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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银山 常龙编著

在边区政府的日子里 　　(1941—1947) 　　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七年里，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一颗赤子忠心，呕心沥血，勤奋工作，终因积劳成疾，最后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给党和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爱国主义的典范。 　　一、走向政坛 与党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日军分路侵入中国广大领土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湘、鄂、赣、闽、粤、豫、浙、皖等13省区的红军游击队约1万余人(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为了进一步巩固陕甘宁地区，1937年9月，根据囤共协议，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为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建设边区，边区政府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1937年冬开始，经过普遍、平等、不记名的投票选举，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和民主政权。1939年1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确定了“巩固精诚团结，加紧抗日动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边区建设的总方针。从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断地加强建设，先后粉碎了日寇多次的逃犯，把一个落后的地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3月6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施“三三制”的政策。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有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保证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组织和领导者的地位，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人员组织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①因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外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他们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目的在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最终孤立顽固派。 　　1941年7月，中共米脂县委公开后，8月，县委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根据“三三制”的建政原则，通过民主方式改选了一些联保成员，选出乡级参议员，成立乡参议会。李鼎铭先生为人公正无私，关心爱护老百姓的高尚品质受到人民的敬重，他那爱国之心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团结抗日的政治远见卓识，更是得到人民群众的一致敬仰。10月份，在米脂县第一届第一次参议会上，他被光荣地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在会上有些人以米脂的特殊性，对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提出异议。当时，李鼎铭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义正辞严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意见。他说：“米脂自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它又是整个边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地方上局部利益来影响整体利益，不能违背整个的金融政策。”②在讨论和表决提案时，他十分强调：对提案的审议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要全面地看，反对主观片面；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办事，不要凭想象去办事；要从有利于团结抗日这个实际着眼，增进米脂国共两党的合作。李鼎铭先生的主张，为这次大会开得圆满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鼎铭作为米脂县参议会的议长，他的主张受到众议员的拥护。在选举边区参议员过程中，中共米脂县委和群众团体，认真推选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当时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4名，国民党员1名，公正绅士4名。在公正绅士名单中有李鼎铭、贺连城③、马济川④、姬伯雄⑤。选举结果王震、马明方、李鼎铭、贺连城、姬伯雄、李健侯等均以多数票当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要进一步贯彻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五一施政纲领⑥，实行“三三制”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参议会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毛主席还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数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中国的事情靠人民多数来做，抗日战争是这样，将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要这样，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李鼎铭是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讲话的，他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主席的话，说得实在，说出了共产党真心实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心里话，说出了真心实意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心里话，他感到毛主席的话是极为鼓舞人心的话，他连连点头，表示极为敬佩。 　　这次到会的正式议员188名，候补议员15名。在参议会选举中，经议员小组讨论，提出贺连城、白凤梧、马阁臣、徐特立、路志亮、谢觉哉、高岗⑦、安文钦⑧、张邦英、李鼎铭等10人为正副议长候选人。11月7日，大会选举议长，选举结果，高岗以152票当选，连任二届参议会正议长，谢觉哉以139票、李鼎铭以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结束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李鼎铭先生拄着手杖慢步走上主席台，神采奕奕地发表了就职演说。 　　他简要谦虚地做了自我介绍，他说：“我今年已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十余年不出门了，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接着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他说：“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现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现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告，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我想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幕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现在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地步。我们从他宣布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并不冲突，是根本上两党已经联合，加之‘三三制’共产党居三分一，其他居三分二；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但是共产党下面工作的人还有些做得不够。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活，真叫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拿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的情况说得这样清楚，说得是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我希望诸位同志，大家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有些不对处，只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别人。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都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抗战建国的事，自然就人人相信，人人相爱了。到了那时，我说几句旧话，就是孟子所说的：‘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肆，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今日王字是要不得了，但是断章取义，这个意义，还可用得。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断定大多数是和我们团结的，纵然有些少数不团结的，也没有关系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工作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于经济必须要有整个的计划，一方面开发资源，一方面避免浪费，用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事，务使经济常有余力。我们看到，应当发展的事，就去发展。应当充实的事，就去充实，自然抗战建国都能成功。若是我们没有整个计划，常常入不敷出，处在经济压迫之下，将来政府与人民交困，前途的危险，何堪设想，这是我第二个意见。”⑨ 　　李鼎铭还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精诚团结还很不够，许多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暗中不大相信共产党，而共产党员也有的不相信他们，我们大家应该更开诚布公地……” 　　“共产党认真实行‘三三制’，我是无党无派的人，但被选为副议长了。”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来是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鼓掌)但是今天我们要大家团结像一家人，来进行抗战建国的事业……”⑩ 　　李鼎铭先生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充分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的政治热情，也表现了他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忠贞态度和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先生的民主参政，建设边区的远见卓识，成为各级党外人士团结抗日的榜样。 　　11月15日边区参议会上，根据大会议程安排，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选举中，经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名，事先由各议员小组提出政府主席候选人为林伯渠、李鼎铭、高自立、南汉宸(11)，大会以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结果林伯渠以184票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以123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11月16日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向大会提出：“以本身现已任议长席，昨日又被大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依法不克兼任，何去何从，依大会意见是遵。”经大会表决，李鼎铭先生任边区政府副主席，遗副议长席自由大会补选。选举结果，安文钦先生当选为副议长。(12) 　　1941年11月22日上午9时，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16位政府委员，在参议会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到会的边区各厅、处全体工作人员及来宾千余人。林伯渠主席领导全体政府委员举手宣誓：“誓以至诚，执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之施政纲领及其决议，谨誓。”(13)宣誓完毕，每位政府委员在就职誓词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此，李鼎铭先生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任，以一颗亦诚的心，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直接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始谱写团结抗日、建设边区的历史新篇章。 　　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版，第708页。 　　②摘自1941年11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③贺连城(1890—1958)，陕西省米脂县城关人。辛亥革命前在三原宏通书院读书，后入北京政法大学。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延长县县长、国民党八十六师军事法庭法官、甘肃凉州禁烟局长、宁县县长、陕西省政府秘书、米脂县教育科长等。在旧政权中反感逢迎，不愿贪赃枉法，延长、宁县两任均负债而返。担任军事法官时，厌恶对“犯人”严刑拷打，弃职回家。受杜斌丞赏识，举荐为省政府秘书，在杜斌丞影响下与一些共产党员来往，民主思想逐渐浓厚。后在家乡任职，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1941年当选为米脂县参议员，出席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被选为边区议员，对教育工作颇有见解，后任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1952年加入民主同盟会，1954年任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厅长，1958年病逝。 　　④马济川(1900—1977)，原名马汝辑，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人。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加入进步团体“共进社”。1925年毕业，返榆林中学任教员、教务主任、校长。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任绥德第四师范校长。聘任许多共产党员任教，以此掩护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开展活动；抵制国民党反动教育方针、措施。年终被省教育厅调令到西安软禁。当局指责绥师赤化，诬蔑马“称霸一方”，他昂然回答：“我一不侵人田产，二不占人妻室，何以为霸!”他被无端判刑3年，一年后被杜斌丞营救出狱。因蹲狱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32年赴兰州女子师范任教；1938年返回米脂，任民众教育馆馆长。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中成立，他任校长，精心办学，成绩卓著，毛泽东、周恩来赞扬他办学有方。1946年任延安行知中学校长。1948年任延安大学教研室副主任，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副校长、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文化局局长、省政协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致死。1978年7月20日彻底平反，在兰州华林山举行追悼会。 　　⑤姬伯雄(1898—1996)，陕西省米脂县人，1921年榆林中学毕业后，返乡任教，与刘澜涛、安子文、常黎夫、尤祥斋等进步师生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去职。1928年赴西安任杜斌丞秘书。1931年委任甘肃省靖远县禁烟善后局科长。1935年回米脂县任教育科长，为推动当地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期间他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并发动了驱逐反动县长等活动。1941年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与李鼎铭等9人联名写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高度的评价。1946年出任边区政府工业局副局长，同年入党，后任米脂县县长。1948年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1949年榆林解放后，担任陕北工业学校校长。并创办了榆林毛纺厂和制革厂。同年赴京出席首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参加了开国典礼。1953年工校改为农校，他连任校长。1965年起任榆林县政协副主席，并任省政协委员。1984年离休。1996年春以99岁高龄辞世。 　　⑥五一施政纲领是1941年5年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文共21条。纲领宣布：团结边区内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此外，纲领还对“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一切抗日人民的自由权利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⑦高岗(1905—1954)，原名崇德，字硕卿，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幼年时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堂。1925年春曾与曹动之一道带领学生罢课，史称“一高学潮”。秋转入榆中学习。1926年春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经史胜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因和高鹏飞等在西安张贴标语，秘密运送枪械弹药，被敌人发现，由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通知高，随即化装逃离西安回横山。后去甘肃当兵，也被敌人发现，幸得教师李文清的保护，重回西安，联系上原榆中校长杜斌丞，赴延安做地下工作。1930年春，奉刘志丹命，打入国民党驻宁夏十一旅搞兵运，任学兵连连长。次年8月，率部投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担任第二大队队长。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高岗回到陕北后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的建制。7月28日，去西安参加省委会议，杜衡叛变，会场被敌包围。高力战冲出重围，化装成木匠摆脱追捕，回到陕北。1935年，高岗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政委，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组建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发动土地革命。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共建了二十八军。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及内蒙二路骑兵总指挥和工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党委书记、参议会议长、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延安宪政促进会理事、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1年10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11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期间，与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互相呼应，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因此于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他与饶的问题。1954年2月，中央分别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多次给予帮助，但高岗仍不醒悟，于农历8月15日服毒自杀。1954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高岗开除出党。 　　⑧安文钦(1874—1962)，字景远，陕西省绥德县人，清末秀才。曾两次赴日本进行实业考察。 　　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首倡修建无定河大桥和中山礼堂，还同李子洲等进步人士拆庙办新学堂。他淡泊名利，拒绝国民党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和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聘任做官。他仗义执言，光明磊落。1937年积极参与同国民党顽固派何绍南的斗争。他热爱共产党，坚决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多次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议长。1944年6月，中外21名记者到他家采访，记者问：你是大地主，为什么拥护共产党?他回答说：“共产党实心抗日，真格为老百姓，我为什么不拥护呢?”在土地改革中，他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土地。但在“左”的土改路线干扰下，他被“扫地出门”。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保护他，还叫林伯渠代他向安文钦老先生道歉。 　　全国解放后，他当选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毛主席专门接待了他。安文钦是‘三三制’的楷模，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⑨摘自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⑩摘自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第4版。 　　(11)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桐人。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1927年冬参加领导皖北暴动。1930年在杨虎城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北做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反蒋抗日工作。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及财政厅厅长。建国后，历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12)摘自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第3版。 　　(13)摘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第4版。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