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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一次特殊的学习班

王世泰

1942年10月中旬至1943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政府礼堂召开了高干会议。会议历时88天，约有500人参加，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到会讲了话，任弼时同志领导并始终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以学理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明确了边区党发展生产和发展教育的任务。毛泽东就这次会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说：“实行了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我当时已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政委，但是还没有赴防区到职，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思想认识得到了较大提高，无异于进了一次特殊的学习班。 　　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与会者极为关注的议题。我认真学习六大以来的文件，反复对照思考陕甘革命活动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历史，好像得到了一件解开诸多死结的利器，终于认识了复杂纷纭的历史问题的真相，革命形势起伏的原因，刘志丹等同志和某些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争论的实质。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到党中央到达陕北这一时期，西北党(主要是陕甘)的发展过程和党内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的历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这个发言，参加1945年中央为七大做准备而召开的历史座谈会时，曾加以充实完善，主要是增加了具体战斗过程，也就是本书土地革命部分有关章节的梗概。现在谈谈当时的认识和感受最深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正像中央1940年12月25日《关于党的任务和指示》中指出的，西北党内和中央苏维埃后期一样，也“实行了极左的政策”；西北党内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是领导权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时一样，也是“两条道路的决战”，即存在着正确路线和极左路线的斗争问题。当前者占上风时，革命就向前发展，即或在逆境中也能转危为安；反之，当后者占上风时，革命就要受挫折、损失，甚至到了几乎前功尽弃的地步。第一支西北正规红军部队——红二团的壮大发展和南下失利被断送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左”倾路线的特点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它的推行者往往是上级领导机关派来的代表或者领导干部本人，拉起“马列主义”虎皮作大旗，谁反对他们的错误作法，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有的同志明知他们不对但又辩不过他们。比如陕甘游击队有一次驻五顷塬时，陕西省委派来一个“钦差大臣”李艮，提出“反对逃跑主义”(实际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让敌人踏进五顷塬一步”、“20天内给群众分配完土地”等貌似坚定的革命要求，其实完全脱离实际，结果三天吃了三次败仗，战士们气愤得群起批评李艮。又如红二团成立之后开始打了几个胜仗，杜衡就坚持要向南部平原地区发展，决定打敌庙弯据点，刘志丹根据庙弯堡垒坚固，守军夏老么过去和我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实际情况，提出暂不要打庙弯，杜衡反诬志丹和敌军官有关系，非打不可，结果庙弯攻坚失利，我军伤亡惨重。杜衡领导时期还提出过“打通国际路线”、“打通神府苏区”的行动口号，志丹一听要打通国际路线就笑了，我在学校时也看过地图，到苏联多么远，我们那时只不过几百人，几十公里摆一个人都到不了苏联，怎么个打通法?神(木)府(谷)苏区也无力打通，我们试过多次，行动到保安一带就被敌人打回来了。这两个行动口号我们都没有执行，杜衡就说我们“右倾”、“动摇”。再如在《反对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的决定》中，曾提出了当时称为“大的战略思想”：第一就是不让敌人占领我们一寸土地；第二是红军、游击队统一军事化；第三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三个打通，即把神府苏区和吴绥苏区打通，把陕北苏区和陕南苏区打通，把陕西苏区和四川苏区打通；第四是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陇东发展；第五是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似应为铜川)、富平、耀县、合阳发展；第六是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蒲城一带发展。这三个打通和三个发展就是当时交给我们红军的任务，但当时的军事指挥员刘志丹和指挥部的同志没有执行。我在发言中说“恐怕把这个任务交给现在的八路军也不容易完成，把华北、华中的八路军集中起来搞也是不容易完成的。” 　　第三，极左错误对革命的危害性最大，它能起到敌人都无法达到的破坏作用，可以说是革命的大敌。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与会者都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试问谁能够对革命战友惨遭错误屠害而无动于衷?又有谁眼看着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革命成果毁于一旦而不感到愤怒和痛惜呢? 　　另外，我认为“左”倾机会主义是有来头的，他们领导时提出的要打大城市、要打堡垒，消灭敌人在苏区的据点……都和北方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是一致的。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