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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楷模

廖 季 立

我是于1945年在延安认识拓夫同志的。他当时与贺龙同志一起领导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工作，从此以后我断断续续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若干年。他给我的印象是： 　　第一，对党忠心耿耿，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受尽折磨，鞠躬尽粹，死而后已；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对大是大非问题公正坦然，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违心附和上面的指示和要求； 　　第三，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团结群众，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更能团结在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亲如一家。 　　他对党的事业有许多贡献，我听说过一些，但手头没有资料，无法整理。仅对于拓夫同志在1956至1959年反冒进和“大跃进”期间的一些事迹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1956年国家计委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综合局和负责年度计划的专业局，由于要加强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都被转到国家经委去工作，这是中央的决定。当时拓夫也到经委辅助薄一波同志工作。当1956年第四季开始编制1957年计划时，对于1957年计划如何安排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1956年经济出现了冒进问题。主要表现在：(1)工业增长速度由1955年增长5.6％猛增到28.1％，主要是重工业增长39．7％；(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了，原计划安排120亿元，后来增加到170亿元，几经压缩，最后还达到148亿元，比上年增长60％；(3)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原计划安排增加不超过200万人，到1956年底猛增了515.4万人，影响到市场供应紧张，等等。在编制1957年计划时，针对1956年出现的冒进形势如何解决，经委作了若干次的讨论和研究，总的认为，如果冒进形势不解决，1957年的经济情况就会出现危机和难于维持的状态。从何处下手对下年计划进行调整?主要还是要从上述3个方面进行调整。 　　关于工业速度问题。拓夫同志常跟我说，1956年工业增长速度28.1％，与1957年两年平均，每年还平均增长14％，也是不低的，调整不外乎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再安排比较高的速度，这从各方面来看都难于承受；第二个方案是不安排速度，听其可能，这从实际来说也是不现实的；第三个方案是安排较低速度，在执行过程中再来调整，能高一点就高一点，不能高一点就再低一点。最终经过经委党组讨论，1957年工业增长速度安排6％。 　　关于基本建设规模问题。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同意拓夫同志意见。陈云同志在电话上对一波同志说，投资规模按100亿元安排。一波同志听成按110亿元安排，最后按110亿元安排的。 　　关于职工人数问题。由于1956年职工人数增加515.4万人，新增加的职工过多，1957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又要大大调整，因此对新增职工人数暂不安排，同时还要抽出一部分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7年计划的安排最后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1957年计划安排，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安排并不满意，认为这是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事后来看，1957年计划安排并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为1958年经济发展打下了巩固的物质基础。1957年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11.4％，由于基本建设仍然维持1956年水平，职工人数没有增加，还有减少，这样，经济效益好了，物质财富增加了，经济实力增强了。这是一次成功的经济调整计划。如果不是这样，1958年的“大跃进”更是不堪设想的。 　　关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问题。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会议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在这次会议后，4月间《红旗》等报刊发表文章，预言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提出“插红旗、拔白旗”，“要求争取7年超英，再加8年10年赶美。这样就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国家经委根据各部、各省市提出的1958年计划指标，拟定了《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帐的报告》。第二本帐与第一本帐相比，农业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其中粮食由3920亿斤增加到4316亿斤，钢由625万吨增加到700万吨，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鼓足干劲、共同努力，使其实现。国家经委编制的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帐是经过拓夫同志领导我们研究后报告经委党组批准的。大家认为这个年度计划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充分体现“大跃进”精神的。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大家认为形势发展很好，已经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对经委计划1958年钢产量为600万吨不到700万吨都说低了，要大办。毛主席问冶金部的领导同志钢产量能不能翻一番，冶金部的领导同志说可以考虑，就这样会上通过决议1958年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到1070万吨。因当时已经到了8月份，前8个月只产钢400多万吨，后4个月要产600多万吨，等于前8个月的一倍半，任务显然十分艰巨。就在这4个月间全国大办钢铁，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大搞土法冶炼，遍地点火，处处冒烟，气势实在是难以形容。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还决定1959年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但是，过了二、三个月就察觉到1958年钢生产指标翻一番有困难，毛主席曾引用古人诗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决定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由国家计委统一负责，早已从经委调到计委工作的拓夫同志又领导了年度计划工作，他花了大部分时间考察和研究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计划问题。 　　1958年11月至12月间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工业和建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指示，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建设规模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但是粮食产量计划反提高到10500亿斤，其他指标也大体保持北戴河高指标水平。拓夫同志当时对会议定的1800至2000万吨钢产量指标感到怀疑，他认为关键在于1958年钢的实际产量是多少并没搞清楚。武昌会议后，他要我们与统计局核实1958年钢产量的完成情况。统计局先说是1070万吨还多一些，至于其中真正称得为好钢的是多少，回答不了，他们答应还可核实。当时，周总理、陈云同志等都对武昌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感到不落实。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有关同志多次开会讨论，拓夫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对1958年钢、粮产量提出质疑。在当时情况下，他感到政治上有压力，工作难做，但又不得不认真负责。 　　1959年4月，中央召开上海会议。会议期间，拓夫同志组织计委来的同志反复测算，提出把1959年的钢产量定在1650万吨。当时会议上有种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武昌会议拟定的钢产量指标不能再修改；一种意见认为，要使计划落实，原定的指标必须修改。拓夫同志主张第二种意见，并且认为1650万吨也不可能完成，能完成1500万吨就不错了。上海会议后，拓夫同志要我到统计局再把1958年的钢、粮完成情况弄清楚。我同统计局有关同志经过反复核算后，认为1958年好钢接近800万吨，粮食丰产未丰收也接近4000亿斤，即把好钢算成800万吨，粮食4000亿斤作为1958年完成数。把这两个数字向拓夫同志汇报后，拓夫马上感到上海会议定的1650万吨钢产量也过高了。因为在1958年好钢800万吨基础上完成1650万吨，等于又是在1958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多，显然是完不成的。于是拓夫同志组织计委有关副主任和我(委员兼年度计划综合局长)搞一个资料，题目为《紧张形势从何而来?》我组织年度计划局和有关局同志日夜赶算赶写，完成后送拓夫同志审阅，拓夫同志修改后，打印送陈云、李富春等同志，陈云同志对此很欣赏。在这份资料中提出根据多方面计算，1959年大概可以完成1250万吨。 　　5月6日陈云同志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讨论1959年计划指标问题。他说：我要是耍滑头，可以不管，但我是共产党员，我有党性、良心，我得对人民、对国家负责，请大家来认真谈这个问题。会议期间，拓夫同志主张退要退够，他倾向于钢的生产指标退到1250万吨。最后，会议确定向中央提出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可供分配的钢材从1150万吨降为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280亿元降为240亿元，限额以上项目从1092个降为788个，其他煤炭、铜、铝、水泥、木材等指标也相应降低下来。 　　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同志对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作了系统发言，会议同意陈云同志意见。6月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计委报告，然后于6月13日正式印发。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是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随着彭德怀同志提了一个书面意见，竟然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拓夫同志在这次会议和运动中遭受了不白之冤，下放劳动，后死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真是一大冤假错案。拓夫同志在天之灵，看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