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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银山 常龙编著

走近中国共产党 　　(1927—1940) 　　1927年，李鼎铭先生从榆林道尹公署辞职返乡后，便在民间行医，为乡亲们治病，以维持生活。 　　1928年和1929年对于李鼎铭先生的人生道路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两年，天灾人祸同时降来。这年，陕北遇到百年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米脂全年大旱，颗粒无收，饿死的、逃荒的不计其数，500多名妇女儿童被卖。李鼎铭先生虽为平民，但心里还是揣着百姓，他利用在榆林道尹公署做过事人熟的有利条件，多次上书榆林道，要求对米脂广大群众进行救济，豁免粮税。但官府哪管百姓死活，毫不理睬。1929年春，他又上书米脂县县长张仲蔚①开仓放粮，这时无定河西的饥民聚集县城也向县长请愿，张仲蔚不得不开办粥厂以济饥民。 　　这时，李鼎铭先生的家境也十分贫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不幸的是妻子张氏，由于饥饿，加之肝硬化腹水，于1928年5月28日病故，年仅51岁。1929年，大旱持续发展，百姓生活更是困苦，李鼎铭先生的老母杜氏，因饥饿多病，就在这年秋去世。杜氏虽然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但受父亲杜伟高的正统教育，是一位非常勤劳善良、通情达理的劳动妇女，他孝敬公婆，省吃俭用，供鼎铭读书，教鼎铭从小勤奋学习，长大后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李鼎铭曾在《我的身世》中回忆道：“老母为省钱不买裤带，用一根麻辫代用，当看到这种情况，我流泪了。”母亲去世后，李鼎铭十分悲痛，他变卖财产并借了钱，按当地风俗安葬了母亲。 　　天灾人祸，给李鼎铭先生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维持生活，在友人马竹玲的资助下，于1930年在米脂县城东街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由于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人正派，不久成为米脂县远近闻名深受百姓欢迎的好医生。 　　这个时期，李鼎铭一面行医，一面刻苦钻研药物原理、针灸技术，不断探索总结。他博览历代名家医案，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以及《伤寒杂病论》等名著刻苦攻读，让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进行验证，努力充实自己，使自己的医术得到新的提高。他根据中医原理，坚持整体观察、辩证施治方针，在行医中诊断准确，谙熟药性，精于炮制，施方用药，灵活适度，医疗效果明显。对内科、妇科、儿科疾病，一般可以说手到病除，对危急疑难病症亦有独特创见。一位榆林来的曾经多方医治无效的女患者，其父母、丈夫到处求神拜佛，企盼神灵保佑早生贵子，然而都未能如愿。后来听说“偏方”有效，逼她服药，那一次几乎丧了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慕名专程来到米脂，找李鼎铭先生治疗。李鼎铭为她诊脉后确认为习惯性流产。他说：“你这病问题不大，请你不要紧张，只需服三剂中药，保证明年你就生个胖娃娃。”那位妇女听了这言辞恳切的回答，虽是高兴，但亦有怀疑，真的能有这般灵?便连续服了三剂中药，果然第二年生了个胖男孩。于是全家人感激不尽，专程为李鼎铭先生送来“济世神医”的大匾，以表谢意。 　　米脂县城郊高二沟高某，祖宗三代是单传。年近五旬，生的三个小孩都在七八岁相继夭折。盼天盼地盼到妻子第四胎生了个男孩，一家人从绝望中得到了希望，无不高兴。然而，谁知道老天有意捉弄他，当孩子长到9岁时，突然发病，多方医治无效，生命垂危。老高夫妻二人哭天哭地，叫人无不同情流泪。来到常春医馆后，李鼎铭先生立即诊治，先在手腕诊脉，无脉。后在脚心发现脉搏微弱，便先进行针刺，后服药一丸，不一会儿即见孩子苏醒。又开药方，服药后，小孩脱险，数日后康复。乡人无不称李鼎铭先生有起死回生之术。 　　李鼎铭先生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对贫苦老百姓十分同情，只要平民百姓求医，有请必到。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流行性疾病和瘟疫经常出现，有时家人劝他少去，以免传染。他说：“治病救人是医家的天职，如果你怕疾病传染，那病人谁来治呢?”说着便提起药箱就出诊了，常是风雨无阻。那些受苦老百姓看病，往往交不上药费，所以他经常少收费或不收费。病人过意不去，说：“先生你也是靠行医过日子呀!”他说：“我再苦也无疾病之苦，开支再大也没你们这些意外开支大呀!”对那些权贵人家求医，则必须轿马接送，重金酬劳。 　　李鼎铭先生特别注意精神疗法。他对病人十分和气，常给病人讲病因，讲治疗原理，提高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他常说：“病人的心理状态很重要，如果病人心里松弛，蔑视疾病，他的抵抗力相对增强。加上药物治疗，病情好转快些。反之，效果差矣!” 　　由于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米脂城乡备受民众敬重。他的好友，《永昌演义》作者李健侯②先生送他一副对联：“常日高眠无俗虑，春风拂座有知音”。马竹玲先生赠他一副对联是：“医纵多方，有病不如无病好；馆储良药，平时预备急时需”。高度赞扬他的医德、医术。 　　李鼎铭先生勤学好问，喜欢总结积累临床经验，传于世人，毫不保守。当时在米脂开办“万瑞源”医馆的吕廷荣先生是中医世家，吕老先生的医术在方圆几县算是颇有名气的。一开始吕老先生对李鼎铭似乎有一种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对乡下来的李鼎铭根本看不起，所以处处保守自己的医术。有时在社会上散布李鼎铭无能的言论，有意无意地拆李鼎铭的台。但是李鼎铭对这些置之度外，他经常以小学生的姿态主动上门请教，交流医术和临床经验，对一些疾病治疗的新途径，李鼎铭经常以历代名家的理论为依据，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有理有据地讲出自己的见解，谈得海阔天空，有时谈到深夜。后来吕老先生觉得李鼎铭的学识非同一般，某些地方远远超过自己，大有学习的必要。特别是李鼎铭先生仗义疏财、虚怀若谷的品德，使吕氏深受感动。往后便经常到李鼎铭的医馆聊天，一起研究探讨，对双方医术的提高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打破了门户之见，成为同行好友。吕老先生十分同情李鼎铭家庭处境，将自己姬家峁的亲戚姬氏介绍给李鼎铭做妻子。 　　李鼎铭经常鼓励大儿子李振三钻研中医，继承他的中医研究事业，以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造福于民。 　　1931年秋，当李鼎铭先生创办的“常春医馆”就要成为米脂的医疗核心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1929年末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国带来的厄运，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时候，日本看到英美等国正忙于对付本国的经济危机，无暇与它争夺中国，又看到蒋介石政府正忙于进行内战，对外实行卖国投降政策，便决定首先侵占中国的东北，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说柳条湖)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本营以及沈阳城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一事件激起了当地守军的强烈反抗。但是，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却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这样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发，撤到了山海关以内，日军仅用四个月就占了东北，并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无数同胞呻吟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等同上海人民奋力抗战，而蒋介石继续采取妥协投降政策。5月份，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上海设防，承诺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怒潮，引起了国内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和组织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最后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各地人民纷纷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这时，李鼎铭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一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心早已卷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时刻关注国内发生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他也经常接触到郭洪涛、马明方等学生的马列主义新思想的宣传，也积极支持参加集会、请愿、游行，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怎能被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欺侮。我东北大好河山和几千万同胞任其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辱我国格，丢我人格，国人岂能忍辱?不能!坚决不能!必须团结抗日，还我大好河山。”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此时，国共两党本应携手合作，共御外侮，保家卫国，然而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疯狂地进行多次反革命“围剿”，并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清乡，妄图消灭共产党，以实现卖国求荣独裁专政的目的。 　　当时的陕北米脂，同全国一样，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些在北京的陕西籍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将马列主义传入陕北。1923年秋至1924年，共产党员魏野畴③、李子洲④、王懋廷⑤等在榆林中学、绥德四师传播革命理论。1924年10月至1925年春，绥德、榆林建立了党组织，当时，在绥德、榆林读书的米脂籍学生马明方、刘澜涛⑥、常黎夫⑦、郭洪涛等相继加入共产党、共青团(这些人中有的是李鼎铭的学生)。1926年，这一批党员学生回米脂秘密建立党组织，通过传递《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传播革命火种，启发引导知识青年和一些贫苦工人农民接受革命真理，宣传扩大党的影响，“滚雪球”式地团结群众参与斗争。1927年初创立的米脂县共产党的组织，主要在东街小学、桃花峁高小、三民二中等学校进行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5月，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济南制造“五三惨案”的消息传来，米脂县委在陕北特委领导下组织召开反帝反封建大会，中小学生、城关市民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李鼎铭积极支持学生和市民的爱国行动。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依靠游击队打土豪，分粮分财。颁布一些新政策法令，谁种地谁收获，不交租不纳粮；穷人欠地主的高利贷作废……1935年9月，米西县委和米西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1936年1月，刘志丹⑧率红二十八军进攻武镇和横山。苏区中心地区普遍实行土地分配，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昂，到处传唱：“红色五月真忙，分地分粮分牛羊，烧约账分衣裳，地主豪绅一扫光，群众喜洋洋。”米东区、米西区革命政权建立后，不大的地方，抗日运动日趋高涨，特别是米东区这块辖地，又是陕北军阀井岳秀与山西军阀阎锡山⑨经常联系的咽喉之地，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块革命根据地和共产党组织、红军游击队恨之入骨。1934年冬，井岳秀命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县长高仲谦⑩和国民党驻绥德反动军官孙绍山(11)，在米脂建立“铲共后援会”等反动组织，叫嚣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消灭共产党。而李鼎铭当时已成为米脂城乡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国民党想借用他的威望，1935年2月委任他为米东区的“肃反委员会主任”，妄图达到消灭米脂县共产党的目的。同时，国民党又派了井岳秀八十六师高双成(12)师一部侵入米东区，他拿着高仲谦提供的黑名单，扬言要对米东区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当时，李鼎铭虽任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但受到他的学生郭洪涛、张汉武等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抗日运动的高涨，他对国民党的行动十分反感，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爱国举措十分赞同，于是一种倾向共产党的思想由此产生。当时在米东区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李鼎铭借此职务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多次与反动当局进行交涉，建议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后来高双成采纳了李鼎铭的意见。于是，李鼎铭先生一方面保护无辜群众免遭杀害。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革命同志进行劝解、安抚，希望他们不要与反动当局硬拼，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同时从中周旋营救，使七名涉嫌共产党员被释放。有时，李鼎铭亦有和高双成对着干的时候，一次高双成的部下抓了几个革命群众，要进行杀害，请李鼎铭审查材料签字，李鼎铭先生仔细看完材料，找到破绽，指出证据不力，拒绝签字，要求立即解除嫌疑，高双成不得不放人。 　　李鼎铭虽然倾向于共产党，但在任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期间，国民党军、警、特加强破坏革命活动，使米脂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2月2日(腊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正在开会的米东县委，牺牲1人，自首2人，突围2人，使米东县委遭破坏，停止了活动。1935年夏，铲共后援会在县城南关举办了感化所，国民党县长楼铿声亲自担任所长，县党务指导员高仲谦任副所长，先后强迫140多名自首共产党员或群众接受“感化”“悔过自新”，由国民党骨干或共产党的叛徒讲授“保甲要义”“赤匪罪恶”“三民主义精神讲话”“领袖独裁”等课目，灌输反共意识，每期1个月的“感化”；除政治训练外，还进行特务训练，向受训人员传授收集情报，瓦解共产党的组织。然后又将自首人员编为3—5人的情报小组，让一些自首分子在一些集会上做些反共宣传，随后国民党军队训练铲共义勇队，下乡侦缉革命者。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围剿米西县委，使米西县委亦遭破坏，停止了活动，同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肃反活动被迫收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率领下，继续北上，攻克了天险腊子口，在甘肃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中央红军又翻过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的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至此，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陕北根据地内又正受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处于危险的境地。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受害干部。并于11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6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由湘鄂根据地出发，经过长途转战，到达甘肃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红军的东征，使陕北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共产党的声威为此大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新的形势要求党制定新的策略以便领导革命继续前进。1935年12月17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批评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大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呼声。 　　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驻在西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极为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一致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不但拒绝张、杨的多次苦谏，反而调遣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0月亲赴西安督战，迫使张、杨继续“剿共”，迫害西安爱国青年。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也引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反对。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扣留了蒋介石和其重要将领陈诚等十余人，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迫使蒋介石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在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中，李鼎铭对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他十分敬佩共产党高瞻远瞩。张、杨二将军抓了蒋介石后，李鼎铭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掉蒋介石，这是难得的机会。但后来，蒋介石却被释放了。这件事使李鼎铭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有些迷惑不解。直到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县之后，李鼎铭从周恩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的讲话材料中得到回答，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中国面临着团结抗日还是继续内战这两个前途，我们是争取哪个前途好呢?当然是前者!应该看到，现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力量逐步形成，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独吞中国，与英美帝国主义和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发生了矛盾，这就使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性。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研究了这种形势，决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因此，在蒋介石答应了团结抗日条件后，我们就主张放掉他。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杀掉蒋介石。杀还不容易么?一句话就行了!自从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实行法西斯独裁，有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头颅断送在这个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十年内战，蒋介石哪一天不在‘围剿’红军!蒋介石早该杀掉了。但是汪精卫、何应钦也想杀蒋介石，掀起全国内战。内战一起，消耗自己的国力，正好给日本一个侵略的极好机会。我们杀了蒋介石，正好就上了他们的当。对抗日不利，对人民不利。敌之所欲，我不欲。我们只能使内战结束，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周恩来的讲话，胸怀民族利益，至情至理，使李鼎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置党派之恩怨不顾。他异常感动。从此以后，他对共产党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半个多世纪的经历，李鼎铭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曾对孙中山寄予很大的希望，不料民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他的家乡陕北，更是贫困至极，他的家境曾迫使他几次外出谋生，他的思想一直处于苦闷的徘徊之中。共产党的主张，使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想：强敌入侵，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不为此痛心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李鼎铭的强烈爱国之心，逐步把他推向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李鼎铭走向与共产党合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与二儿子李力果和儿媳王仲逸(13)参加革命分不开的。 　　1918年，李力果随父在桃花峁小学上学，1923年考入榆中，受魏野畴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投入革命运动，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特别是1931年在北京被敌人逮捕关在草岚子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被共产党营救出狱，这件事对李鼎铭教育很大。李鼎铭对儿子李力果由不赞成参加革命，转变到支持、同情、赞扬。他给在监狱中的儿子李力果写信说： 　　烈飞儿入览： 　　汝之被拘也，余初闻之，甚觉伤心，屡欲与汝写信，而一执笔则悲从中来，不能成书而罢。现而思之，汝果能立志，则此事不惟不足为祸，或者转为福亦未可知。思至此则胸中坦然，故将向日之愁苦悲伤一时尽去，故遂欣然命笔焉。 　　自古有为之士，往往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人见其才智之奇特，事功之远大，多惊为天授，以为非人力所能及焉，而不知未得志之时，早已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增长其志气，启发其知识，一旦出而任事，在人则视为畏途，在己则应付裕如，何者?素所阅历使然也。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信然，汝今日虽处狱中，正当年少力强之时，尚能置荣辱于度外，一意借此为修省之机会，则铁窗之下非惟不足以困乏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以视终日哭泣悲伤作为妇孺之态者，其得失相去几何哉。如果有志上进，甚勿河汉斯言。 　　至于经费一层，余正与常颜亭写信，托其设法补助，求人说话，需视有机可乘，方能生效，余将相度机宜，徐图拯救，汝焉安心待之。汝兄现去安边求事，家中长幼均安，时当炎暑，保汝身安汝心，自当有重见天日之时，老人所以望汝者，如此而已，此布。 　　父示 　　李鼎铭鼓励李力果坚持革命斗争意志，“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汝今日虽处狱中，正当年少力强之时，尚能置荣辱于度外，一意借此为修省之机会，则铁窗之下非惟不足以困乏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 　　1939年10月，李力果(当时任山西新军十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妻子王仲逸从山西去延安，途经米脂回家探亲。这次回家，还带了一个班的随行人员，米脂县县长刘学海(14)组织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亲自带要员和群众在城南小石砭恭候。当李力果到来之时，鞭炮齐鸣，唢呐高奏，一直迎到十字大街。李力果没有去政府而直奔东大街常春医馆看望父亲。一进门，见父亲躺在炕上抽烟，便跪在地上，告诉父亲：“儿子李力果回来了。”李鼎铭第一句话就说：“不必跪了，回来就好，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让政府迎接呢?这怎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李力果虽然受到批评，但听到父亲的话中带了革命军人几个字，他十分高兴。 　　当初李力果在榆中接受新思想时，老人曾训儿子“胡闹”，也罚过儿子下跪。(李鼎铭家规特别严，子女中有一个不顺他意或做错事，都得跪下，妻子有错不仅罚跪而且还得寻娘家)。李力果1926年榆中毕业后，准备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时，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李力果是背着父亲去的。当父亲知道后，声称至此与李力果断绝父子关系。当知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后，在抗日思想的影响下，他又鼓励儿子坚定信念“如果有志上进，甚勿河汉斯言”，“保汝身安汝心，自当有重见天日之时”。这次回家，父子相见，李力果见父亲思想亦有很大进步，十分高兴。父子俩谈了七天话，由家里，到村里，直谈到国家大事。李力果先从苏联十月革命打倒沙皇取得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谈起，然后又谈到国形势。他说，国民党顽固派由于抗日初期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使我失去大片国土，广大人民群众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现在发展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准备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十几块抗日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同时，李力果从理论上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前途以及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李力果还讲了他和王仲逸在革命道路上艰苦奋斗的过程，老人坐在炕上，一边抽他的水烟斗，一边提出一些新问题，李力果一一作了回答，老人不时满意地点头。当老人提出：“陕北共产党和红军在打土豪、分田地中，为啥杀了那么多人?”李力果一方面向父亲讲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到在土改中不杀一些土豪绅劣，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地主资产阶级就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劳苦大众就不能得到翻身，因此，杀掉一批坏人，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又向父亲讲述，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犯过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又谈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后，李力果鼓励父亲多读些马列主义的书，学习毛泽东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李力果这次探亲，使李鼎铭先生十分高兴，他高兴的是儿子不仅参加了革命，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还带了一个革命的媳妇，还是参加革命好。他的思想一下子从一个陕北山沟小县城，跃向全国，跃向世界。于是老先生改变了过去那套封建礼教，改变了让儿子站着讲话的家长作风，现在同儿子李力果和媳妇王仲逸完全平心和气地谈天论地，连老伴姬氏也对别人说：老头子自从二儿子和媳妇回来，现在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了。 　　李鼎铭先生走上同共产党合作道路的另一原因是抗战以来，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李鼎铭这一阶层的人物，是尽量团结争取的，这一点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当时，我们地方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对他做争取工作。他的学生张汉武、郭洪涛、艾克生(艾楚南)等以师生关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特别是1937年我八路军进驻米脂后，严明的军事纪律，爱护人民的言行，使老先生赞叹不已，他说：“这是天下少有的军队，真正是人民的军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志气。但因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沦陷，亿万骨肉同胞惨遭杀害，流离失所，使李鼎铭先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政党。彻底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开始崇敬共产党，倾向革命。 　　1939年秋，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15)带了一个团的兵力来到米脂，妄图赶走我驻米八路军，米脂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刘学海纠集保安队逮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破坏我党组织。中秋节，米东区委书记李子林被捕了。当时，区委立即派人到县城报告县委(未公开)，县委和驻在城内的八路军联系，在城防部队的配合下，当保安队带李子林进城时，被我守城哨兵挡住。李子林机智地说：“我是老百姓，他们无故抓我。”敌兵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理可争，只得把人交给哨兵，向政府去报告。哨兵安全地把李子林带回。而后国民党政府强行向我方要人，我方坚决不给。经双方协商，同意交给李鼎铭先生处理。当然，李鼎铭知道李子林是共产党员，在双方走后，让李子林吃完饭，便安全地回去了，反动当局无可奈何。 　　1939年何绍南到米脂“铲共”，县长刘学海极力配合逮捕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给米脂的红色革命政权带来了极大困难。当时李鼎铭想，共产党如此伟大，遭到国民党的迫害，营救这些革命人士是责无旁贷的。于是李鼎铭出面与国民党旅长高双成交涉，将在押的200多人全部释放。 　　1940年秋，我驻军在征收抗日救国粮时，遭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的反对。怎么办?李鼎铭先生当时是有声望的人士，大家决定让他疏通。于是我党的县委书记李万春同志去找李鼎铭先生，请他帮助做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县长萧履恭(16)的工作。李鼎铭先生欣然答应。先生说话艺术水平很高，见到萧履恭说：“萧县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自古天下的军队不背粮，不背锅，现在抗日当头，你不让征粮八路军吃什么?他们没有饭吃怎打日本鬼子?”李鼎铭的义正严辞，使萧履恭无言以对，只得允许八路军在米脂县征收抗日救国粮。 　　这是李鼎铭支持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实际行动。 　　注： 　　①张仲蔚，陕西省淳化人。1929年7月至1930年12月，任国民党米脂县县长。 　　②李健侯(1894—1954)，原名李宝忠，父李蕴华为清末进士，曾在四川做官。他生于四川，18岁返回米脂，放浪形骸，人称“李三少爷”。壮年时曾游历山西、河北等地，归家闲居、读史、绘画，悠闲度日，收集披阅了多种正史杂志、稗官笔记、州府县志、萌发为同乡明末领袖李自成立传的念头，便于1926年动笔著书，以李自成生平事迹为主干，穿插黎民疾苦，明廷政事，撰写成一部40回本、38万多字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为书稿出手，经过4年苦心经营，3易其稿，6次抄缮，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1934年，李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著米脂县志，1942年，书稿手抄本由李鼎铭带到延安，毛泽东主席读后提出客观评价，建议以新的历史观改写，因多种原因未实现。1947年胡宗南进攻米脂，他依附国民党军队，山任米脂军政联合督察处主任(实为临时县长，27天)，后随军南撤，建国后定居西安，1954年于西安病故。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山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全国。 　　③魏野畴(1898—1928)，陕西兴平人，原名凤标，号明轩。1915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受聘担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国文和英语教员，致力于传播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培育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至1926年春，先后在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1926年初中共陕西地委成立，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入杨虎城部，被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并在杨部建立了中共军事委员会，任书记。1928年在皖北领导阜阳暴动，失败后被捕。同年4月9日牺牲。 　　④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字子洲，笔名逸民，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城一个手工业家庭。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聘担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同年秋担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同年7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八七会议后领导参加清涧起义。1929年2月被捕，同年6月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 　　1942年，李子洲烈士灵柩由西安移回绥德安葬。朱德为墓碑题写了碑名“李子洲之墓”，毛主席在碑上题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原绥德县立图书馆改名为“子洲图书馆”。毛主席为“子洲图书馆”题了馆名。1947年胡宗南进犯绥德时被破坏。1948年林伯渠重书馆名。1944年初，经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原中共西川办事处取名为子洲县。1980年《李子洲》一书出版时，邓小平亲自为付印出版的《李子洲》一书题写了书名。 　　⑤王懋廷(1898—1930)，字正麟，号德三。1898年7月出生于云南省祥云县王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王美西、父亲王香泉是前清的贡生和庠生，也是乡村私塾教师。 　　1919斗，受兄王复生影响，他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接受新思想的熏陶。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潜心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年参加“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该会翻译室德文组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德文版的翻译工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旅京的云南籍进步学生，由王复生发起组织了“云南革新社”，创办《新华》周刊，后改为“新滇社”，出版《铁花》杂志。王懋廷曾以“齐人”“正零”的笔名在刊物上发表《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等文章，传播革命理论。 　　1923年王懋廷受党的指派，到陕西华阴县咸林中学任教。1924年秋到李子洲担任校长的陕北绥德第四师范任教。1925年初，陕北第一个跨县区的团的组织——CY陕北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王懋廷为特支负责人。1925年3月下旬，在王懋廷参与、领导下，在绥德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1927年7、8月，王懋廷回到北京，动员“新滇社”的成员到广州参加北伐战争。不久他又到广州。这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王懋廷任军校政治部干事，编写了《帝国主义大纲》的讲义，并参加广州大沙头第三军留守处举办的政治训练班，王任班主任，周恩来、肖楚女等讲课。不久，回云南，成为云南地下党的骨干。回云南领导和加强“倒唐(继尧)”工作，逼唐交权后，龙云和胡若愚上台，与党建立了统战关系。 　　1927年中共云南临时省委成立，王懋廷任书记。1928年，王懋廷绕道经上海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秋，云南省党代会上，王懋廷仍当选为省委书记。 　　1930年秋，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云南军阀也加紧对革命人民的镇压。由于叛徒的出卖，10月19日，王懋廷不幸被捕，但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英勇顽强。12月31日，王懋廷被敌人杀害。 　　⑥刘澜涛(1910—1997)，陕西米脂人。1925年在绥德第四师范上学时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陕北早期革命活动。历任中共定边工委书记，陕北特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绥德警备区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82年、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⑦常黎夫，原名常应黎，1912年生于米脂县城。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米脂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常委、兰州特委书记、陕甘宁青特委秘书等。抗日战争时期，受党组织指派，以杜斌丞秘书名义协助杜联共反蒋抗日活动。后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边区政府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安市军管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西北局委员，统战部长，陕西省委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陕西省党史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2年起，主持编辑和编审出版《辛亥革命在陕西》《红军长征到陕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杜斌丞》《杨明轩》等党史资料专集和人物丛书10余部。 　　⑧刘志丹(1903—1936)，出身革命家庭。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史人之一，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名景桂。1924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到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随军东征。1926年冬，任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8年与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192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不久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总指挥。1932年创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军长。1935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陕北“肃反”运动中被捕入狱。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获释。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4月，率红二十八军东征抗日，遭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阻击，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⑨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堂。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靠蒋介石集团，任国民党政府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与冯玉祥等出兵反对蒋介石，失败后逃往大连。1931年在日本支持下返回太原。1932年任太原绥靖主任。1935年阻挠中国工农红军开赴前线抗日。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推动下，曾组织牺牲同盟会，建立抗日决死队，进行抗日。在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于1939年发动晋西事变和晋东南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屠杀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分子，摧残山西的抗日政权。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并暗中与日军勾结。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3月逃出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后逃往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 　　⑩高仲谦(1906—?)，陕西千阳县人，1934年任国民党米脂县办事处指导员。来县后在全县搜捕、残害共产党员、红军和革命群众。1935年，伙同国民党军队清剿桃镇、卧羊区、民权区。高仲谦每到一处，对无辜群众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要供出共产党、红军，借肃反为名敲诈勒索群众财物，逼迫红军家属与国民党兵结婚，不从者拷打致死。被他枪杀的地下共产党员、无辜群众数百人，实属罪大恶极。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后高畏罪潜逃，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肤施(延安)县县长。1940年被边区政府驱逐出境。继与绥德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勾结，1941年秋任国民党米脂县县长，二次窜到米脂，闭口不谈团结抗日，却密谋与官绅合作，发展CC复兴社特务组织，刺探八路军情报，企图组织折玉章领导的特务暴动，暗地支持土匪抢夺龙镇区、古镇等处枪支，杀害、绑架区乡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骗去抗日将士家属抚恤金，侵吞公粮，贪污、克扣教育经费，用以反共、破坏抗日。1943年10月在反奸防奸运动中，全县召开千人群众大会，群众用血泪控诉高的罪恶。会后，高如丧家之犬，再次潜逃到武家坡(现属横山县)，维持国民党米脂县政府。1945年逃离陕北。1949年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11)孙绍山(1906—1951)，又名贻谋，字仲仁。今子长县冯家屯乡祁家湾人。1926年入绥师读书，同年入党(中共)，后辍学回安定二高执教，任中共党支部书记。1930年考入中国大学读书。1933年毕业返陕在安定一带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脱党，任高双城一五六旅少尉书记员，1937年任少校副官主任；1943年任二十二军中校副官，陕北第一区保安副司令。在榆林出入沙区，组织植树种草挡风固沙，深得民众称颂。1949年榆林解放，孙到包头，同年9月13日在绥远随董其武起义。1950年在陕坝农事试验场任总分组长。1951年2月被捕，5月31日在榆林被杀。1981年得以平反。 　　(12)高双成(1882—1945)，字立卿，陕西渭南人。少时经井岳秀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随军与清军作战于山西境内，勇猛顽强，立下战功。此后30年，因精于治军，逐级晋升历任晋陕绥边区副司令、兼陕北警备司令、二十二军军长等职。随军部一直驻守榆林，在陕军中享有较高威望。1937年任八十六师师长时，中共曾派周小丹同志来榆晤面。他欣然接受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双方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并派刘绍庭作代表在延安设立办事处，保持经常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高部扩编为二十二军，军部设在榆林。共产党军政领导高岗、肖劲光、王震、南汉宸等人曾先后来榆林与高商讨抗日大计。1937年9月，高属张云衢团开赴绥远抗日前线后，他力排地方势力的干扰，将该团所属区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安定等县防务，交给八路军按管。1940年3月，日寇在晋西北发动大扫荡，山西八路军的后方留守机关准备撤至黄河西岸。这时蒋介石获悉急电高双成：速派两团截断宋家川、螅蜊峪要道，阻止八路军过河。他接令后，即命刘绍廷转告毛泽东：“请放心，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随后他托辞无兵可派，未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此后，晋陕绥边区副司令陈长捷奉令亲率马志超、何文鼎两个师进犯陕甘宁边区。在战事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他急与南汉宸商讨，采取周密的措施，使陈的阴谋破产。抗日八年，高双成和八路军真诚合作，受到共产党的信赖。朱德总司令曾赞扬：“高双成将军从士兵到军长，虽是行伍出身，很有远见，他敢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1945年1月，高双成在榆林病逝。榆林各界隆重悼念，中共派曹力如、刘文蔚等人赴榆吊唁，并送挽联：“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告悼善邻”。 　　(13)王仲逸，字仲仪，学名璜。1911年10月27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自幼对这个封建家庭不满，不愿受封建教育的束缚，立志做一个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她幻想走教育救国的路。1931年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教育系。1935年毕业后，曾在宁夏、天津任教。西安事变后，她脱离了家庭，走上了革命之路。1937年2月到山西“牺盟总会”工作。同年8月和李力果结婚，l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月里，她积极支持李力果的工作，除了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外，家庭事务全由她承担，让爱人李力果更好地工作。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82年离休。 　　(14)刘学海，安徽合肥人，大学毕业。1937年4月至1939年10月任国民党米脂县县长。 　　(15)何绍南(?—1954)，北京人，1937年4月至1940年2月任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其间反共扶蒋，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罪恶累累。1954年春被我镇压。 　　(16)萧履恭，陕西三原人，大学毕业。1939年10月至1940年11月任国民党米脂县县长。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