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贾拓夫 > 其他资料

纪念拓夫同志 坚持实事求是

余 建 亭

我认识拓夫同志是在国家计委，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不算长，分为两段。前一段是从1953年到1954年底，拓夫同志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不久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主管轻工业口的工作，还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我任国家计委工业生产综合计划局局长，和他接触不多。他曾要我代计委起草过一个《关于全国工业生产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后一段是从1958年春节到1959年秋，他从国家经委回到国家计委，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协助李富春同志主持计委的日常工作，那时我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重工业计划局局长，因编制1959年计划及调整指标，接触较多。 　　1958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也是国民经济“大跃进”开始的一年。那时年度计划由国家经委负责，国家计委从事研究与拟定国民经济长期计划，重点是讨论工业方面的问题。由于发展工业采取“以钢为纲”的方针，因此，当时讨论最多，影响最大，大家最关心的是钢铁生产指标，以及相关的基本建设、机械制造、煤炭生产和钢材分配等问题。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钢的产量已由1952年的135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535万吨。1957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钢的产量是，美国1亿0225万吨，苏联5118万吨，联邦德国2797万吨，英国2205万吨，法国1410万吨，日本1257万吨。他们由于工业发展历史长，废钢多，炼钢时使用的废钢也多，因此生铁产量比钢要少30％左右。 　　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钢铁生产是怎样考虑的呢? 　　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1962年钢的生产指标是1050至1200万吨。这个计划指标是积极的，也是留有余地的，经八大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1958年的年度计划规定，当年钢的生产指标是625万吨。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跃进”的空气逐渐升温。经济建设的各项指标，一再提高。通过了开展“大跃进”的1958年第二套指标。钢的生产指标提高到700万吨。接着在1958年5月公开提出了争取7年钢铁生产赶上英国的口号。 　　成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曾向冶金部的领导同志提出1958年钢产量可不可以翻一番的问题。1958年6月在内部作了布置，到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要求当年钢铁翻番即生产钢1070万吨。当时拓夫同志已调回到国家计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制长期计划上。对于钢铁翻番的决定，他是举手赞成的。这一年1至8月仅生产钢400多万吨，有600多万吨的任务要在后4个月去完成，有完不成的危险。于是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全民大办钢铁，结果动员了几千万人上山挖矿挖煤，炼焦炼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 　　在北戴河会议上还考虑过1959年的计划指标，提出1959年拟生产2700至3000万吨钢。当时许多同志未作深入调查研究简单地认为，1958年完成1070万吨钢主要靠第4季度。第4季度要生产500多万吨钢，那么生产能力一定要大于500多万吨，这样1959年的能力将超过2000多万吨，加上1959年当年新增生产能力，经过努力上述指标有可能实现。 　　北戴河会议后，年度计划划归国家计委负责，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工业生产。面对着编制与调整经济计划过程中出现的上述情况与“大跃进”中一些失实的新闻报导，拓夫同志感到惊讶与困惑。大办钢铁开始后，重工业局钢铁处有一位工程师写了一份出差报告，如实反映了生产情况及小转炉炼钢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如设备不配套，综合生产能力低，原材料消耗定额高，产品质量差，企业亏损等等。当时我去外地调查，重工业局转报拓夫同志。他看后写了批语：此件情文并茂，印报政治局同志参阅，情是指情况，文是指文章。虽然如此，他对国家计委机关小转炉炼钢还是积极支持的，我也在那里参加过劳动。 　　1958年11月下旬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拓夫同志组织国家计委干部10余人随行，前往武昌。路经石家庄时在火车站买到一份报纸，醒目的标题是“棒打条件论”。当时看到的同志都不以为然。 　　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讲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不少省、市与会同志开始感到经济指标不能定得太高，而中央部门与会同志大都坚持高指标不下来。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曾专门召集中央各部与会同志做工作。要求按冷热结合的精神，调整经济指标。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过几次会议，要求把不落实的高指标降下来。后经过测算，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2000万吨，为留有余地，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拓夫同志认为仍有缺口，希望再降低些。 　　到1959年初，经济形势、生产情况和大办钢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逐渐明朗，工业产品特别是钢铁的日产量与年度计划要求相距很远。拓夫同志组织综合局会同国家统计局核实1958年钢的产量，结果是报上来的产量虽有1108万吨钢，经核查，框算，好钢是800万吨。 　　在武昌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曾谈到今后考虑每年增产1000万吨钢。为此重工业局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商议后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每年增产1000万吨钢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份报告反映，每年增产1000万吨钢需要每年增产多少煤、电、设备及运输能力等等。使大家有一个明确概念，每年增产1000万吨钢是怎么回事，需要准备些什么。当时想法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考虑我们当时具备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报告虽未明确得出什么结论，但容易使人联想到，在我国当时生产水平和经济条件下，要实现上述目标是不现实的。这份报告也反映了过去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只有美国有过3次，年产钢比上一年度增加1000万吨。其中一次是在几年前钢的产量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后下降，然后由于需求增长才达到的，如果与下降前已达到的生产水平比并没有增加1000万吨，只有500多万吨。另两次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一次(1916年)也是在前几年停滞或下降后达到的。拓夫同志看了这份报告，很欣赏，印发计委内部，并要各局也搞类似的研究报告。 　　到1959年春，工业生产形势表明，全年要生产2000万吨或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当时钢与铁的生产比例是铁大于钢，加上铸造用铁，要保20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生铁产量要达到2700万吨，大部分要依靠小高炉生产，消耗定额高，占用煤、电、运输力很多。各地反映许多农用物资，人民生活用品和部分重工业的生产，因原材料、燃料供应不足，运输力被挤占而纷纷告急。当时全党全国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如不调整钢铁生产指标，事实上无法支持，会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如调整钢铁指标，又担心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感到有压力。在许多计划机关和经济部门中议论很多，各地党委也十分关心，经常讨论。钢铁生产指标已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国上下普遍关心的政治问题。拓夫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一样对此十分着急，多方设法，寻求解决的方案。他认为必须考虑调整钢铁生产指标，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只要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有利，被误认为右倾保守，也心甘情愿!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李富春和贾拓夫同志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计委有些干部包括我在内，作为工作人员也到了上海。 　　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会，讨论1959年计划时，有人提出不久即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利用这个机会，公开修改一些过去宣布过的过高指标。拓夫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意见，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会上得到的支持不多。那时拓夫同志倾向于将钢的生产指标调整到1500万吨。有些同志不同意，散会时拓夫同志忘了将帽子带走，当有人提醒时，他幽默地说“又丢盔弃甲了”。 　　上海会议结束时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将钢的生产指标由1800万吨好钢降低到1650万吨，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由365亿元降低到265亿到280亿元。其他指标维持原先的规定。布置6个小组分赴6个大区督促生产，重点是钢铁和煤炭。拓夫同志负责华北小组，先后到天津、河北等地调查考察。 　　上海会议后，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但国民经济仍未摆脱全面紧张的被动局面。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委托陈云同志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央书记处4月底责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并按可靠的钢材指标进行分配，以便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和其他工业生产。 　　从5月初开始，陈云同志花了很大精力全面深入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召开过多次汇报会，先后找过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个别谈话，询问实际情况，问得很详细，很具体，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问题，而是反复比较，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分析来龙去脉。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时陈云同志提出：中央财经小组参加汇报会议的多数同志都同意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相应的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按生产900万吨钢材进行分配，削减基本建设项目，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强调要改进质量，力争多增产钢板钢管等8大品种的钢材。 　　5月15日，陈云同志就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和计划安排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党内对调整指标的不同意见，再次提出了按生产钢1300万吨、钢材900万吨进行安排，把将来超过的数量作为争取目标。中共中央同意上述意见，按此调整了年度计划。基本建设限额以上项目从1092个减为788个，基本建设投资额从280亿元减到240亿元，其他主要产品指标如煤炭、水泥、铜、铝、木材等也相应降低。 　　在上述调整计划指标的过程中，拓夫同志都是积极支持与配合的。他在国家计委多次讲过这样的意见：把生产计划指标实事求是定得低一些，不一定会使群众泄气，相反，定高了完成不了，反而会泄气。他说不能单纯追求高指标，以为高了就劲头足，低了就泄气，其实不然。如果指标不切合实际就应当降下来，向群众讲清楚，高指标不切合实际，群众无论怎样努力也完不成，倒容易使人泄气。 　　5月31日，国家计委党组决定由拓夫同志主持，组织人员连夜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经过富春同志修改，迅速上报。6月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的报告，6月13日印发全国。 　　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长河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的几年是极不寻常的时期。这几年经历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大调整，生产建设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起大落，其中1959年还经历了一场巨大争论。待6月13日中央文件印发全国后，从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以后开始的对调整指标议论纷纭的状况基本结束，历时半年多，这时拓夫同志心情舒畅些，感到松了一口气。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半年多，心里好象老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方面为严峻紧张的经济形势着急，另一方面精神上还要承受巨大压力，要把高指标降下来，真不容易啊。 　　1959年调整后的计划执行结果是产钢1387万吨，产钢材897万吨，生铁2192万吨。这是经过多次动员，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付出很大代价才取得的。在当时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统一认识，党中央、国务院从实际出发，调整了年度计划，妥善地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问题，对当时稳定经济和稳定市场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使人们认识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承认和尊重客规经济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否则必然会欲速则不达，并会受到惩罚。这对指导经济工作和提高各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拓夫同志1959年向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干部作过两次讲话，庐山会议后曾在计委接受批判，我均因公出差，没有参加。 　　在拓夫同志领导下工作期间，我感到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对党忠心耿耿，重视调查研究。虽然他在认识上也有不足之处和局限性，但他只要认为是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利，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就坚持实事求是，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提出自己的意见。虽一时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仍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努力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些高尚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1994年1月10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