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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敢当大任挽狂澜

赵一平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 　　在彭德怀的军旅生涯中，毛泽东曾两次以此诗赞誉他。1935年10月，彭德怀指挥红军，于吴起镇击退尾追进剿的马鸿宾、白凤翔两支劲敌，从而结束了长征路上敌人的追剿，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划上圆满的句号。毛泽东欣然命笔挥就了这首赞誉彭德怀的诗。1947年，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陕北，彭德怀主动请缨指挥陕甘宁部队，以2万之众迎战10倍于己之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即从根本上扭转了陕北战局，当彭德怀赢得沙家店全歼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这扭转战局的关键一仗时，毛泽东又以此诗赠彭德怀。在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中，获得毛泽东如此之高赞誉者是绝无仅有的。这首为今人广为传诵的诗，是对彭德怀无畏的战斗精神、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屡挽危局的赫赫战功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一、闹粜·除霸·起义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1898年10月24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西南鸟石峰下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6至8岁在其姨父肖云樵家念过两年私塾，8岁时迫于生计而辍学。还是童年的彭得华即靠砍柴换米分挑起养家的担子。15岁前先后当过富农家的放牛娃、煤窑里的车水工。在苦难中挣扎的彭得华，痛恨人世的不平，从小即开始了“穷苦人的活路在哪里”的思考。这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点： 　　一是太平军的故事。彭得华的伯祖父曾参加过太平军。经常给少年彭得华讲太平军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①。 　　再就是鸟石峰的传说。在高耸入云的鸟石峰顶上有座祠堂，祠中有一尊威风凛凛的武将塑像，相传他是元末义军陈友良的参政易华。陈友良兵败后，易华带领一支人马来到鸟石峰凭险据守，打富济贫，后被官军杀害。当地民众为纪念他在此建祠立像。彭得华深深地被易华的传说所感染，立志要像易华那样，为穷苦人摆脱苦难献身。 　　因此，打富济贫，替穷人找活路，成为彭得华革命人生的最初追求。而将这种追求付诸行动的第一次尝试便是“闹粜”。 　　1913年，湘潭地区发生大旱，粮田颗粒无收，树皮、草根、观音土都成了充饥之物。地主、富商乘机囤粮居奇，广大饥民走投无路，纷纷起来“闹粜”(强迫富户平价粜粮给饥民)，彭得华成了闹粜饥民中最年轻、最勇敢的一员。一日鸟石寨的饥民到李家瓦屋“陈满钻子”家粜粮，但任凭饥民们如何请求，家有数年陈谷的“陈满钻子”却一口咬定无粮可粜。彭得华挺身而出，爬上陈家仓房屋顶，将瓦推下，露出米仓。并鼓动说，他不粜，我们就自己拿。众人蜂拥而上，将三间屋瓦扒下过半。陈家无可奈何，只好按饥民们的要求开仓放粮。这次“闹粜”使彭得华第一次感受到了穷人反抗斗争的力量，同时造成了彭得华走出鸟石狭小天地的机缘。彭得华在“闹粜”中的鼓动作用，引起了富户们的仇恨，他们告到县府，县团防局以“聚众闹粜，扰乱乡曲”的罪名拿办彭得华。为躲避官府的缉拿，年仅15岁的彭得华，带着铲除人间不平的渴求，离开鸟石，开始了他漫长的为天下穷人找活路的征程。 　　彭得华离开鸟石后，到洞庭湖南滨的西林围当了修堤工。由于他多次参加停工、罢工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于1916年春节前，被当局认定为“不安定分子”而遭驱逐。时值湘军在长沙招兵，刚毅、倔犟的彭得华走投无路，愤而投军。1916年3月中旬，在湘军第二师六团当了一名二等兵。由于在作战中机智勇敢，到1920年，先后升为一等兵、副班长、班长、排长。从军后的彭得华，并没有改变为穷人找活路的人生目标，这期间共交结了20多个志趣相投的青年士兵朋友，并在1920年夏，与李灿、张荣生、席洪全等7人秘密组织了“救贫会”，其宗旨是：灭财主，平均地权；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发展实业，救济穷民；实行士兵自治，反对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他们的第一次救贫活动是处死地主恶霸区盛钦。 　　1921年夏，彭得华升任代理连长，带一加强排驻扎在华容县滋口镇。每到一地彭得华都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情，一个叫姜子清的农民向彭得华哭诉了他多年淤积起的湖田被区盛钦霸占的遭遇。区盛钦是该镇税务局兼堤工局局长，乃当地一霸。他仗着其兄是赵恒惕省署的高级参议，横行一方，不仅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而且霸占穷人良田房产、苇地湖面。彭得华决心为民除害。他召集救穷会进行商议，派出王绍南等三名救贫会员黑夜摸到区盛钦家将其杀死。并贴出匿名布告，宣布区盛钦的罪状，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三个月之后，彭得华秘密处死区盛钦的事被人告发，派人将彭得华拘捕，幸在解往长沙的途中得以逃脱。 　　1922年夏，湖南创设陆军讲武堂。六团团长袁植想到少年英武、胸有大志并在战场上两次救过自己性命的彭得华。要他改名应考，以便重返六团。经黄公略等救贫会友相邀，8月，彭得华改名彭德怀，与黄公略、张荣生一起考入讲武堂，编在第一教授班。讲武堂教授的课程有四大教程(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四小教程(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军制学、马术、山炮战术等。这使得已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彭德怀又有了相当的军事理论素养。 　　1923年8月，彭德怀从讲武堂毕业，回到六团一营一连任连长。1926年7月，湘军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原三旅六团改编为第一团。彭德怀升任一团一营营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进攻武昌时，一团奉命配合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行动，团长因惧战而告假，一团由彭德怀指挥，显示出了超群的指挥才能。1927年6月，一师被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10月，彭德怀任独立五师一团团长。 　　北伐期间，彭德怀结识了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在段德昌的引导和帮助下，彭德怀开始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自己，阅读了《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大量进步书刊。这对于苦苦求索中的彭德怀来说，如同茫茫黑夜中见到了曙光。多少年来，他向往太平军，想做易参政，立志打富济贫，富国强兵，但他的理想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撞击得粉碎。现在他才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才能使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得到解放。于是，时任营长的彭德怀在本营组织士兵会，宣传革命思想，开始了改造旧军队的历程。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武装起义。就在这考验革命者的紧要关头，中共湖南省委于1928年2月批准了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入党后他就开始考虑率部起义，但党组织指示其进一步在五师全师范围扩大革命力量，等待时机，争取全师起义。 　　彭德怀为培养革命骨干，任团长后就打算办一个学兵连。独五师师长周磐为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也想办一所随营学校。彭德怀认为可利用支持周办随营学校的机会，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吸收士兵会员，以此准备起义。因此积极支持周的主张，并建议周自任校长，推荐共产党员黄公略担任副校长，贺国中、黄纯一分别担任教育长和大队长，使随营学校实际上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 　　1928年6月，何健命独立五师开赴平江接防，以加强对平江农民运动的镇压。平江地处湘东北，东接江西修水，北与湖北通城毗连，当湘鄂赣三省要冲，为兵家瞩目之地。1928年春，平江农民在中共平江县委的领导下，先后爆发了三次围攻平江城的“扑城”运动，3月发动的第二次“扑城”运动，参加的群众达10万余人，在反动派血腥镇压下而告失败。整个平江地区成了屠杀革命者的刑场，同时蓄积着新的革命风暴。彭德怀义愤填膺，一方面采取各种办法制止反动派的屠杀，一方面利用敌人的暴行唤起士兵对革命群众的同情和对反动派的仇恨。 　　7月18日，彭德怀得知党的南华安特委组织遭破坏，周磐认出特委人员所持的通行证是黄公略亲笔签发的。并在电报局截得周磐令江副师长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的电报。情况紧迫，彭德怀决心立即举行起义。此时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从长沙来平江视察工作，彭德怀即与他取得联系。当日晚，彭德怀召开一团党员紧急会议，讨论决定22日举行起义，以闹饷为发动士兵的手段。由彭德怀负责起义的部署指挥，滕代远负责政治工作。 　　7月22日上午，一团在平江城东门外天岳书院操场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彭德怀宣布起义的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解除反动武装；建立工农政权，成立工农红军。彭德怀号召全体士兵勇敢地投身革命，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响应。下午1时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平江县城，仅用1个多小时就解除了全城2000余名反动军、警、民团的武装，活捉了县长和清乡督察员等反动分子，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23日，独立五师随营学校在贺国中、黄纯一的领导下到达平江参加起义。此时任独立五师三团三营营长的黄公略于22日在平江嘉义镇举行起义，并于23日到平江城汇合。起义后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推选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 　　湖南反动当局闻讯后惊恐万分，急派重兵进攻平江。经激战，红五军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众寡悬殊于7月30日撤出平江城。 　　平江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的极端艰难的时候举行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对工农红军的发展和壮大，对整个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纵横驰骋湘鄂赣闽 　　彭德怀率红五军退出平江城后，向东乡龙门转移。为在政治上建设五军，彭德怀决定部队在龙门进行整训。首先建立了五军政治部，由党代表滕代远兼任主任；然后从军到连建立了党代表和各级党组织，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健全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新型的民主制度。9月，湘鄂赣三省敌人联合向红五军发动“会剿”，彭德怀利用“打圈子”战术，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10月下旬，在渣津歼灭敌人一个整营，粉碎了敌人的“会剿”。10月底，五军军委和湘鄂赣边五县(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县委在铜鼓幽居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边特委和根据地，将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组建为三个纵队和一个直属特务大队，黄公略率二纵队留平浏地区坚持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主力去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会师。朱德、毛泽东获知彭德怀部队南进，派何长工、毕占云率200余名士兵下山接应五军。12月11日，两军在宁冈新城召开了会师大会。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使蒋介石大为不安，急调湘赣两省6个旅共3万人，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会剿”。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和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彭德怀受领任务后，连夜召开红五军军委会议传达联席会议决定。对此军委委员大感意外。认为红五军上井冈山主要是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学习红四军的建军、建政、建党经验，现在的目的已经达到，应该回湘鄂赣边苏区，不然在那里坚持斗争的二纵队也会遇到很大困难。在此严重的时刻，彭德怀从革命大局出发，力排众议，在滕代远的支持下，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勇敢地挑起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不久，20倍于我之敌围攻井冈山，红五军浴血奋战数昼夜，黄洋界和八面山哨口失守后被迫向赣南方向突围。在敌人重兵追堵下边战边走，最艰险时只剩下283人枪。但彭德怀仍以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率领部队与敌周旋，接连取得了袭雩都、攻远安、夺瑞金的胜利，使部队获得了扩充和发展。4月1日，在瑞金与红四军再次会师。 　　会师后，红五军根据红四军前委的决定，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二上井冈山，恢复湘鄂赣苏区根据地，边区形势好转，红五军也得到了发展。1929年8月，彭德怀率部重返湘鄂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第二纵队汇合。这时全军已发展到3000多人，恢复了红五军番号。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春，红五军发展到六七千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力量。6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五军、第八军和第十军。此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已占统治地位，命红三军团进攻武汉。彭德怀认为，敌我力量悬殊，进攻武汉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决定先扫清鄂南，略取岳阳。遂指挥红三军团连续攻打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并乘胜南下攻占了岳阳、平江。国民党军阀湖南省主席何键慌忙调3个旅进攻平江。彭德怀面对强敌，抓住其分兵的弱点，在瓮江、金井连破敌军，乘胜追击，强渡捞刀河，攻下*(上朗下木)梨市。并于7月20日一举占领长沙城，缴获枪支4000多支，扩大红军7000多人，筹款数十万元，从狱中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是红军时期攻占的惟一的一座省城，成为我军初创史上的一次著名战例。 　　1930年8月，红三军团与朱德、毛泽东的红一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3月，彭德怀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四次“围剿”。第一次反“围剿”，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针，当敌军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进入红军待机地域小布附近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从右翼断敌退路，配合一军团取得大捷，俘敌9000多人，活捉张辉瓒。红军乘势挥戈东进，三军团于东韶追歼敌五十师大半，缴获甚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在一军团的密切配合下，首战东固、二战中村、再战建宁，三战三捷。第三次反“围剿”，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与一军团并肩作战，先在兴国东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七十三师，继在永丰县南消灭郝梦麟部两个团，接着，彭德怀指挥三个师在兴国西高兴圩截击敌人。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占领方石岭有利地形，用强大的火力把我突击部队压在山腰，滕代远负伤。彭德怀挥刀跃马，冲锋在前，士气大振，一举突破敌阵地。彭德怀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在方石岭全歼韩德勤五十二师并九师的炮兵团。第四次反“围剿”，彭德怀指挥三军团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围攻丰南城，在援敌进至黄陂登仙桥附近时，三军团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两天，全歼敌五十二师，活捉师长李明；歼敌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骥。其后，又在草台岗战役中与红一军团和二十一军、独立师密切配合，歼敌十一师大部、九师一部，击毙十一师师长。 　　这时，中央推行“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者撤销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实行了“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指导，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离作战。1933年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组建东方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杨尚昆继任)，率军入闽，先后攻占泉上、朋口，使宁化、清流、归化等苏区联成一片。继而又攻占连城。8月中旬，东方军又挺进闽中，攻占洋口、峡阳，围南平、顺昌。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敌人攻占黎川，彭德怀奉命率东方军回师江西。在黎川洵口，全歼敌六师之十八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中央实行了一条“左”倾军事路线，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的错误战略战术，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这期间，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彭德怀积极建议中央联合、支持十九路军，乘蒋介石将围攻红军的部队调往福建之机，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南京、上海、杭州。可这一正确的意见未被接受，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机。使蒋介石解决福建事变之后，得以集中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以11个师沿10华里的正面向苏区北部重镇广昌推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急调一、三军团九个师的兵力防守广昌，与敌“决战”，李德亲自赴广昌督战。彭德怀认为，红军无重武器，广昌无法坚守，再三向中央建议主动放弃广昌，避免与强敌决战。然而李德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结果激战一天红军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战役后，彭德怀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团村战斗，若一、三军团不分离作战，集中力量，就能消灭敌军3个师15个团，而你们却坚持分兵，打成了消耗战。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那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快八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现在却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痛’”②。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刚翻完，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怒斥李德“无耻”。李德常自居于中央之上发号施令，无人敢顶撞。彭德怀已往最坏处作了打算，他回去以后将铺盖一卷，准备被撤职、关押、杀头，为了革命事业，他什么也不怕。李德也许慑于彭德怀在红军中的威望，也许因为还得靠彭德怀打仗，没有处分彭德怀，只是给他加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红军撤出广昌后，敌人分六路向根据地推进，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在高虎垴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但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失败已无法挽回。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三、“惟我彭大将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共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向雩都集结，尔后突围。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西进的方向进行阻截。10月17日，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乘大雾越过雩都河，22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11月6日，从左边突破湘军何键在汝城至思村之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0日，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攻占宜章城，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当日，中央军委发电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西渡湘江，又急调了几十个师在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当时，在敌人密集布阵的阻截下，红军掩护着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前进，彭德怀认为这种走法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中央：三军团向长沙、益阳挺进，吸引敌主力，迫使敌人改变部署；中央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叙铺，创建根据地；甩掉笨重的辎重，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运动中调动、歼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却一意孤行，命令红军全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11月29日，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首先渡江，抢占渡河口界首。敌以五个师向渡口猛攻，彭德怀赴江边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战斗，血战三昼夜，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的任务。红三军团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整个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到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多人，所带辎重亦损失殆尽。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彭德怀率三军团为左翼，1935年1月，以一个师协同一军团二师及干部团攻占遵义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彭德怀出席了遵义会议，在会上发言批判了王明路线和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拥护和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后，彭德怀奉命指挥三军团任前卫，向同梓、遵义挺进。2月25日，中央决定将一、三军团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攻打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天险娄山关，彭德怀亲临火线，以两个团正面进攻，另两个团从侧后迂回突击，攻占了娄山关，乘胜挥师直逼遵义，27日晚再克遵义。在遵义城北与敌援军吴奇伟部激战，在一军团的增援下，将吴部大部歼灭。是役全歼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最大一次胜仗。 　　遵义战役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第二、第三次渡赤水，在几十万敌军中穿插。彭德怀率三军团逼进贵阳掩护主力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彭德怀以十二团、十三团佯攻贵阳，苦战两昼夜。使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穿插过湘黔公路南下，跨过北盘江、直趋金沙江南岸。5月初，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北上，将敌人远远甩在江南，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彭德怀出席会议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红军北进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在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之际，彭德怀派十一团秘密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机，9月12日，中央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陕甘支队经过回民地区，连续突破敌人西(安)兰(州)大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一路尾随红军之敌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又来进犯，彭德怀指挥红军奋起迎战，10月21日，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将马鸿宾的三十五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接着，又把东北军白风翔部骑兵先头团打垮和击溃敌人三个团。红军经过此次战斗，结束了敌人的追剿。就在这时，毛泽东写下了“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诗句，以赞扬彭德怀披坚执锐，敢当大任挽危局的英勇气概。 　　1935年11月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作战。同时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蒋介石乘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命东北军约10个师的兵力进行围攻。彭德怀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九师并一○六师的一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举行东征，将红军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2月20日，先锋军强渡黄河，挺进山西。30日，在兑九峪歼阎锡山两个团。其后一军团南下围攻同蒲铁路线上的霍县、赵城；十五军团北上逼太原。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等地调重兵入晋，派陈诚协助阎军作战，封锁黄河，截断红军退路。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以利团结抗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命抗日先锋军回师西渡，撤回陕北。此次东征历时75天，扩大红军8000人，筹款30万元，在山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运动。 　　为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新的“进剿”，西北革命军事委虽会发布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陇东进发，以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接受国际援助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于10月8日在会宁东南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22日，在会宁东北与二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胜利会师。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惊恐不安，急调几十个师的兵力围攻红军。11月中旬，胡宗南第一军占领了同心城。11月19日至21日，彭德怀在山城堡预设战场亲自指挥红军向敌军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一个旅两个团。迫使胡军向西撤退。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退守潼关、天水。历时半年的西征胜利结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德怀任红军前线总指挥，率红军主力驻陕西渭北三原、耀县地区，为抗日民族战争进行准备。 　　四、“与华北共存亡”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于1937年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仍沿称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个师共4.2万人。开赴抗日前线，加入第二战区序列。 　　红军出师伊始，彭德怀就提出了红军出师要打胜仗，振扬声威，打击恐日病。9月5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应阎锡山之邀，前往阎的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共商御敌之策。彭德怀具体提出了以友军坚持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一二○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9月19日，一一五师抵平型关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3日，朱德、彭德怀命一一五师选择有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外向正在开进的日军坂垣师团一辎重部队发起突然袭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创抗战以来首次大捷，军民振奋。 　　日军在平型关受阻，改由雁门关突破长城。为配合友军忻口会战，朱、彭指挥八路军在敌后方广泛出击。10月18日，一二○师于雁门关歼敌一个辎重大队，毁敌汽车230多辆。19日，一二九师陈锡联部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在八路军英勇作战的支持下，忻口友军奋勇抗击日军28天。 　　敌忻口久攻不下，采用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线兵力强攻娘子关，沿正太路西进，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山西局势大乱。华北抗战前途如何，为全国军民所关注。11月5日，彭德怀在晋东向记者发表谈话宣告：“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密切合作，与侵略者周旋。”“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这一宣告，成了八路军八年抗战的宣言。 　　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进入敌后管涔山、五台山、恒山及太行山区，并挺进冀南、冀东、平西。在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基层抗日政权，收拾崩溃的社会局面。经过短短的两个多月，八路军在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战场。 　　1938年3月，日军攻陷临汾、风陵渡，国民党在山西的30万军队大部分退至汾河以西、黄河以南。朱、彭指挥二战区之东路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一二九师、山西新军决死队，以及山西友军的十个师)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抗日支点。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详细阐述了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队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使与会友军将领对我党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思想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4月，日军以3万余兵力，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朱、彭以八路军一部和友军阻击分进之敌，而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一部，于武乡、榆次间待机歼敌。4月16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在武乡县长乐村歼敌2000余人。其他各路敌军纷纷退出，我军乘胜追击，收复晋东南18县，为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八路军总部即驻于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针对日军主力集中于正面战场进行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情况，彭德怀协助朱德一方面部署各部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交通战，对敌华北各主要交通线进行破袭，牵制日军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我在华北敌后的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三大根据地基本形成。一一五师主力又赴山东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对国民党军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把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华中战场抽回5个师团“扫荡”华北。从此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另一个广阔战场。八路军经常抗击着2／5以上的侵华日军。 　　随着八路军队伍的不断扩大，新成份增多，部队素质亟待提高；部队的武器弹药等军需供给也日趋困难。1938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了对八路军进行轮训整军，在太行山建立军事工业，在根据地设立银行和加强干部培养的四项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939年，八路军完成了60个团的第一期整军。在朱、彭的亲自筹划下，于黎城县黄崖洞和辽县梁沟建立了敌后第一批兵工厂；在冀南开设根据地银行发行本位币；八路军举办了多种训练班，抗大从延安迁到了前方；为抗日决死队派去高级干部讲授游击战战术，提高其作战水平。这些深谋远虑的建树，对坚持敌后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和攻击。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不断在河北、山西制造磨擦。1939年12月，阎锡山乘彭德怀在宜川与其谈判之际，发动了山西事变。调动大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牺盟会，袭击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则进攻我太行区。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原则，朱、彭指挥八路军打出了“第二枪”，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太行区及冀南的形势。1940年5月，朱德奉中央指示回延安，此后彭德怀全权担负起指挥八路军作战和领导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重任。 　　日军自回师华北以后，大修铁路据点，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切割和蚕食抗日根据地，形势极为险峻。打破“囚笼”政策是八路军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彭德怀分析认为，敌之新的伎俩尽管使我敌后抗战的环境更加险恶，但敌人也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弱点：“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③经过两个多月的侦察和酝酿，彭德怀决心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在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的缜密筹划下一个重大的战役行动方案形成，并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等八路军各部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赞同。7月22日，彭德怀签发了朱、彭、左给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并报中央军委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8日，发布了作战行动命令，区分各部队的任务。命令聂集团以10个团的兵力破袭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路线，刘邓集团主力8个团和决死队两个团破袭平定榆次段正太线，贺、关集团以4—6个团破袭同蒲线北段。同时要求三个集团均以部分兵力对北宁、津蒲、德石、沧石、白晋铁路及各主要公路进行宽正面的破袭，相应克复若干据点。规定8月20日统一行动。 　　8月20日晚8时整，在华北广大战场上，八路军和决死队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利用青纱帐掩护，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一夜间，正太路上敌人控制的车站、桥梁、水塔、据点大部被炸毁，枕木被焚烧，铁轨被搬走。各部频频向八路军总部报捷。由于各集团参战极为踊跃，其兵力大大超过预期的20多个团。到22日，投入兵力达105个团，故定名为“百团大战”。 　　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进行交通总破袭战。敌连结平汉、同蒲路的交通动脉和重要煤矿井陉矿受到严重破坏，北宁、同蒲、沧石、德石等路亦被截断，公路路基路面被挖得千疮百孔。日军联络中断，到处被动挨打，陷入一片惊恐之中。第二阶段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共拔除了1000余个据点，一二九师攻克了榆社、辽县两城。第三阶段，反击敌人的报复扫荡。至12月5日，整个战役基本结束。此期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4.4万余人，攻克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和隧道260多处，缴获各种火炮53门，各种枪支5800多支(挺)，以及大量的军事物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百团大战给予高度的评价。9月10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时局趋势的指示》中指出：在抗战阵营中出现对日妥协危险倾向的情况下，“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百团战役的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万人大会，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和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央出席了大会。大会发出了致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慰问电。 　　百团大战发动之时，正是国民党军在宜昌新败之后，并正值日军170架飞机轰炸陪都重庆。重庆被一片悲观失败情绪笼罩着。八路军在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使气氛为之一变。各报竞相登载消息评论，慰问信电纷飞华北八路军总部。蒋介石亦不得不发电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表示嘉勉。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向日寇发动的最大的一次主动出击，是华北敌后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它体现了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其运筹之巧妙、发动之隐蔽、指挥之有效，都在抗战史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页。 　　百团大战后，日军增兵华北，将过去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升格为“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在其占领区厉行清乡，配合保甲连坐；在敌我争夺区并村编乡，大搞自首，实现伪化；对根据地加强扫荡、封锁、蚕食。敌人所到之处，一律实行“三光”，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国民党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薪饷和武器弹药的供应。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最严酷的时期。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奉命调回延安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此后，彭德怀实际全面担当起华北敌后党政军民抗战的领导重任。1941年11月彭德怀在中央北方局会议上,提出了粉碎敌人“治安强化”政策的一整套新的对策和方案，强调大力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群众工作与瓦解敌伪分子、伪组织工作。这一对策在实践中发展“敌进我进”的方针。使敌人重新构筑起来的“囚笼”——数万里的封锁沟、纵横交错的交通线、碉堡群再次被我砸碎。 　　1942年5月，日军以2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转移至辽南艾铺被敌机发现。5月24日，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人火力封锁网中突击而出，左权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中央考虑总部的安全，致电彭德怀，建议总部移驻晋西北。彭德怀复电中央，认为太行区为华北重心，晋南、豫北等新区尚须就近指导，总部移驻晋西北政治上将有影响。他建议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则仍率总部坚持在太行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直到1943年9月应中共中央之召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此后，彭德怀在延安杨家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战场斗争。1945年4月，彭德怀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七大”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任军委总参谋长。 　　五、建功西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边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边积极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6月，悍然撕毁了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遭到严重打击后，改为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陕北战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敌人在西北共有34个旅约23万余人，在陕甘宁边区南线是全副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西北线是马家骑兵。而整个陕甘宁的部队不过2万余人，武器装备多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枪，平均每枝枪只有一二十发子弹。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形势后，确定了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劳十分缺粮的境地，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中央首脑机关不离开陕北，钳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于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作战。力量如此悬殊，要实现中央的作战意图，拖住打败胡宗南，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进而解放大西北，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这需要一位有崇高威望和卓越军事才能的统帅来指挥这场事关中央安危和解放战争全局的较量。当时陕甘宁晋绥联军司令贺龙忙于主持晋绥根据地的整党、土改、整军等工作，无法脱身。谁来当此重任?正在党中央、毛泽东为此思虑之时，身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请缨。他对毛泽东说：“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④毛泽东赞叹说：“很好!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可谓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随即组建了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一纵、二纵、教导旅和新四旅。 　　3月18日夜，当敌人进至延安南三十里铺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才离开延安。送走中央和军委机关之后，彭德怀继续在延安指挥各部队的撤离行动，直到19日晨才最后撤离。20日中午，彭德怀率指挥机关抵青化砭西北梁村，在这里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别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工作人员共56人。从此，彭德怀率领着精干、高效的指挥机关，在广阔的西北战场与敌人斗智斗勇，指挥不到3万的英勇子弟兵，与敌20多万大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胡军占领延安后非常骄狂，以为我军不堪一击，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彭德怀抓住敌人这一心理，命令一纵独立一旅以1个营的兵力，在敌进占延安后，在延安西北节节抵抗，诱使敌军向安塞方向追击。同时，部署6个旅，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约70里的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胡宗南果然中计，以5个旅向安塞方向追击，而以1个旅向青化砭方向担任侧翼掩护。23日晨，彭德怀亲自到青化砭一带察看地形，部署我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布成一个口袋阵。在我埋伏的两天之后，敌人果然自投罗网。我军仅用两个多小时，全歼敌三十一旅直属队与所属九十二团2900多人，活捉旅长李纪云，首战告捷，军心大振。 　　接着，彭德怀以小部兵力为胡宗南10万大军当导游，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跋涉转游，将敌人拖得人疲马乏时，在羊马河再歼敌之一三五旅4700多人，生擒旅长麦宗禹。 　　胡宗南找不到我军主力而自己却连遭歼灭性打击，极为急躁，欲与我之主力决战的心情更加迫切。彭德怀再使诱兵之计，从各旅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装成西野主力摆出欲东渡黄河的架势，将敌主力由南向北引向绥德地区。乘敌后方空虚之机，隐蔽在瓦窑堡西北山沟的西野主力直取敌人的后方补给基地蟠龙镇，激战三日，全歼守敌一六七旅，活捉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该旅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堆积如山的面粉、军服、武器弹药、药品等军用物资。此役使敌人10万多人供给告急，极大地动摇了其军心，同时解决了我军极端困难下的物资补给。 　　撤离延安一个半月，西野三战三捷，稳定了西北战局。在撤离延安之初，边区的群众中存在着恐慌情绪，部队中也有人信心不足。随着西野在彭德怀指挥下连奏凯歌，民心士气大振，而曾不可一世的敌人则垂头丧气，叫苦不迭。 　　随后，彭德怀指挥西野出击陇东，横扫三边，北攻榆林，在沙家店地区消灭了敌西北战场上的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师，完全扭转了陕北战局，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彻底失败。10月上中旬。彭德怀发起和指挥了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歼敌8000余人，活捉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廖昂和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等。10月1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情况和作战经验的通报，号召各战区学习研究西北战场的经验。1947年11月下旬至1948年2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和前委的领导下，利用冬季战斗间隙，在清涧、绥德、米脂、靖边等地区进行冬季整训。整训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广大士兵开展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运动，在此基础上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战斗意志和战术技术水平。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军的整训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在全军加以推广，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新式整军，西北野战军的士气异常旺盛。自1948年初转入战略反攻。首先发起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1个整编军军部、2个师师部，5个旅计2.8万余人，取得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接着，西北野战军乘胜直逼关中，进军敌人后方西府，攻克宝鸡迫使延安守敌南逃，于1949年4月22日收复延安。此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长驱万里，横扫残敌，夺取西安，攻克兰州，挺进西宁，占领银川，和平解放新疆。全部解放了西北5省。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整个西北战场全歼蒋军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保安司令部、2个警备总司令部、1个补给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85个整团、43个整营，总计51.3万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六、受命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组成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支援南朝鲜作战。6月27日，美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南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10月1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在我国友好邻邦处境十分危急、我国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际，中共中央于10月4日派飞机召彭德怀进京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在多数同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打这一仗的情况下，彭德怀却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意见，并慨然接受了挂帅出征的重任。在《彭德怀传》中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的记述： 　　下午4时，专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解释说，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首先发话：“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彭德怀坐定，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他来京前，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来京时还不知道会议内容)，这时只好侧身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理由主要是：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来得及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主席，昨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朝鲜谁挂帅合适?”彭德怀说：“中央不是决定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驻东北的十三兵团大都是林彪指挥的原四野部队，因此毛泽东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作者注)以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由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数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彭德怀在下午的发言中讲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日，彭德怀即赴沈阳，进行出师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19日，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在此前一日，彭德怀已率几名随员，冒着敌机的轰炸驱车两昼夜，辗转数百里，于20日在平安北道北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会见了金日成，商讨了志愿军的作战方案和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 　　入朝前中央军委原确定志愿军先在平壤以北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待稳定战局后再相机歼敌。但志愿军入朝时，美军已攻占了我预定防御地区，24日，其先头部队已侵抵距鸭绿江35里处，根据情况的变化，彭德怀当机立断，令志愿军的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而以另外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以军师为单位对冒进之敌进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经过12个昼夜的战斗，到11月5日，共歼敌1.5万人，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骄横的麦克阿瑟不知道遇到了比自己高明的对手，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凭借着强大的空军和坦克、大炮的优势，于11月6日，集中兵力向我志愿军阵地反扑。彭德怀利用敌人恃强轻敌的情绪，命令志愿军主力后撤30公里，以小部队边打边退，诱敌深入。11月24日，敌军发动了所谓“圣诞节总攻势”。麦克阿瑟飞临战场上空“对联合国军”部队广播讲话，“要在两星期内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在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其东、西两路先后进入了彭德怀的预定战场。彭德怀指挥各部以突然而勇猛的动作奋起反击，断敌退路，将敌军几个师压在价川、德川以南，三所里、龙源里以北的狭小地域内，进行分割围歼，打得敌军尸横遍野，狼狈逃窜，志愿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共歼敌3.6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两次战役后，志愿军部队已相当疲劳，供应困难。彭德怀原来考虑部队在三八线以北转入防御，进行修整，补充兵员和给养，来年春季再进行新的战役。但毛泽东主席认为，我军如果打到三八线即停止进攻，将给政治上带来不利。要求志愿军尽快发动新的攻势，突破三八线。彭德怀从军事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命令部队放弃冬季休整计划，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新的战斗准备。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联合作战，共9个军30万余人，组成3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了敌坚固设防的“三八线”阵地，1951年1月2日，敌全线向汉江以南撤退，我军乘胜追击，于1月4日解放了南朝鲜首府汉城。7日，我军部队已前进到“三七线”一带。这时彭德怀鉴于部队前进了80至110公里，但并未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共歼敌1.9万余人)，从敌人虽有坚固防线但并未固守，由日本和美国国内调新生兵力约4个师，还由欧洲抽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等迹象看出敌是有计划南撤。识破了“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的企图。⑤因此，他果断命令部队停止追击，结束第三次战役。休整部队，严阵以待，做好粉碎敌人反扑的准备。 　　历史已证明彭德怀这一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却不为一些人所理解，苏联驻朝鲜大使佐拉耶夫就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向斯大林报告，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为此彭德怀给毛泽东发电，阐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决策，并将彭德怀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给苏驻朝大使回电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他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今后一切要听彭的指挥。 　　敌诱我军南进不成，即改变作战方案，于1月25日集中全部兵力，在大量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多路纵队，对我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1月27日志愿军被迫停止休整，立即投入防御作战即第四次战役。彭德怀依据敌我双方的情况，确定采取“西顶东放”作战方针。即在西线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有计划地将敌人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作战方案电报后当即复电说：“部署甚好，预祝胜利。”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志愿军西线部队坚守主要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在东线，以中朝共7个军于2月5日开始对横城地区之敌实施反突击作战，至13 日取得横城反击战歼敌1.2万余人的胜利。但是，这次战役是在我军减员较大，粮弹极端缺乏，战士衣服单薄，天寒地冻，构筑工事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战士赤脚作战。而第二番轮换部队还远在鸭绿江边。彭德怀对当前的严重局势和中朝军队的处境焦虑不安，而在此时有的同志仍主张继续向南进攻以期速胜。他深感战场上的许多情况用电报说不清楚，经请示于2月21日从朝鲜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作战的情况特别是朝鲜战争不能速胜而应确立持久作战方针的理由，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3月初彭德怀返回前线指挥作战。整个第四次战役，中朝军队经过85天的顽强奋战，歼敌7.8万余人。一败再败的麦克阿瑟恼羞成怒，公然宣布要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我国沿海和内陆基地。可就在此时，他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了职。这个二战中战功赫赫的美国名将，在彭德怀手下成了一名败将。1951年4月下旬，彭德怀又组织指挥志愿军进行了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多人。 　　“联合国军”在前后五次战役的较量中均遭失败，认识到再越过三八线是不可能的。不得不于7月10日开始谈判停战问题。此后，志愿军坚持持久作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以“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来消耗和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配合谈判斗争，先后取得了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和战术性反击俘毙伤敌17.7万人的胜利，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的胜利，1952年秋全线性战术反击歼敌16.9万人的胜利，1953年夏反击战役歼敌12.3万余人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同意接受和平条件。1953年7月27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对停战协议进行了会签。28日，金日成、彭德怀、美军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克拉克承认：“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1953年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隆重举行授勋典礼，将朝鲜最高荣誉——“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表彰他率领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协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8月10日，彭德怀乘火车回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数千人在北京车站举行了“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胜利归国”的盛大欢迎仪式。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彭德怀自1950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和以美国为首、以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战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彭德怀以他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这场使全世界为之叹服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歼敌100余万人(其中美军39.7万余人)，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三八线”，并将战线一直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占领全朝鲜并进一步扩张的战略计划，有效地保卫了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安全保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军队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彭德怀不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不愧为百万志愿军英雄战士的英明统帅。 　　七、开拓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路 　　1952年春，彭德怀因病回北京就医后，中共中央决定他留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29日彭德怀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月，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恢复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彭德怀任军委委员。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确定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从此他又肩负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是一位杰出的统帅，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上又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彭德怀回国后，即着手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朝鲜停战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增加了有利条件。然而新的矛盾摆在彭德怀面前。一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国防”，“我们不但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秀的现代化的军队”的军队建设目标，军队各系统各军兵种要求实现现代化的愿望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中央做出压缩行政开支，要求当年全国压缩支出12.3万亿(旧币，相当于现币12.3亿，以下类推)，其中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使包括军费在内行政开支不超过总支出的30%的决定，以便有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也就是说，既要压缩军费，又要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从这一矛盾中找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1953年8月21日至9月4日，彭德怀连续三次召开扩大的军委例会就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彭德怀在同大家讨论的过程中，着重阐述了几个观点，以统一大家的认识。     　　其一，我军现在所处的国内环境，既不是相当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不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临战状态，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去安排军事工作。 　　其二，常备军建设，只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必须从全面加强国防力量的角度去看问题，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必须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动员潜力的积蓄。 　　其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国防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交通、通讯等设施，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军队。 　　据此，彭德怀提出军队精简整编的原则：国家武装力量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为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应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兵种；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增建学校。并具体提出了步兵减少几十万，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等不增不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海军可略有增加。随后，彭德怀于9月8日向毛泽东写出书面报告，提出了军队精简整编及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军事训练等问题的意见，拟于11月下旬举行有各大单位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解决上述问题。彭德怀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四年来军事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军事工作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对军事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统一了认识：确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明确规定了军队的员额，把各特种兵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减少进口装备，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正确道路；确定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而训练干部又是这一中心工作的中心。这次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在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时期，会议起到了明确方向、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的作用，成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开端。 　　高干会议之后，彭德怀把军事制度的改革提到了重要日程。全国政权的建立、相对和平环境，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许多军事制度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与新的时代和环境相适应的军事制度，是新时期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彭德怀的主持下，经过科学论证，精心准备，人民解放军先后实行四大新的制度。 　　一是建立实行薪金制。战争年代我军一直实行供给制，军队干部只有少量的生活津贴，没有可用于维持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的费用，这在当时未夺得全国政权的环境下是可行的。全国政权的建立，地方政府薪金制的实行，军队仍维持供给制已对军队建设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彭德怀力主将军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在1953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同志的意志。”并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薪金标准的原则：各级之间不要相差太多；要照顾到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1955年1月薪金制度实行以后，他还一直注意各方面的反映，对原定的标准进行两次调整，使之更加合理。 　　二是推行义务兵役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已规定“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义务兵役制”。彭德怀到军委工作后即加快了其准备工作。1952年10月在军委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11月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兵役法研究委员会，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开展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教育。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1955年7月二次会议通过了兵役法，开始正式实行义务兵役制。 　　三是实行军衔制。1953年9月18日，彭德怀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工作的上进心。”他在评衔工作中指出，评定军衔涉及到对每一个军人资历、贡献、级别、待遇的认定，授予一个军官什么军衔，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誉，也关系到全军各部分的团结，高级干部影响尤大，因而需要特别慎重。为此彭德怀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元帅和大将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需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他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几个方案，分别与各方面反复商榷，衡量比较，进行调整。对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谈话，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使其心情舒畅。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 　　四是建立勋章和奖章制度。1953年9月8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出了在军队中实行勋章奖章制度的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虽勋章和奖章的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和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和奖章的决议》。 　　上述四项重大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向高级阶段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对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抓军制建设的同时，彭德怀集中主要精力抓了军队的教育训练。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军事训练是“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强调指出：“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如果我们今后不注意加强部队正规军事训练，就不可能使部队的战斗准备打好基础。”同时特别强调必须突出干部训练这个重点，指出干部训练是中心工作的中心。并认为现代化军队的干部训练必须坚持院校培养和在职训练并举的方针。一方面他用很大的精力指导军队院校的创办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全军已形成了初、中、高级院校相互衔接，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合理布局的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到1959年，全军各类院校共129所。另一方面，通过短期集训和组织军事演习的办法进行干部的在职训练。使整个部队特别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军事训练最好的时期之一，这已成为公论。 　　为了加强新中国国防，彭德怀从1952年冬开始，每年抽出三个月时间到全国各地主要是边海防进行实地考察。到1955年底为止，他将北自鸭绿江，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1万多公里的海岸全部勘察了一遍。对沿海的地形做到了心中有数，为讨论确定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准备了第一手材料。与此同时，他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为什么未能登陆英伦三岛，为什么在进攻苏联初期能够长驱直入，而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又为什么坚不可摧成为战略反攻的重要支撑点等有关经验教训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作为他考虑战略方针的借鉴。 　　1956年3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战略方针问题。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并详尽地阐释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并根据战略设想提出了我军应主要采取的作战形式。在战争初期，我军既不单是运动战，也不单是阵地战，而应当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战的防御和运动战进攻相结合。⑥从这个战略方针出发，彭德怀还对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战争动员准备工作、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划。彭德怀这个报告，不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也包含着他本人丰富的军事经验。在会上经过讨论，上报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比例失调”、“浮夸风”等问题及其思想根源，向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相继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此后，以“反党集团”、“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12月24日，党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是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国内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③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④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⑤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⑥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7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