事变前后，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1947年，在西安被国民党政府杀害。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在延安隆重纪念杜斌丞殉难一周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杜斌丞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副主席赞扬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挽词敬献烈士：“告慰先生应瞑目，千章红叶满睛臬。” 　　1948年3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下，创建了米脂斌丞图书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亲笔题写匾额，同时在馆内附设了纪念室。1985年投资近30万元，在县城南街重建了斌丞图书馆和杜斌丞纪念室。纪念室陈列有反映杜斌丞烈士生前活动的历史照片、文件、烈士遗物和1948年追悼大会的部分挽联挽词照片。 　　③驾窝子，是由两个牲口抬着用木杠绑成的轿式卧铺，人可以在中间躺坐，是当时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 　　④蛮婆，蛮是我国古代居住在南部的各民族。旧时也用以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蛮婆是指这些民族的女性。 　　⑤李振三，原名李之纲，是李鼎铭先生的长子。1898年9月26日(农历)生于米脂桃花峁村。1906年随父在临水寺觉民小学读书。1915年肄业于绥德中学堂，1917年春受命于父在家乡筹建桃花峁小学，继而任教于该校，同时钻研国医，研制中药，为乡亲们治疗疾病。因家庭生活困难，1930年，李振三外出行医治病，以维持生活。1938年知其弟李力果在山西从事革命活动，便奔赴山西参加了工作，在兵工厂任职。1941年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此后，在延安兵工厂(外称农具厂)、难民工厂、毛纺厂任职。解放战争中从事边区救灾工作。建国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科长等职。1952年因对中医有所建树，被卫生部调往北京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参与创建卫生部北京中医研究院，任门诊部主任、内科研究所所长，为国家五级医师，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委员、中医学术交流会委员等职。1958年3月20日，因患癌症于北京逝世，享年60岁。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参加了追悼会，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振三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刻苦钻研中医，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中医事业。 　　⑥李力果(1907—1959)，又名之常、烈飞，李鼎铭的次子。1907年4月8日生于米脂县桃花峁村。1918年随父在桃花峁小学上学，1923年考入榆林中学，1924年协助刘志丹主持学生自治会。1926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春随魏野畴到安徽阜阳进行革命活动，3月在太和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当选为中共皖北特委委员。4月参与高桂滋部所属的教导团兵变，去阜阳王官集发动农民暴动，组织赤卫大队，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当选为副主席。暴动失败后，继续隐蔽下来从事活动。被捕后机智脱险，经上海转北京读书，秘密担任中共北平城区书记。1929年10月，返回陕北任特委宣传委员一年，开展游击活动。不久，转北平、天津，任北平市委委员，河北省委、军委委员，1931年夏，军委书记廖化平叛变，他被捕关入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5年。1936年10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因受长期折磨，患多种疾病，经治疗好转后赴太原。在薄一波顶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常委兼组训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怍，争取阎锡山抗日。阎受形势所逼，同意牺盟会建立新军山西抗敌救亡决死先锋队。李力果于1937—1939年先后任新军师政治部主任，十总队、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及随营四分校负责人，领导部队打击日寇。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与共产党反目成仇，李力果在贺龙师长指挥下，作针锋相对斗争。新军四纵队并入八路军十师后他任师党委组织部长。1940—1945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延安城防司令部秘书长。1946—1949年，历任中共本溪市委书记、辽宁省委民族部长、秘书长、东北局城工部长、沈阳市委副书记等，为反内战带病工作。1950年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代市长。河北省委常委。1956年调北京任一机部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肝病与糖尿病折磨下仍然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外语、科技和工业管理科技知识。终因病重，于1959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2岁。中央领导习仲勋、薄一波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⑦郭洪涛，原名郭洪恩，1911年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黑圪塔村。1925年上榆林中学参与学生运动，加入共青团，同年冬转为共产党员。后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榆林地委组织部长。土地革命时期参与领导陕北革命根据地及陕北红军的创建，先后担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西北工委秘书长，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领导沂蒙山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领导运输工作，任东满铁路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铁路局局长，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能源基地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⑧艾楚南(1900—1987)，原名艾克生，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井家河村人，农民出身。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1934年中共米东县委创建后，担任组织委员兼互济委员，在黑圪塔、小寺则一带开辟米东苏区。1935年米东县委被国民党驻军破坏，他和郭文华突围脱险。后历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在陕北革命发展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为新生的革命政权筹款理财。抗日战争时期，任绥德警备司令部供给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纵队司令部供给部政委，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处长，山东省民主政府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财政厅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实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部长助理，哈尔滨市委书记、副市长，政协陕西省委常委、副主席等职。 　　⑨马明方(1905—1974)，又名汝舟、济民。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乡叶家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考入绥德第四师范，秋季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党支部书记。在李子洲指导下参与反军阀、反基督教会等学生运动，鼓动农民抗租反霸。1926年到西安国民革命第二军史可轩(共产党员)部任营政治指导员。1927年秋返回陕北以小学教师身份做掩护，先后担任中共横山响水堡区、绥德北区、镇川区委书记，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筹建农会、互救会、盐工工会等。1931年，在米脂、佳县、镇川组织游击队袭击土豪。1932年，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和刘志丹等共同领导陕北游击活动。1933年7月2日，在佳县主持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决定以武装斗争打击反动势力，会议决定由他分管组织工作。不久被国民党驻军追捕，他摆脱敌人，转安定地区领导工农红军一支队。1934年当选陕北省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民政厅长。日夜辛勤，积劳成疾。1938年赴苏联医治和学习。1941年回国，经新疆时受道路阻滞，中央指示他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任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支部书记。1942年4月遭军阀盛世才软禁，次年与办事处150余名战友被捕。他顶住各种威逼利诱，团结难友两次作绝食斗争。1946年6月，经周恩来与张治中多次交涉，获释回延安。此后任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晋绥工委书记。1949年至1953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等。1953年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财贸部部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1960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肩负东北地区经济工作重任。 　　1967年10月，被“四人帮”一伙强加“叛徒”罪名关押，长期遭到人身摧残和精神折磨。1974年8月14日含愤与世长辞。1979年1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隆重追悼会，平反昭雪。 　　⑩张汉武(l911—1988），原名本志。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圪凹店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7年3月在桃花峁高小读书时加入共青团，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桃花峁支部委员。l928年考入米脂三民二中，任党小组长、交通员，往来佳县、绥德等处秘密传送文。1934年米东区革命兴起时，任共青团米东县委书记、中共米东县委二区区委书记。1935年5月米东区革命活动遭到破坏后，离乡出走，转任共青团秀延县委(1935年1月后，活动于安定县东、北区和米脂县西区的地下党成立中共秀延县委)秘书、宣传部长，共青团神府特委书记，红军三团政委。1937年后历任分区青救会主任，西北青救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社会工作部部长，神府抗敌后援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科员，延安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书记。1946年起，任横山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游击总队政委，后任绥德分区党校副校长、陕北党校校长、延安专署专员等。1953年至1966年，任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斗争，始终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省五届人大常委副主任，省顾委常委等职。 　　⑩张成德(1911—1963)，原名张驾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圪凹店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米脂三民二中，由毕维周介绍加入共青团。1929年失学回家务农。1933年在马明方、郭洪涛回米东地区开辟苏区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和米东二区区委宣传委员，与郭文华、张汉武等一起“闹红”。1935年夏加入红军十五支队任经济员，后相继任六支队政委、红二十八军一团政委、独立四营政委，随军在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一带与国民党井岳秀、高桂滋、阎锡山军队周旋。1936年红军东征前后，带领四营三上神府，执行护送过往负责人和归队伤病员任务，多次打退敌人围追堵截。1938年赴瓦窑堡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1943年回延安，1946年赴东北参与开办抗日军政大学(原抗大)，任大队政委。1947年3月任军大西满分校政委，后随军南下，任军大江西分校、湖南分校政委；1951年后任第二十二步兵学校政委，第一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央军委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总政保卫部副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⑩张蕴珍(1899—1989)，陕西省米脂姬岔乡圪凹店村人，是李鼎铭长子李振三之妻。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