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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 相敬如宾——忆拓夫同志

常 黎 夫

贾拓夫同志和我同年，中学同学时相识。我们一起经历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阶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亦师亦友，如兄如弟，和谐无间，相敬如宾，数十年如一日。 　　拓夫同志出身贫寒，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华出众。他少年参加革命，在党和人民的教养哺育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有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也有长期在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有在党务、宣传、统战、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特别在长期担任经济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陕西工作过20多年，陕北、关中、陕南都有他的足迹和战斗史绩，他热悉陕西的情况，与干部有广泛的联系，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这样一位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同志，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判，被下放到基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致死，令人痛惋不已。 　　拓夫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快27年了，但他的品德风范历历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 　　1926年夏，拓夫和我同时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住第七班。 　　绥德师范是陕北的两个最高学府之一(另一个是省立榆林中学)，从1924年后半年起，在共产党人李子洲校长的领导和杨明轩、常汉三等的协助下，苦辛经营，当我们进校时，已具相当规模，教学课业，生气勃勃，师生革命思想日益高涨，绥师成为全省闻名的一所红色的学校。实际上成为适应大革命的干部需要，陶冶青年学子的熔炉，成为陕北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 　　拓夫于投考绥师前不久，在神木县加入了共青团，我是在绥师入团的，他比我早几个月。入学后，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一起过组织生活，是班上的“活动分子”。我们一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书刊，分组进行讨论，并由老师辅导讲解问题；我们一起参加开办平民学校，组织校外青少年学习，拓夫教国语，我教唱歌，结认了一批贫寒子弟做朋友；我们一起到农村宣传国民革命，在1926年的十月革命节和1927年的红五月里，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分赴各县，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到群众中锻炼自己。记得拓夫有次下乡脚部受伤，走路跛了一两个月，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班上有的同学和他开玩笑叫他“贾拐子”。 　　拓夫在班上既是政治活动的骨干，也是学习尖子。他爱好文学，喜欢写作短诗、时事短评，投稿在学校办的壁报和神木同乡会油印小报上发表，他的作文有时被语文老师选出，在本班同学中传阅。当时叫做“贴堂”，鼓励大家互相学习，努力向前。 　　我和拓夫在绥师同学整一年。1927年秋我和刘澜涛等一批党、团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转到米脂三民二中上学，拓夫仍留在绥师。 　　1927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和焦维炽分任陕北党和团特委的书记来到绥德。他们于1928年春节后的两天在绥德龙湾小学召开各县党、团负责人会议。会议内容两项：(一)讨论安排召开陕北党代会正式成立特委的准备工作。(二)听取张兆卿(上海大学学生)、张宏锡(北京大学学生)传达“两湖暴动计划”文件精神。就在这次会上，拓夫和我还有清涧团县委书记崔玉瑚3人一起转党(当时叫“跨党”，并获得会议的选举表决权。清涧团县委的另一同志王希勃(家贫，卖烧饼为生)没有得到表决权，会上发生争执，所以这件事我记得清楚。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召开，正式成立了党、团陕北特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带来了“左”倾盲动情绪。会后，拓夫等在绥师组织学生掀起反对校长限制学生课外活动、取消学生会等反动行为的罢课斗争。斗争失败，学生会被取缔，拓夫和朱侠夫等学生领袖被开除学籍。从此，拓夫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向职业革命的征途。 　　四月会议后，陕北党、团特委机关随即设在米脂。拓夫离开绥师后就参加团特委工作。党特委书记杜衡、团特委书记焦维炽会后同去西安，常在党、团特委机关工作的只有3人。杨国栋为党特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冯文江管党的组织、宣传工作，拓夫管团特委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米脂的原因，一为利用三民二中作掩护，二为利用党、团米脂县委的人力分担特委的日常事务工作，如通讯联络、文件刊物的缮写、刻印、分发等事务，特委不另设专人。这一时期我协助拓夫的工作，一起相处四五个月，暑假他曾去神府巡视工作，顺随回家探望老母，当时党、团特委领导工作合在一起，下边党、团组织和实际工作上也是统一行动的。拓夫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编写通讯小报和对外宣传品，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唯有两件有风趣的事情记得清楚，简略记叙一笔，反映我们青年时代的志向和情趣。一件事是拟定各人党内代名问题。拓夫提出他的代名为“红光”，我的代名为“秋云”，我表示不赞成，认为“红光”太暴露，不如虹光，或宏光，并举蒋光赤已改用“光慈”的例子为理由；“秋云”二字过于灰淡，不如用我的字“万青”。拓夫接受我的意见，将“红”改为“虹”(以后二字皆用)；因我的字“万青”已公开不宜用，他并举瞿秋白为例，说明“秋云”二字可用的道理。我心里虽不大满意，还是接受了，但以后我除了和拓夫、德生通讯联络使用外，再很少用它。另一件事是关于恋爱观问题。我们两人都受蒋光慈所著《少年漂泊者》一书中的情趣感染很深。记得我收到绥师同班同学苗从宾由太原中学(由绥师转学)寄来的一本《少年漂泊者》，我和拓夫反复阅读，爱不释卷。书中有些诗句如：“天涯漂泊我是一游子，妆阁深枕你是一淑女，只因柔意怜穷途，遂把温情将我许”，“鸳鸯有翼成双飞，风雨无情故折意”。“吁嗟乎玉梅妹，汝今死为谁死，自伤身势痛哭你；吁嗟乎玉梅妹，汝今死为何死，月照新坟倍惨凄!”我们背得烂熟，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米中同学中更多的人受郁达夫写的《迷羊》等小说的影响深，思想行为比较开放或者浪漫一些；也有极少数人受语文教师吴伯樵所谓《嫖学大纲》的狂言，偷偷地读了一些黄色下流的小本子，为害不浅。 　　1928年9月28日是阴历中秋节，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于这天在米脂县城举行第二次代表会。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引起反动地方当局的警觉，传言共产党要在米脂搞暴动，陕北的最高统治者井岳秀立即增派兵力到米脂实行戒严搜查户口。杜衡、焦维炽都由西安归来出席会议。我们发现敌人调兵遣将，情况紧急时我再三提出与会人员立即撤离县城，另定开会地点和时间(我负责会议的“交通”)，而杜衡执意不肯改变计划。27日晚，住在一个女同志高丽英家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首先被捕，接着住在县教育局的李文芳也被捕了。杨国拣、冯文江等人住在城外，我通知他们离开了米脂。杜、焦被解送榆林审讯(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2月获释)，贾、李被关押在米脂，敌人未找到证据，并经县承审员王孔生(王与贾、李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的关照，由高仰云(党员，县教育局视学员)、王和璧(党员、高小教师)具保，关押半月释放。 　　杨国栋、冯文江等离开米脂后，在绥德苗家坪小学开了一次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迁到清涧折家坪，杨国栋代理党特委书记。拓夫获释后回特委工作代理团特委书记。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今属子洲)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后，团特委在米脂县城召开扩大会议，由拓夫传达了党特委扩大会议精神，选举健全团特委的组织，书记仍由拓夫代理。我被增选为执委。这时党、团特委机关迁到榆林，会后拓夫去榆林，我因患病卧床未能前往。不久，三民二中学校被迫封闭，米脂党、团县委无人负责，特委决定我仍留米主持工作。 　　1929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吉国桢、张文华分别接任党、团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到职后，拓夫改任团特委宣传委员。1930年的旧历年关，拓夫回到神木家里，他的工作活动引起反动地方当局注意，6月奉调去西安，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4月陕北党、团特委机关移住绥德，我被调往特委，分管团的工作。 　　1930年7月，吉国桢、张文华奉调回省委。苏醒民主持特委工作，还有刘澜涛和我3人常住特委机关。我代理团特委书记。9月特委召开合龙山扩大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决定党团组织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我任青委。12月恢复团特委组织，我任书记。 　　1931年9月，我离开陕北到了西安，没有同拓夫见面，他就去汉中工作。1932年2月我由西安去兰州。几年不见彼此还能问到讯息行踪。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大破坏，拓夫只身逃出罗网，进入中央苏区后，他的情况就一点讯息也听不到了。 　　(二)  　　193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西安，我们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无不欢欣鼓舞，“盼星星，盼月亮，盼得深山出太阳。”但是贾拓夫、张德生的消息还是一点也没有。直至1936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崔廷儒给我带来一封信，是拓夫和德生写的，信上用的是拓夫给我起的“秋云”化名。信的内容说：他们已经平安返里，嘱咐我不要离开杜先生(指杜斌丞)。指出继续留在杜的身边帮助他工作，学业和事业一定会与日俱进。我捧读来信，真是喜从天降，如获至宝，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但此后一段时间，我在西安的行动和处境更加困难。这一年的夏秋之间，我执意想回陕北，杜斌丞一再劝阻，他取出梁明德带来的毛泽东写给他的信让我看，并说他已领着梁明德同孙蔚如会过面，谈得很好，彼此消除了以往的误会和成见，恢复1933年汉中时期的友好关系。杜说：国事是要变的，但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你若回陕北再出来，立足就更困难了。我想到贾、张来信的嘱咐，听了杜老的意见，就继续荫蔽了下来。 　　193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拓夫、德生到了西安。德生于到后的第二天就和我接头，建立经常联系，恢复了我的党组织关系。10多天后，我就带着张德生写给郭洪涛的党组织介绍信，用当时新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的身份，前往延安等10个县建立和开展新委派的县长与我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统战工作关系。1937年2月下旬返回西安，我才同拓夫、杨清(欧阳钦)、德生约定，用一起吃羊肉泡的机会相会。彼此畅叙阔怀。我向他们简略汇报了去延安各县视察之行的情况，他们3人向我讲述了长征路上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物故事。隆情厚谊，高风亮节，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教育。 　　1938年夏季前，西安的政治环境还好，拓夫如到西安来有空闲，就由德生约我借聚餐(吃羊肉泡)方式加杨清4人一起会面谈谈。我还介绍拓夫同杜斌丞见了面。他们先后谈过两次话。一次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的1937年10月19日前后，我引拓夫去杜斌丞家，当我介绍拓夫爱好文学，长于写作时，杜很高兴地说，我们北方的同志在这方面是要努力向南方同志学习才好。杜主要谈了国民党省政府将利用以孙蔚如为主任的陕西抗敌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国民党省党部过去那套反动机构还没有完全恢复)，组织一批地方进步人士分赴各地督促动员抗日备战工作的计划，以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不久我即以抗敌动员会督察员的名义去绥德、米脂、佳县等地进行工作。太原失守前赶回西安，担任了动委会的救济组的工作，着重是接待安置平津失守来陕的流亡学生。 　　我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张德生和林伯渠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拓夫第二次和杜斌丞会面的时间、地点，我记不很准，大概是在1938年的夏秋间，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当局压制青年运动，营救被迫害入狱的进步青年，拓夫和杜与韩兆鹗一起谈的，我没有参加。 　　1939年6月，我到中共陕西省委驻地泾阳云阳镇去汇报请示工作时，拓夫已调回延安，我们没有见上面。 　　1940年阴历中秋节过后不久，我逃离西安，回到延安。此时拓夫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秘书，主持西工委的日常工作。我在交际处住了两天，就按拓夫的安排，搬到西工委领导的蒙古文化促进会(赵通儒负责，我们相熟，距西工委很近)，住了相近两个月。此时我的党组织关系还在陕西省委，在拓夫和高岗(时任边区中共中央局书记)接待指示下，我看望了中央和边区中央局的有关领导同志，询访了久别的一些老战友；学习阅读了西工委给我的一些资料文件；我也为西工委、中央统战部、边区中央局谈过写过一些关于陕西国民党党、政组织结构，人员配备以及敌特机关活动情况的材料，还写了绥米士绅中一些代表人物(李鼎铭、贺连城、安文钦、张哲卿等)的历史情况的材料。党组织为照顾我的活动，不至对杜斌丞先生有不利影响，要我先回米脂家中过个年，同时帮助绥德特委在绥米士绅中做一些统战工作，为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创造条件，并参加组织绥米士绅赴延安参观的活动。 　　大约旧历十月初，我和拓夫的母亲一道同行，离开延安。贾母到米脂我家住了两天，便骑着组织上送给的一匹马，由拓夫的舅父护送回神木老家。我送贾母出米脂北城行5里路的班家沟，老人潸然泪下，我们依依惜别。贾母是一位勤劳贤慧，精明能干的家庭妇女，拓夫的父亲去世早，弟妹年幼，全靠母亲一人劳动维持生活。贾母擅长酿造酱醋，起鸡叫，睡半夜，历尽艰辛，扶养子女成长，先后去延安学习或参加工作。拓夫十分痛爱、敬重他的慈母，我们从他写的——《吊母亲》的诗文可以领略一斑。 　　1941年5月，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拓夫为候补委员兼民运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6月，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办事处主任，不久拓夫被任命为办事处的副主任。1943年1月，拓夫任西北局常委、秘书长，以后又兼任西北局调查局局长。我于1941年5月结束了陪同绥米士绅赴延参观的工作后，即到边区财政厅工作，1944年春到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在边区先后相近10年期间，拓夫一直同我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在多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例如： 　　1941年至1943年，我担任边区粮食局工作期间，有关政策性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无不得到拓夫的支持和指导。1942年7月西北局作出的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8月边区政府颁布的《1942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和《征草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研究草拟，我们都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和拓夫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的。我所作《关于1942年度征粮条例的几项解释》，也是经过拓夫的审阅后发表的。 　　194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集边区政府非党人士举行座谈会。由拓夫传达了边区高干会议的经过及所讨论之各项问题，到会党外人士发表了意见，会后以谢觉哉和拓夫名义将座谈会记要整理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中央并将“座谈纪要”转发全党。这次座谈会和以后举行的多次座谈会，都是拓夫或杨清会前约我去了解情况，要我和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3人分别联系通气，希望他们坦诚发言。他们交代的任务，我总是认真去做。以后西北局召开的历次边区政府党外人士座谈会我都参加了。 　　拓夫和德生要我采用各种方式和西安方面的朋友保持讯息联系，不要断线。我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提出的需求了解的西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先利用米脂“脚户”刘旺林(从1937年起他就自有二三匹驴、骡往来于绥米西安之间，为人运输货物，我利用他为绥德抗敌书店、米脂同谊成文具店转运书籍和物品，相互结识达数年之久)，1942年又利用赵正荣(米脂城内养猪、磨粉贫困户，由粮食局给他两条毛驴做资本，他往来于绥米、延安、西安之间，揽运货物谋生，解放战争开始转业，后为省粮食厅做炊事员，管理员至病故)，利用他们和西安杜良明(杜斌丞随员)、李长富(早年在甘肃时做杜的马夫班长，后在西安开饭馆，生意搞得很不错)保持联系，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讯息。特别是在拓夫协助陈云同志搞食盐统销的期间，他们两人对国统区食盐市场情况变化了若指掌，随时告诉我们。他们两人出身贫寒，读书甚少，但为人正直，肝胆义气，同情革命。杜良明为革命献身名列烈士。李长富为掩护、救济革命同志，不计个人安危和钱财帮助我们甘当无名“小卒”，做了不少好事，西安解放后，曾任西安市区政协委员至病逝。值得附笔留念。 　　刘天鸣，神木县人，地方知名人士，奔走官场，少有成就。因结识杜斌丞、南汉宸、张幼卿等，思想逐渐进步，倾向我党，赞成抗日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后他和拓夫相识，同我认识较早，交往亦多。1941年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后，他决心回陕甘宁边区落足(他和贺连城相熟)。1943年7月刘天鸣未同我们打招呼，冒然来到延安，使我们3人感到相当作难。因为康生一伙正在大搞“抢救运动”，追查所谓“陕西地下党是‘白旗党’”，追查所谓“大西北主义”的根源所在。但刘天鸣携带家眷投奔而来，无法置之不理。无可奈何，我们3人一起商量，由我负责刘的食宿接待；由南汉宸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得到毛主席同意，南汉宸用他个人的名义写信给邓宝珊，请邓安置刘天鸣的工作。刘赴榆林后任邓部参议。这件事就算是顺当地应付过去了。西安解放后，刘天鸣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反右斗争中身亡。 　　以上略举几件事例，可以说明拓夫同我在统战工作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多的联系。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在贺龙、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拓夫在财经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调东北工作，贺龙一个时期也去前方，精力主要放在了军事方面，从这时起拓夫担任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主任。 　　(三) 　　1947年3月，国民党以25万之众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奋起反击，苦战1年，击溃顽敌，光复延安。在此危难时期，拓夫协助贺龙，统一领导，协调管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组织和依靠两个边区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殚精竭虑，历尽艰辛。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忍饥耐寒，不顾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危，坚壁清野，支援和配合野战军“磨战”强敌，坚苦卓绝，可歌可泣，丰功伟绩，永昭青史。 　　解放战争期间，拓夫除了外出参加会议或下去检查工作，一般都随边区政府机关和我一起行动，记得在蟠龙战役前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边区党政机关转移至白庙岔，拓夫、杨明轩、高登榜和我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土炕上，地下还用木板支了两个铺，供陈昭、丁良祥(林伯渠主席秘书)睡觉。我们的伙食，除给林老蒸一小碗小米干饭外，大家一起有啥吃啥。以后机关转移到绥德义合黄家川的几个村子里，先后两次住的时间较长。我们的粮食供应愈加困难，边区政府的厅局长大部分随军或在下边帮助工作。有时回机关聚会，时常开玩笑说，大家感兴趣的是在贺老总处开会，可能吃到一顿烩面。如果在林伯渠主席处开会，夜深了，大家肚子实在饿的厉害，我只能拿出一点煮黑豆(留给马的饲料)打牙祭。周兴风趣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煮黑豆这样地好吃。” 　　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胜利，4月21日延安光复，西北战场我军进入全局反攻阶段，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工作，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议事日程。从此时开始，拓夫就肩负起主持和组织这项新的具体工作任务。他先后分别召集了多次座谈会，分别了解和整理有关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他亲自负责草拟接管工作计划方案。我参加了拓夫召集的有些座谈会，协助他做了一些研究整理资料工作。1949年2月9日，西北局讨论通过了由拓夫主持起草的《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写得很全面，包括“西安情况的搜集与调查”、“接收西安的政策与研究”、“西安军管会的组织准备”、“接管西安的干部准备”、“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入城干部的训练”、“供给上的必须准备”、“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等8个方面。计划内容也很具体，如规定“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3天干粮，以备入城后供应不及的需要；并且提出西安人口以50万预计，每日所需粮、煤、油盐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具体数字，责成贸易部门早作筹划准备供应。 　　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16人组成的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拓夫任主任，我是委员之一。4月拓夫主持召开了两次“西准会”全体委员会议，对各项准备工作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检查。为了加快进城急用文告、手册的审定付印，正式组建各接管组及干部配备等工作，我于4月下旬脱离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搬住联防司令部，协助拓夫工作。5月12日，“西准会”秘书处印发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5月18日，西北局通知贾拓夫为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5月20日，西北局任命了西安市军管会各处的正副处长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我为秘书处处长和房管会的委员。进城后，为工作需要，我以西安市军管会秘书长，杨晓初以副秘书长名义出面。 　　(四) 　　1949年5月20日,我军先头部队突击进攻西安城。军管会的人员于23日赶到西安，24日正式对外办公，首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管字1号，宣布由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的西安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军管会为西安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全市的军事、民政、财经、文教接收和管理事宜。由于我们晚到了一步，接管工作有点被动；加之敌军见我军新的部署尚未完成，妄图伺机反扑。胡宗南纠合青、宁马家军，大肆散布夺取西安城的谣言，西安城内一度出现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银元黑市猖狂，物价随之暴涨等现象。6月中旬，我军十九兵团、十八兵团相继由华北入陕，彭总亦由中央归来。7月中旬，彭总指挥扶眉战役获得全胜，歼敌4万，溃军逃窜，军民欢庆，威震三秦大地。于此同时，西安市的接管工作也在紧张而顺利地进行着，经过两月的艰苦努力，接管工作任务大体告一段落。在延安时已经整编好的3500名接管干部，于5月27日前一律进城并随即分赴各接管部门和单位，军代表和各接管组的同志一到岗位便和广大职工群众、教师学生打成一片，同生活、同学习、同工作，注意把接管工作和复工复业复课同时进行，把必要的改革、清查和整顿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起进行。例如电讯、邮政基本上没有停断过，因为那里我党的地下工作基础好。电厂在西安解放第3天就开始供电，大华纱厂和铁路运输等重要行业也都在20天左右完成恢复生产的任务。仅仅两个月时间，为以后逐步加强管理，发展生产，改进业务，有步骤地结束军管工作，加强主管制度的建立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对接管工作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还有一批民盟的领导成员在战争中进入边区，又同我们一起返回西安，他们对接管工作，主要是教育方面接管工作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军管会的主任贺总从中央开会回来不久，即将精力集中于配合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另外两位副主任赵寿山、甘泗淇又都在前总工作，军管会的经常工作全由拓夫主持进行。他还肩负着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建及参与管理财经工作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担子实在不轻。当时在拓夫身边工作的秘书处除我和杨晓初外，还有秘书十多人，人员精干，工作机动灵活。拓夫对我们的分工很明确，很具体。我做秘书长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对内和各个接管工作组(处)负责人保持经常的联系，指派各个秘书分工和各有关接管工作部门、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到重点单位了解掌握情况，研究问题，及时综合和交流经验；对外接待来访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来者不拒，一段时期，门庭若市。副秘书长杨晓初主要管房产的调整分配、使用，并有计划地走访结交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向他们了解情况，动员他们为接管工作尽点义务。至于机关的生活事务和文书事务工作，都由我交给边区政府办公厅负责办理。拓夫作这样的安排，为的是充分发挥我们3人(杨老由西安回到延安不久)在西安人地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广交朋友，较快打开局面，争取工作上的主动；事务工作尽量利用边区政府办公厅的力量，就可以使接管的工作，特别使拓夫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和时间考虑和处理重大的工作问题，减少事务纠缠。拓夫这种放手大胆使用干部，善于调动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领导艺术，我过去是了解不够的。拓夫常说：“不要看咱们军管会人手少，实际上搞接管工作的人手多得很，比如杨明轩老人就是接管最积极，最有成效的人员。”拓夫虚怀若谷，沉着冷静，敬老尊贤，平易近人，他对别人的尊重，博得了别人对他的尊重。杨明轩、杨晓初那时都已年过半百，是我们的老师辈，他们的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人地熟悉，德高望重，有些事只要他们出面处理，就能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杨晓初主管房产工作，矛盾重重，纠纷不断，杨老任劳任怨，废寝忘餐，真是“磨破嘴皮，跑断腿”。他总是不厌其烦，排难解纷，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好成效。值得怀念，记载下来。 　　拓夫对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十分严肃认真，同时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们在延安时就依照中央指出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组建接管队伍时注意干部质量，严格选拔分组培训，工作做得比较认真。因之，一进城各处(组)就按系统带着干部队伍迅即到位开始工作。在脚跟站稳的同时，就注意结合进行复工、复业、复课及必要的改革清查与整顿管理工作。 　　拓夫特别强调接管工作要和学习有关政策、指定的文件紧密结合进行，接管人员必须同原有职工人员一起学习，逐渐消除隔阂，建立感情，沟通思想，合力工作。一个月工作就上了轨道。前进部队急需要面粉5万袋，限5日完成，西安市只用3天就如数交齐。两月接管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拓夫向西北局书面报告，及时提出西安市新的工作中心“必须转移到用力恢复与发展公私生产”，“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难民、游民及失业者转业、就业或向农村疏散，以增加生产，减少消费，求得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他强调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就业这一中心环节”，明确指出“这种现象是每个消费城市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牵连最广并带有根本性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其他各种重大问题如治安问题、金融问题等，均与解决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是积极生产就业，不是消极的救济维持。”40多年前的话，讲得多么透彻。时人阅读，当有所启发和教益。 　　8月10日，拓夫在向西北局的报告中还提出：“为便于集中领导，军管会于军管工作总结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所需各种生产事业和行政业务，移交各主管部门领导管理，使工作走入正轨，迅速推进。”根据这一正确及时的部署，军管会的工作逐步交代，顺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9月底新疆和平解放，10月拓夫就飞往新疆协助彭总处理“三区”问题，并参加了西北局商讨今后西北地区财经工作问题。我负责搞了一个月军管会的结束工作，11月后就将工作重点转到了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筹建的事务上面。 　　拓夫和我之间，感情融洽，配合密契。那时都是30多岁，精力充沛，满怀胜利喜悦的豪情、事情再多再忙，也不觉得疲倦。有些紧急的文稿，我们总是在晚上写，他先写我早睡，到了下三四点钟，我起床接着写，他去睡觉。天明后，他就拿着稿子去做报告(如在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或者送请西北局审议。这种合作习惯，我们感到很协调，很愉快。 　　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结束，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拓夫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百事待举，重任在肩。同时，我被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和个人间的往来，仍很密切，互帮互爱，与时俱进。1952年8月拓夫奉调到北京，先后参加中央财委和国家计委的领导工作。1954年大区机构撤销，我奉调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我俩都在北京工作了，大小会议，各种场合，相见的机会颇多，但各自忙于本身业务，见面只能三言两语，打个招呼而已。1957、1958年中间，我因病出外治疗，和拓夫失掉了联系。1959年春，蒙周总理和习仲勋同志的关注让我回陕西，一边继续养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行前我去拓夫家中向他告别，不巧他要出去参加会议，仅有30分钟的时间，略叙阔怀。他再三向我叮咛：“再返长安，养病第一，千万不要挑硬担子，干重活。工作必须超脱一点，量力而行；生活坚持行之有效的各种锻炼，在德生的关注下，两年工夫，恢复健康。”情深语切，感铭肺腑。拓夫匆匆离家上会，我即前往马明方家告别。和明方相谈的时间较长，并且在他家吃了饭——杂面“抿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同日造访，竟成了我和拓夫、明方最后的永决!他们俩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于康生和“四人帮”的毒箭之下。呜呼!哀哉!痛哉! 　　鲁迅讲过：“死后倘若不埋在活人的心里，那就真真死掉了。”贾拓夫和马明方同志，革命一生，言芳行洁，志远情逸，“笃礼崇义，抱素守真”；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奉献终身，功勋卓著，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正如宋代欧阳修所云：“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拓夫、明方永垂不朽! 　　(1994年11月25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