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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盘旋式游击”

赵一平

——战争海洋中弱小者的游泳术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断四经。 　　——《握奇经·八阵总述》 　　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战略战术比作战争海洋中的游泳术。在自然的海洋里，只有采用自己最擅长的游泳姿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胜似闲庭信步”，同样，在战争的海洋中，要不被火海铁流所吞没而到达胜利的彼岸，就必须选择最适合自身优势发挥的作战形式和战略战术。彭德怀认为，盘旋式游击，正是弱军在战争海洋中求得生存发展的“游泳术”。 　　在我军初创时期，彭德怀就指出，盘旋式游击，是红军惟一良好的战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强调：“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惟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的重要部分”①。即使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仍然认为“游击战是当前我军作战不可少的部分”②。只有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配合，游击战和阵地战的配合，不断以游击战袭扰敌人、分散敌人、消耗敌人，才能帮助正规战造成有利条件，最后战胜敌人。 　　游击战争之所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决定的。对此，彭德怀在许多论著中作过深入的分析。主要观点是： 　　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力量必须有一个长时期的积蓄和锻炼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式也必然经过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在革命力量还不足以与敌人进行正规战争较量时，游击战争必然成为我军作战的主体形式。其二，中国革命战争是最广泛和最彻底的人民战争，这一性质要求战争形式必须与之相适应。而“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③；其三，中国幅员辽阔，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敌人对各地区的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④；其四，“中国道途交通不便，尤其是西南各省多山，我们的部队轻便，行动敏捷，敌则反之”。⑤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游击战争最辉煌的成就，创立了一整套人民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彭德怀游击战思想，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 　　在军事对抗中，应以何种作战形式及战略战术迎击对手，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和战场的实际情况。彭德怀在分析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发生的基础和根源时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就决定红军只能采取避实就虚、避大击小，逐步消耗敌人和壮大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1929年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军游击战应“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⑥。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彭德怀正是运用这种避实就虚专击小敌的手段与强敌作战，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如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敌后游击战中尽管一次作战歼敌在千人以上的屈指可数。但通过近10万次(99847次)的大小作战，歼灭日伪军达110多万人(其中日军40多万人、伪军70多万)。 　　(一)只打弱小之敌，力避与敌主力作战 　　彭德怀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敌人打大仗的力量。因此，不同敌主力交战，专打小敌是游击战争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将对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提出了“红军力量所系的十条作战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在作战的指导思想上，不打没有优势的仗。游击战的特点是进攻，而进攻目标的确定却必须建立在打得赢的基础之上。彭德怀提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在同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平江起义后，面对十倍于己之敌对红五军的“会剿”，彭德怀即确定了一次作战“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⑦的作战方针，正是用这一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三省的“会剿”。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比一次更凶恶疯狂的围攻和“扫荡”，且不断变换战术。敌人从“长驱直入、多路围攻”到“四面包围、分进合击”；从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到集中重兵、铁壁全围，但均告失败。这是因为，无论敌人怎样变换招法，朱德、彭德怀始终坚持力避硬战，只打弱敌的原则。在敌人采取多路进攻时，我只以部分兵力(一路)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牵制敌人，主力跳出敌包围圈，选择有利机动的地区隐蔽待机，当出现有利战机时，集中主要兵力歼灭敌之一路。日军在有了几次挨打的教训之后，为不给我军歼其一路的机会，变过去围攻时的长驱直入到逐步推进，大力修道路，设据点，企图以这些新的点线来分割我根据地，尔后再分区“清剿”，各个击破，以实现面的占领。敌人在兵力的部署和使用上，采取先集中后分散，即“扫荡”开始时，首先集中主力四面包围，分进合击，并建立新的点线，尔后高度分散部署兵力，依托点线进行所谓的“神速机敏的讨伐”。对此，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即在敌开始“扫荡”之后，避其锐势，我主力分散转移，到各路“扫荡”之敌侧后，打击敌人，切断敌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于内线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当敌分兵转入建立新点线，采取高度分散部署时，或敌在我根据地内难以立足实行撤退时，我则集中兵力，逐一摧毁敌之据点或在敌撤退中选择好打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执行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的结果，不但敌人围攻、“扫荡”被我粉碎，敌人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而且使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力量不断增强，到1939年，八路军开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已成为抗击在华日军2／5以上兵力的广阔战场。 　　(二)坚持流动作战，力避攻坚与“恃险死守” 　　避免打阵地战，是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游击战是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流动性和无固定作战方向和作战战线，是游击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弱小军队之所以不会被强敌消灭的护身法。彭德怀认为坚持这一作战指导原则，就是要避免打势均力敌的消耗战，尤须力避对敌坚固防御阵地的攻坚战和为防守某一地区的“恃险死守”。 　　彭德怀所阐述的上述思想，是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弱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可是对此当时的许多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是认识不清楚的，他们总是超出自己的实际能力去企求不可能的胜利，结果往往损失惨重。土地革命时期的进攻安福之役，就是一惨痛的教训。 　　1929年7月初，彭德怀出席了中共湘赣边特委、永新县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和与会多数同志主张夺取安福城，只有彭德怀清醒地认识到刚整编不久的红五军还不具备这个实力。他分析敌情指出，安福虽然不大，但城墙高，又很坚固，不易攻克。我一旦攻城，敌必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而我力量较敌薄弱，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彭德怀后来在回忆这场争论时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⑧实战的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红军向福安城进攻，在离城30里的红福桥和敌军刚一接触，敌军便撤回城内，红军追至城下，发现有重兵坚守。为避免损失，彭德怀决定原路撤回。在返回途中遭敌三面援军的伏击，经过拼死血战才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是役红五军伤亡300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和9名大队长负伤，给红五军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没有遵循力避硬战的原则而酿成失败，也正因为彭德怀在作战过程中仍坚持了力避硬战的思想，没有强行攻城，果断撤出战斗，才避免了全军覆灭。 　　因此彭德怀特别强调：“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1930年5月，彭德怀准备以袭击方式攻取新阳。但当他率领红五军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在拂晓前进至新阳城外时，发现敌人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城门上悬挂着一幅“迎击彭德怀”的大标语。当时五纵纵队长李灿看到敌人这样猖狂，坚决要求率领纵队攻城。彭德怀权衡利弊后说：“看来敌人有了准备，硬攻要吃亏”。于是决定只以部分兵力佯攻新阳，以引敌郭汝栋部来援，而将主力迅速撤离至援敌必经之地炭山湾设伏，第二天拂晓，当援敌两个团进入红五军的伏击圈时，彭德怀一声令下，红五军以突然猛烈的动作向敌人发起攻击，将其大部歼之。如果当时不顾敌情的变化，集中主力强攻新阳，不但新阳难以攻克，而且在敌援兵赶到之后，就要陷入敌前后夹击的险境中。 　　彭德怀还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死守一城一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是必定要失败的。他指出，即使是井冈山这样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恃险据守都是要失败的。“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敌人军事势力与我们武装力量，众寡悬殊。就敌人进攻井冈山而言，敌人作战时可以换班，消耗子弹有接济，伤亡官兵有补充，有西医诊治，而我们往往都成反比例，很难持久抵御，以致保守归于失败”⑨。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游击部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⑩。彭德怀这些深刻的见解，是他在极其严酷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从成功与失利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其中影响最深的是突围井冈山。 　　在1929年初的井冈山守卫战中，彭德怀率红五军的800余名战士，以轻武器和每人10多发子弹，抗击20倍于己的敌人，守卫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阵地上，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八面山相继失守，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不仅不能阻止敌人前进，而且会全军覆灭。他与滕代远当机立断，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彭德怀率原红五军大部及伤病勤杂人员七八百人从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荆竹山突下井冈山后，经过1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才摆脱敌人的追堵。可以说，如果不是彭德怀果断作出放弃据险死守硬拼而突围的正确决策，就不可能有后来红五军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红三军团。这说明，只有打破恃险死守，才能保存弱小游击部队的有生力量，而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不但失去的根据地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开辟发展新的根据地。 　　(三)“强敌跟追，与敌盘旋打圈子” 　　在游击战中，由于我之力量弱小，强敌跟追是难以避免的。彭德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如到万分险恶敌人追击不巳时，须准备向导多人，分置前卫后卫，利用秘密式的夜间行营，稍至数十里远的地方或至普遍有组织的区域作短期间的休息，并力将消息封锁，勿使泄漏，使敌军失去目标，遗忘去向”(11)。 　　新成立的红五军撤出平江后，向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东北部转移。9月中旬到达修水以南的铜鼓地区。这时三省的敌人联合行动，“会剿”红五军。湖南何键部陈光中旅进到平江东北之龙门土龙铺、大口段一线；湖北鄂军戴垣进至咸宁、崇阳、通城地区；江西的鲁涤平也从江西派出朱培德主力五个团进至武宁、铜鼓、万载南北两线。敌人气焰嚣张，步步向修水推进。敌人总兵力约3万人，而红五军不足3000人。面对异常险恶形势，彭德怀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12)。他率红五军避开敌人正面主力，向万载大桥转移。湖南张辉瓒的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敌我众寡悬殊，彭德怀指挥部队向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湘赣两省敌军尾追过来，彭德怀便利用罗霄山脉北段的良好地形，从土龙山向北沿着幕阜山直插东北的九宫山，又巧妙地西进鄂南。当敌人疲惫地追到鄂南时，彭德怀早已率领红五军向通城、通山前进了。不等敌追到通山，彭德怀出敌意料杀了个回马枪，从敌侧翼折回，向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当接近修水渣津时，侦察得知江西省府的一个宪兵大队和“靖卫团”驻在渣津。彭德怀考虑我突然来到，敌人毫无察觉和准备，而我军兵力又超过敌人数倍，可乘其不备，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遂命令部队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全部被歼，无一漏网。红五军攻占渣津，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装备了自己，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增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信心。敌人得知渣津失守，气急败坏地向渣津扑来。而彭德怀早已率部撤出，转向罗霄山脉北段以东的大山区修、铜、万边界去了。敌人扑空后仍不甘心，又跟追过来。他们被彭德怀牵着鼻子在崇山峻岭、密林峡谷中艰难跋涉。不但无法找到红五军主力决战，还时常被袭扰，天天都有伤亡减员，弄得疲惫不堪，垂头丧气。敌人被拖到10月中旬，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和红军周旋。这时彭德怀又率红五军从东北转到西南铜鼓幽居，休息了5天。三省敌人士气低落，不愿再翻山越岭跟着红军打“推磨”战，只得带着满腹无奈打道回府。经过45天的艰苦奋战，红五军终于粉碎了三省敌人的“会剿”，开创了湘鄂赣边界根据地。 　　二、“以袭击为主要作战手段” 　　由于进行游击战争的军队在军事力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切双方有准备的正面交锋都不可能是敌人的对手，这也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和游击战争领导者应当努力避免的。彭德怀认为，革命游击战争有自己的拿手战法，这就是袭击。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指出，游击战争的“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13)。在抗日战争中，他又多 次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14)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这就是说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袭击。如1938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所进行重要战役战斗39次，其中整个作战属于袭击性质的32次(包括袭击、伏击和破击)，此外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反击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作战等大的作战过程中，亦包含着袭击的作战手段。依据作战对象、目的和方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袭击、伏击、破击和袭扰等主要战法。 　　(一)袭击战 　　袭击战，是以歼灭和部分歼灭敌人为目的，乘敌不备，对驻止之敌出其不意的攻击。它是游击战的主要战法之一。袭击的主要特点是：敌静我动，以动制静、速战速决，以奇制胜。 　　彭德怀打过许多漂亮的袭击战。1929年初的奔袭雩都城就是袭击战中最早的成功战例。1929年1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敌人以几个旅的兵力尾追堵击，经过一个来月的艰苦奋战，红五军到达兴国时，仅剩下283人枪。这时又遭到赣军刘士毅旅的攻击。彭德怀从侦察得知，敌人来了五个营，其老巢雩都城内只有刘旅的一个营驻守。于是决定奔雩都城，他率部乘夜绕过敌人的主力，18小时走了140里，夜半到达雩都城外，架梯带头爬上城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并攻入敌营房，敌人毫无准备，束手被擒。红五军以283人枪俘敌六七百人，活捉了县长，筹措了军款。这次成功的袭击对于恢复红五军的元气，增强官兵的革命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袭击战更是成为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的主要战法之一。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之交通线据点、后方兵站、机场等。仅在1937年10月，八路军发动的较为大的袭击战就有4次，即10月4日的平鲁袭击战斗、10月8日至13日的宁武袭击战斗、10月18日阳曲袭击战斗、10月19日的阳明堡夜袭战。其中最著名的阳明堡夜袭战，一举炸毁敌人作战飞机24架，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对日军的又一次重大打击。这次作战是在彭德怀的指示和部署下进行的。 　　10月8日，彭德怀陪同周恩来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的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虑地谈到，每日清晨即有日军飞机来我方阵地侦察，继而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极大，每天的损失几乎相当一个团的兵力。这一情况引起彭德怀的严重关注。翌日拂晓，彭德怀即到总部院内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飞机声。原来大家以为飞机是从北平飞来，彭德怀根据飞机的航速、航向和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即下令侦察。12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时，彭德怀命令刚刚开入晋北的一二九师之六七九团(团长陈锡联)进入代县，实地侦察。侦察发现，敌在代县西南滹沱河北岸阳明堡建有前线机场，对忻口友军阵地进行轰炸的飞机即是从这里起降的。此情况报告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命令，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击毁敌机场。经进一步周密侦察，查明敌机场有飞机24架，驻有警卫和地勤人员200余人，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和简单的防御工事。据此，第六七九团首长决心夜袭阳明堡机场。其部署是，以三营袭击机场，以一营钳制和阻击崞县的日军，以二营(欠七连)为预备队，并以八连破坏黄董堡的桥梁，保障三营后侧安全。团迫击炮连位于滹沱河南岸，准备支援三营战斗。10月19日夜，各分队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三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偷渡滹沱河之后，以一个步兵连警戒阳明堡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组成突击队，以一个连为营预备队。突击队避开敌警卫分队驻守的机场北端，从机场东西两侧秘密进入机场，当接近距敌机约30米处，敌哨兵发觉，我先敌展开，先敌开火，以迅猛的动作，将敌警卫分队压缩于掩蔽部内，并打退其连续反扑；一部迅速扑向敌机群，先以猛烈的火力突击，尔后将集束手榴弹塞进机舱，一架架敌机爆炸起火，敌警卫分队疯狂反扑，我突击分队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1小时激战，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六七九团完成任务后，顺利撤出战斗。这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后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见不到日机的踪影，消息传到友军营连，官兵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彭德怀在论述袭击战的战术时指出：正确地选择袭击目标和时机，是袭击成功的前提。袭击目标主要是驻止的敌人，应根据战斗目的和掌握的情况权衡利害作出选择，其基本原则是：目标既是敌之要害又是其兵力薄弱或疏于防范之处，同时不利于敌之增援而便于我之隐蔽接敌和迅速撤离。袭击的时机，视敌人的活动规律和我之运动接敌和与撤离战场的时间而定，通常应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黄昏。在气象不良的条件下，如浓云密雾等利于我运动而敌孤立无援时，也可在昼间进行。 　　袭击成功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秘密隐蔽接敌，是袭击行动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彭德怀指出，袭击战“在未与敌接触时，必须秘密隐蔽，使敌不发觉”，(15) 通常应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战斗编组，选择数条极其隐蔽的小路或越野路线，尽量取捷径。有时为了避开敌人的警戒或为了迷惑敌人则应绕道接近目标。在条件可能时，化装成敌军或其他不使敌人识破的人员也是隐蔽按敌手段之一。 　　袭击的实施必须是突然而迅猛的。要乘敌无备，以突然的动作，猛击敌人要害，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彭德怀特别强调，与敌“一接触时，要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与敌混战，使敌人的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如在接近敌人时被发现实施强袭时，应注意发现敌之薄弱环节趁敌未完全展开之际，以猛烈的近战火力，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和指挥部。我之“火力与运动密切配合，就是说，在运动时集中火力于攻击点”，力求迅速解决战斗。而当“袭击不奏效或估计无法奏效时，应当机动灵活地、适时地退出战斗。”(16)如袭击一开始就发觉敌人有了准备，或敌情有了较大变化一时难以得手，或敌增援兵力较大等，都应毫不犹豫地撤出战斗，以免遭受损失。袭击成功后，必须尽快撤离战场，以免遭敌援兵的围攻或火力报复。 　　(二)伏击战 　　伏击战，是以伏击的方法袭击运动之敌的战法。即预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必经道路之侧，当敌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发起攻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伏击又通常分为待伏和诱伏。待伏是已经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或获得敌准确的情报后，将部队埋伏在必经地域而加以歼灭。诱伏，是使用主力预先在选定的伏击地区埋伏，以部分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突然攻击歼灭之；或者以“圈点打援”的办法引敌上钩。伏击的特点是敌动我静，歼敌于不意和无准备之中。彭德怀 在指挥八路军的八年敌后抗战中，用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是伏击战。据对八路军在1938年全年共进行的39次重要战役战斗分析，其中伏击战的数量达1／3(13次)之多。如一一五师主力在汾离公路的三战三捷，均是运用伏击的手段而取得的。 　　1938年9月上旬，日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作战，以第一八○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遵照朱德、彭德怀命令，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迅速沿汾离公路开进并以第六八六团于14日拂晓进至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附近设伏。此地是敌军来往必经之地，且公路弯曲，两侧高山密林，不便敌军观察，利于我军隐蔽。敌为防我袭击，曾在公路两侧筑有碉堡，用以保障交通。我第六八六团遂以主力于公路南侧设伏，一部伏于公路北侧。当日10时许，由汾阳西进之敌汽车20余辆，载步兵2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圈。我军突然开火，首先以迫击炮击毁敌之碉堡，尔后勇猛冲击，经1小时战斗即全歼该敌。缴获汽车20辆。为进一步打击西犯黄河河防之敌，17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又以第三四三旅补充团于吴城至离石间的油房坪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再次设伏，歼灭由汾河向离石开出的敌运输车队，歼敌100余人，击毁汽车9辆，缴获军用物资一部。敌连遭打击，特别是汾离公路补给线被切断后，被迫于19日开始由离石向东撤退。我一一五师遂命令第三四三旅以第六八六团、六八五团一部及补充团于薛公岭东南的王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设伏。20日拂晓各部进入伏击地域严阵以待。9时许，敌8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地域，我军突然发起攻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该敌，缴获军马100余匹，各种枪支400余支。在一个星期时间内，汾离公路三次伏击，三战三捷，歼敌12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进攻黄河河防，威胁我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彭德怀在《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一文中，对伏击战中最为重要之点作了精辟的阐述：“第一，伏击必须事先有严密而周详的计划，必须有详细的布置；其次，侦察哨关系整个伏击的成功与失败，最好由最高指挥官亲自担任；最后，在选择伏击地的时候，最好不要有房子及其他建筑物可为敌用来做支点(因为我炮兵弱，敌人倘若据房子顽抗，常不易迅速解决战斗)，居民多的地方也不好，就是消息封锁得好，也容易泄露秘密。”(17)伏击战同袭击战一样，作战目标的选择是非常重要。所不同的是，袭击战一般是消灭驻止之敌，而伏击则是消灭运动之敌。因此伏击目标通常选择战斗力比较弱、孤军深入之敌。如敌人的侦察分队、后勤保障分队、运输车队、单独行动的其他一切有可能就我范围的部队。在地形选择上，袭击战中的目标和地形是统一的，而伏击战地形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伏击地区应有良好的地形条件，便于隐蔽足够的兵力、兵器和发扬火力，便于观察与指挥，便于突击与撤出战斗；便于建立阻援掩护阵地，能够限制敌人的行动和阻止增援之敌；群众条件好，能得到群众的援助等。 　　(三)破击战 　　破击战，是以破坏和击毁敌人重要军事目标为主要目的的战法。广泛应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通信设施、飞机场、后方设施、工程设施和重要的技术兵器及其他军事设施等，以达到给敌人的行动、联络、补给造成严重困难，消耗或消灭敌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破击战已在红军游击战中占有一定位置，在抗日战争中，破击战成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和消耗日军的重要作战形式，使得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其中最著名的“百团大战”，即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这次战役已为世人所共知。然而许多人或许还不清楚，早在1938年春、夏，朱德、彭德怀就指挥八路军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破击战。 　　1938年春，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以其华北方面军和华东派遣军各一部，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企图消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主力。为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发动了第一次破击战。朱德、彭德怀2月4日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打击与钳制敌人，破坏敌之铁路交通；5日，令一二九师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铁路以东，破击津浦铁路沿线之敌。遵照朱、彭的命令，2月9日至16日，晋察冀军区所部在平汉线北段、正太线井陉段、同蒲线北段展开破击战，攻占定县、望都、新乐县城，袭入保定及方顺桥、清风店等车站，歼日军500余人，毁坏铁路50余公里，焚毁车站6处，一度切断了平汉北段的交通。18日至27日，一二○师主力于同蒲铁路阳曲至忻县段发动破击战，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7处，炸毁敌军运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铁路桥梁8座，拆毁铁路10余公里，歼灭日军500余人，切断了同蒲线北段的交通。21日至22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之三四三旅等部，对正太线阳泉至忻县段进行破击，一度切断正太线的交通。第二次破击战是4月28日至5月4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平汉路北段破坏铁路80余公里，歼敌一部，争取伪军2400余人反正。7月6日至8日，朱、彭又命令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之三五九旅对平汉、平绥、正太等铁路进行第三次破击战，破坏铁路50余公里，毁机车3台，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这三次破击战使敌人后方交通受到严重破坏，达到了牵制敌人、援助友军和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彭德怀指出，破击战重在破坏敌人的重要军事设施，技术性强，其组织实施有着明显不同于其他袭击行动的特点，必须特别强调周密细致的组织计划，精确计算，充分准备，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 　　破击目标和行动计划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周密侦察和精确计算的基础之上。侦察中不但要查明目标及其附近的敌人性质、数量配制、警戒状况及活动规律，而且要弄清每一个目标的技术状况。如彭德怀在组织指挥百团大战中，战前专门下达了关于侦察工作和破坏战术的详细指示，要求寻每一个目标都经过侦察，作出计划，对需要特殊技术破坏的水塔、隧道、桥梁，还要派出便衣组，配以技术人员出动，以计算药量和作业。在此基础上，破击计划方能是切实可行的。 　　要依据其破击的具体任务进行科学的战斗编组。在执行较大规模的破击任务时通常应编成破击作业队、掩护队和预备队，必要时还应编成破障队、运输队等。破击规模不大，使用兵力较小时，亦可只作分工而不单独编组。对特殊的技术破坏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 　　破击行动中各分队的密切配合是实现作战企图的关键。破击队应按规定的时间和信号，以迅速准确的动作实施破坏作业或火力突击，掩护队应以积极的动作掩护破击队的行动，迫使敌警戒部队自顾不暇，减少劝其防守目标的防护。 　　(四)袭扰战 　　袭扰战，是以我之小分队对敌之大部队行动进行袭击骚扰，以达到牵制、疲惫、消耗敌人及破坏其作战部署之目的。袭扰战，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运动之敌还是驻止之敌，都可以袭扰。对此，彭德怀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1929年他在《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虑。……假若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18)1939年，他在《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一文中又写道：“在敌人驻止时，应当经常派出小部队，不论昼夜，不论风雨，在四面袭扰敌人。我们只用少数人，便使得敌人多数疲惫，这是异常值得的。当敌人退走时，我们则经常在敌人侧翼扰击，这样，使得敌人行止都不得安宁，就造成子集中主力消灭敌人的机会。”(19) 　　袭扰战不仅对我军在游击战争中造成敌军事力量不断消耗、政治心理上极度恐惧以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我军转变为运动战或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时候，它仍可以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如消耗、疲惫、迟滞敌人，为主力坚守防御或进攻歼灭敌人创造条件；或分散和引诱敌人，以利于我主力运动中歼灭敌人特别是实施伏击歼敌。 　　三、“绝对独立自主，操纵敌人” 　　彭德怀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时，强调最多是必须握有作战的主动权。他曾指出，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战术，是完全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强调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最忌被动的应战，而须绝对的独立自主，操纵敌人”(20)。 　　(一)扬长击短，保持主动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获得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一支军队的进退攻防均自己作主，不受敌人的控制与支配，就是握有主动权；被客观形势所摆布，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失去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而军队“陷于被动，虽握优势之兵力，卒不能克劣势之敌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21)。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进行游击战的军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等。但彭德怀认为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问题在于能否抓住敌人的弱点而发挥自己的优势。只要能做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即使在劣势的条件下，仍可以获得作战的主动权。 　　其一，要在兵力使用上扬长避短。彭德怀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分析指出，敌人在军队实力与我相比虽占有很大优势，但“这种优势是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以敌人力量衡量，不可能在全华北普遍地取得这种优势，即在平原地区，亦不能同时取得这种优势。这样，敌人虽然对我一定的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但在另一些地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予我军以可乘之机。这是敌人进行战争最苦恼的事，且是它不能克服的弱点。我应及时地掌握敌人这一弱点，相互密切配合，争取主动，有力地打击与消耗敌人”(22)。 　　1937年11月，日军以第五、第十四、第一○九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由平绥、平汉、正太和同蒲路沿线，分八路围攻八路军一一五师初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或驱逐我军，摧毁尚不巩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朱德、彭德怀一方面指示晋察冀军区，以部分兵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消耗、疲惫进入根据地之敌；以部分游击队深入敌占区，日夜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主力则选择有利机动的地区待机歼敌。同时指示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以一部兵力分别对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围攻晋察冀根据地之敌回援其交通线。从而使敌人不但在我根据地内处处被袭动挨打，而且后方被袭据点和交通线频频告急。2月21日，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大部队退回铁路沿线。从而粉碎了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首次进攻，为尔后的反围攻作战提供了经验。 　　其二，善于抓住敌人大部队行动不便的弱点、发挥自己行动敏捷的优势，在“走”中争得主动。彭德怀认为，无固定的作战战线和战场，是游击战的根本特点之一，在游击战中要做到在出敌不意的方向、地点和集中出敌不意的兵力打击敌人，都有赖于快速而隐蔽的兵力机动。在遭强敌攻击时，要摆脱被动，同样必须依靠灵活的兵力机动。军队兵力机动能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武器装备较先进的部队机械化程度高，虽然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但它受地形、道路和天候制约较大，其灵活性受到限制，且行动隐蔽性的难度提高。装备落后的游击部队，虽在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道路上“跑”不过敌人，但它有着行动敏捷、聚散自如、便于隐蔽行动的优势。因此，游击战的主动权是建立在扬自己行动敏捷之长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利用这优势，去实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作战原则，在我之神出鬼没的进退、袭扰、袭击和尾追中，打乱敌人的部署，疲惫、消耗和歼灭敌人，从而获得作战的主动权。 　　其三，要善于抓住敌人失去民心的弱点，发挥我之人民战争的优势，依靠人民的帮助获得主动。群众的优势是革命游击战争的根本优势，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争取主动的根本途径。即依靠人民群众对敌封锁消息，使敌变成瞎子、聋子；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缺粮饿饭；组织群众武装不分时间地点地袭扰敌人，使敌人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借助人民群众的掩护，灵活地转移兵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从而使敌人陷入被动的境地。“敌人深入一步，则被我群众武装重围一层。敌人集中，则以游击战争方式包围它，经常地袭击和扰乱它，断绝其交通运输”。“使敌人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资材上受损失，消息不灵，接济困难”，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我之逐步获得战场的主动权。(23) 　　(二)示形欺敌，摆脱被动 　　战争中主动和被动是经常变化的，被迫到被动的地位是常有的，特别是游击战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全局上战略上的主动权还在敌人手中，因此在作战行动中陷入被动就更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作战行动中的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这种地位，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彭德怀指出，在游击战中，由于我作战物质条件的劣势决定了争取主动主要靠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敌人的弱点错误，抓住有利战机，固然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敌处主动、我处被动的情况下，消极等待敌人犯错误是不行的，只有通过我之积极行动，造成敌人的过失，才能迅速将我之被动转化为主动。示形欺敌，便是制造敌人过失的最好方法。 　　在已陷入被动的情况下，示形欺敌的行动将受一些限制，不像处于主动地位那样自由。但即使这样，只要充分发挥我之主观能动性，仍可找到适合敌我作战态势和具体情况的欺敌方法。如：示形设虚，对敌大摆迷魂阵，使敌虚实难辩、迟疑不前的缓兵之计；虚而虚之，使敌疑心我有伏兵而引兵后撤的退兵之计；以少数兵力虚张声势，麻痹敌人，主力秘密脱离接触的金蝉脱壳之计；攻其必救，打乱其部署的调虎离山之计等。 　　1941年8月日军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扫荡”中，以5万之众对转移至阜平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合围。由于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近万人，行动不便，未能适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陷于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处境非常危急。彭德怀指出，在此种情况下应以积极迷惑敌人的手段将敌引开而不能强行突围。9月1日，军区首长派出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到阜平东北的台峪地区，采取声东击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行动企图的办法，以“军区的呼号”与各方联络，造成敌人的判断错误，以利我机关转移。2日下午，敌果然集中重兵向台峪攻击，并以飞机对台峪轮番轰炸。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一部，即乘机于当晚向阜平以西隐蔽转移，进至棠家渠一带山区，同时中断与各方的无线电联络，并不准生火做饭，靠当地人民供应红薯，瓜果充饥，从而在敌人重兵包围中成功地隐蔽了五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安全转移至平山县的东西玉文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摆脱了被动而转为主动。 　　(三)独立自主，机断专行 　　由于游击战争处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而分散流动作战又是其基本的作战形式，情况千变万化，我之通讯联络手段又相当落后，因此就需要游击战的各级指挥者都必须有独立自主处置作战行动的权力和能力。彭德怀认为，游击战在全局上是要有明确作战要求和计划的，但这种计划只能是方向性和原则性的，而不可能像正规作战那样具体。上级应给下级以较大的机动，下级要富有“自动性”，自动地处置各种紧急情况，自动地打击敌人。即使当下级因机断专行去消灭敌人而吃了亏，也不要过分责备。因为在游击战的环境下，如果事事等待命令，不但会失掉许多歼灭敌人的战机，而且还可能招致不应有的惨重损失。因此他强调，游击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灵活机动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独立作战经验。一方面，要善于把握战机，不放过任何可能打击敌人的机会。战机即是有利于我作战歼敌的时机，它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对赢得作战的胜利至关重要。只要出现这种战机，就要果断决策勇敢出击，切忌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在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和改变自己原定或上级赋予的作战行动。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从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四、重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认为：“游击战争必须要有根据地，否则游击战无力，且难持久。”(24)他在分析影响革命游击战争发展的各种因素时强调，其中心一环，首在建文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先后发表了《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论著，对根据地在游击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和发展巩固根据地的途径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一)根据地是革命游击战争的依托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25)。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初步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即率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边界根据地，并想“打通湘东与赣西朱毛取得联络”，“造成罗霄山脉整个的割据”。(26)他认为，在同拥有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1930年春，他总结平江起义一年多的斗争经验更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27)他率领红五军、红三军团在开辟、建设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同轻视根据地建设的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在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进行长征的教训时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不懂得武装斗争如不与根据地结合，是非常脆弱的，容易为敌人所消灭”。他还追溯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历史上不知多少次农民暴动就失败于没有根据地；石达开在大渡河安顺场被消灭，只身就擒，也就是这个缘故”(28)。在抗日战争中，他提出要把巩固抗日根据地作为我军坚持敌后抗战、争取全国抗战局面转机的重要任务来对待，要在反围攻和反“扫荡”战斗中求得根据地的巩固。 　　强大的、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是赢得任何一次战争的必备条件，革命游击战争是在敌人的包围和“围剿”之中进行的，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后方。彭德怀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首先，根据地是革命游击战争获得一切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战争是敌我整体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革命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主，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同敌人开展殊死搏斗的战争。根据地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将各种对敌斗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与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的坚强堡垒。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只有巩固根据地，树立强固的作战后方，实行崭新的进步的做法，以保障物质的供应和兵员的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能坚持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否则，敌后抗战的坚持便无从设想”(29)。 　　其次，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消耗敌人力量争取战略主动的中心环节。彭德怀认为，游击战的根本任务，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而在敌后开辟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是在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达到最后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他在分析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条件时指出：“也只有巩固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确保敌后人力财力以及一切物质资源勿为敌人利用，打击敌人‘以战养战’计划，抑留敌人进攻和‘扫荡’敌后的大量兵力，才能使敌人无法向全国无限度的进攻，才能造成全国抗战的相持阶段的局面。”(30) 　　第三，从游击战争作战过程来看，根据地的依托作用贯穿于始终。对我军来说，战前，军队需要训练与备战，这需要有一个安定而可靠的基地；战中，需要保证为作战所必须的物资供应，以及部队迅速而秘密的转移，这要求有一个可靠而巩固的后方；战后，部队需要休整，这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一切均取决于有无根据地和根据地的大小及巩固程度。对于敌军来说，在根据地内作战，它不但得不到所需要的情报、粮食等一切作战必不可少的保障，而且它的一举一动都在根据地人民的监视之中，其战斗力大大减杀。 　　(二)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一文中，给革命根据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某些地区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31)同时指出，革命根据地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巩固和健全与否。此外还有一个决定革命根据地能否坚持的条件，这就是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根据地的建设包括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其基本任务就是围绕创造上述根据地的条件而斗争。 　　第一，武装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彭德怀指出：“根据地总是产生与生存于反革命的包围中的，甚至在根据地内，也还有敌人(内战时是阶级敌人，现在是民族敌人)，因之，要创造根据地与保卫根据地，主要是依靠武装斗争。”(32)这就是说，无论是开辟还是巩固发展根据地，武装建设都是第一位的。没有革命的武装，或者有而无力，根据地建设的其他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因此，革命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以全副的精力去建设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同时指出，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必须走正规军与群众性武装结合的道路，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群众武装的发展，是坚持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彭德怀认为，无前方后方之分的游击战争环境，使群众武装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只有群众武装发展起来，正规军才有所依托。群众武装不仅给予正规军许多帮助，而且有维系民心的作用。群众参加革命游击战争的积极性，是需要有武装作基础的，有了武装，胆量才会大，精神才会振奋，他们的力量才会有所表现。哪个战略区能使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结合更好，则打击敌人的成绩就最大，积蓄的力量也较多。敌人一旦深入，就会“行不安，坐不稳”，在疲惫消耗之后，就不能不退出根据地，我们的党政军民四种组织，仍能合法存在。因此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要“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建设数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一般应做到有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参加为标准。把游击战争开展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成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助手”(33)。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华北敌后根据地的脱离生产地方武装发展到100万多人，它不仅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而且成为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 　　正规军的扩充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是革命根据地得到根本巩固并促使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最后战胜敌人的决定因素。彭德怀指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首先必须有优良的正规军”(34)。群众性武装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和消耗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还必须依靠正规军。因此，不断壮大正规军，是根据地武装建设的重要任务。由于革命力量一开始总是处于不掌握政权的弱小的地位，既没有相应的物力财力走“招兵买马”的扩军道路，也不可能有成套的训练教育机构对军队成员进行系统的培训。要不断提高正规军的数量和质量，就必须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点出发，走由群众性武装发展到地方性武装，再发展到正规军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从奔赴华北敌后战场时的3.7万人发展到100万余人,正是正确执行了这一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结果。 　　其二，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内容。政权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问题，当革命武装力量已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较为稳定的控制权，如果不及时建立革命政权，就达不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因为没有革命政权，便不能建立起革命的统治，人民便不可能被发动起来，党的政策和革命的法令就不可能在这一地区的全社会得到贯彻。也就不可能保证有计划地解决长期支持战争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动员问题。更重要的是，根据地革命政权还担负着为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和检验政策的任务，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彭德怀指出，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在根据地内彻底改造旧政权，建立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权，建立并实行崭新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是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这是由抗战的实践证明了的，只有实现民主，才能提高人民的抗战热情，参战热忱”。并根据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应首从下层做起，先要建立起若干的模范村区政权，然后以之来推动全县、全区整个抗日根据地，以至整个敌后方，以及全中国”(35)。 　　其三，党的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保证。党是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核心，根据地建设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组织的坚强和领导的正确，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因素。彭德怀指出：“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各种战时的建设工作，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上足以作为领导核心的各级党的组织，是不可能的。”(36) 　　第四，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的经济建设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根据地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孤悬于敌后，根据地又建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偏僻山区，经济不发达，再加上敌人的封锁、扫荡，造成了根据地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根据地要得以巩固，必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部队的供给和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建设中，彭德怀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合作事业”。他认为，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基本的是发展我们的生产合作事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简单说来，便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开办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生产必需品，自己来运销。敌后方的全体军、政、民应该把此看做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事业之一”(37)。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4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④ 《两行漫记》，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页。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⑥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⑦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⑧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⑩ 《两行漫记》，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1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13) 《两行漫记》，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1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1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9) 《彰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2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2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2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2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26)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27)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2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页 　　(2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30)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3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3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3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3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3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36)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37)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彭德怀兵法/赵一平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