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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革命的斗士 第一节护国举义到“两把菜刀闹革命”

《贺龙传》编写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复辟帝制，不惜卖国求荣，勾结日本侵略者，下令各省督军加紧镇压革命党人。湖南督军汤芗铭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袁反帝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人民极大愤慨，展开了“倒袁反汤”的猛烈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第一，惩杀本县大劣绅朱海珊。贺龙接受并完成了。第二，带队伍当团总，准备应变。贺龙拒绝了。他说：“我恨的就是团总，不干!”尽管陈图南—再解释，贺龙坚决不同意。第三，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那里情况。贺龙找几个人打入了警备队。不久，中华革命党又命令贺龙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煽动哗变，组织反袁武装。贺龙约了几个人以贩羊作掩护，先到桃源去摸情况，然后单身去了沅陵。沅陵是湘西首府，驻军千余人，其中有些人和贺龙在赶马时有过交往。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宣传“反袁驱汤”。经过半年的活动，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拖抢举义，不料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离开。走到与大庸县交界的地方，碰上了十几个土匪。他们把贺龙当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恰逢沅陵警备队前来袭击抢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因为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贺龙才没有被杀。但是因为他是“贩羊人”，县衙里的贪官污吏想从他身上捞油水，便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消息传到桑植，贺龙的父亲急忙带着几个人赶到沅陵，用钱买通官府，把贺龙保释出来。贺龙虽然遭此劫难，但并不气馁，继续按中华革命党的指示先后去大庸、慈利等县积极活动，广泛联络有志之士，宣传革命宗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1915年5月，袁世凯基本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悍然于12月12日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这一系列复辟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首先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不久，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各省纷纷响应。 　　湖南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积极酝酿举兵。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泥沙镇有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设有团防局，有枪80余支。省督军署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任团防局长。此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当年赶马，贺龙多次来往于泥沙镇，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帮会、客商和士兵中都有朋友。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几十位志同道合的乡友，赶着骡马来到泥沙。恰巧大庸县革命党人罗占侯起兵讨袁，派吴佩卿等来泥沙夺枪。贺龙就和吴佩卿一起商定了夺枪计划，由吴佩卿等在赶场的时候设赌场诱使团丁聚赌，贺龙等在饭庄摆下宴席请团防局中相识的团丁赴宴，趁团防局空虚，寻机夺枪。 　　1月21日是春节前泥沙镇最后一次大集，四乡农民来得极多，镇子上热闹非凡。吴佩卿的赌摊招来了一批聚赌的团丁。贺龙在一家饭馆摆下4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另一批团丁。正在欢宴，谷绩廷匆匆奔来低声对贺龙说：“好戏开场喽!”贺龙点头，让姐夫陪着客人，自己走出饭馆。门外的同伴朝贺龙说：“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门口，局长杂种和队长在抽大烟，板壁上有20条枪哩!”“快!”贺龙带着10个伙伴直奔团防局，捉住哨兵，冲进局里，活捉了局长唐臣之和团防队长。他们一枪没打，一人没伤，缴获了20支枪。 　　回到饭馆，贺龙向正在大吃大喝的团丁宣布夺枪成功，并晓明大义，希望他们一起讨袁。团丁们当即表示，愿随贺龙举义。集市上，吴佩卿也得了手，缴了一些枪。 　　夺枪支，砸团防，镇上大乱。贺龙来到集市中心，跳上石凳，向人们大喊：“父老们，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住了干尽坏事的团防局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们去打倒袁世凯和他在湖南的走狗，打倒帝制，恢复民国!有和团防局长结了仇的，我劝你们和我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一起干的，我也劝你们离开泥沙，到外地去谋条生路。不然，这个唐家崽子的哥哥从省里带上大队警察来，一准下狠手，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喽!” 　　贺龙刚讲完，许多穷小伙子拥到贺龙跟前，叫嚷着要跟贺龙当兵讨袁。贺龙拉起这支队伍，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取了那里团防队的40余支枪。不到几天，贺龙的队伍发展到了300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贺龙率领这支队伍与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人数达万余，浩浩荡荡地对保袁武装驻守的石门县城发动了两次围攻。刚刚组织起来的民军不仅缺乏训练，枪弹也很少，又没有统一指挥，攻城时一拥而上，攻不下来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一时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民军迅即解体。 　　但是，各地民军首领并未灰心。1916年2月，贺龙在慈利与民军首领们商定：一方面派人去四川找正在作战的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要求派兵到湖南打击拥袁武装；另一方面利用农历二月初二(公历1916年3月5日)土地菩萨诞辰众乡民庆寿的时机，再次起义，各自攻占本县县城。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派往四川的人回报说蔡锷难于分兵入湘。贺龙想，一千条一万条，只有一条管用，就是自己手里有武装!有人有枪还怕打不垮敌人?民军散了，还可以再搞起来。当前需要先打掉一处敌人，才能号召人们扩大队伍。贺龙想起桑植境内的那个芭茅溪盐局税卡，那里有一些枪支。夺枪除害，扩大声势，贺龙下了决心。 　　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1名青壮年，带了1支火枪、3把马刀，3把菜刀，连夜奔往芭茅溪，会合了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税卡，打死头目，缴获了12支枪，又打开仓库，把财物和盐巴分给了群众。当时在西南几省，盐巴贵如金，穷苦的百姓很难吃到。贺龙开仓放盐无代价地分送给大伙，深得群众拥护，要求加入贺龙队伍的穷人一时多了起来。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枪4支，再与另一支民军会合，打开了上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1916年春，护国军一部分从贵州开进湘西，与拥袁军队作战，屡获胜利，湘西各路民军也联手参战。大庸民军首领罗占侯派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与会民军首领一致推举刚满20岁的贺龙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事后贺龙率部奔袭慈利县的三官寺，击毙罪大恶极的都团总；攻占桑植县城，赶走县长，宣布桑植独立、护国讨袁。县内农民黄龙清聚众起义，焚烧田契债据，打开地主粮仓，放粮给贫苦群众。地主武装联合向黄部进攻。贺龙急忙率军赶去援助，打垮地主武装，联合了这股民军。此时，讨袁巨浪已经席卷湘西地区，全区21个县，有16个县宣布独立。湖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孙中山派程潜来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贺龙组织和指挥的民军正式编入了护国军序列。 　　在各省反袁斗争节节胜利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死去。袁世凯死后，他属下的那些军阀分裂成直、皖、奉等派系，争权夺利。在南方各省，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护国战争的将领们，也为争夺地盘互相兼并。在袁系军阀与原来拥护孙中山的一些将领之间，出现了勾结、妥协的情况。中国政局一片混乱，湖南也不例外。左右逢源的谭延闿担任了湖南省督军。 　　这时，拥袁武装王子豳部仍在全力进犯湘西护国军。罗占侯、贺龙率军反攻，将王部围困在大庸城内。谭延闿派人调停罗占侯、贺龙和王子豳之间的冲突。罗、贺听了谭延闿的意见率部移驻常德，但是却上了当。不久，谭延闿以整编为名，令卿衡突然缴了湘西护国军的枪，贺龙适因外出得以脱险，只带了3个部下、2支枪返回了洪家关。湘西的反袁民军在袁世凯死后失去了斗争目标，有的被拉拢成为军阀部队，有的被缴械解散，刹时间烟消云散。在这两年的反袁斗争中贺龙虽然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但却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十分迷惘。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依然如故，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却互相倾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贺龙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贺龙回家不久，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9月，贺龙来到长沙。谭延闿知道贺龙在湘西有一定声望，在湖南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笼络人心，便委任贺龙为湖南省督军府谘议，还拨出两只船交给贺龙，让他收税发财。面对这一名利双收的差事，贺龙表示：“我拉队伍为的就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你们让我在长沙当官收税装进我的口袋，这不是黑起良心害老百姓吗?”他断然拒绝了谭延闿的笼络。 　　贺龙到长沙的时候，湖南省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正以“正谊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谭延闿。贺龙和罗占侯、贺连元走访中华革命党人林德轩，巧逢正谊社主要领导人都在那里，他们热烈欢迎贺龙。这样，贺龙与革命党组织又取得了联系。林德轩，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对年轻的贺龙很为赏识。他说：“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改名叫贺龙嘛!”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座的正谊社成员的赞同，从此，贺文常改名贺龙。正谊社要求贺龙炸掉谭延闿的公馆。原来，谭延闿身为革命党人，却和北京政府暗相勾结，他标榜反袁，依靠反袁武装攫取湖南军政大权，却又排挤革命党人，消灭反袁民军，因而引起了湖南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正谊社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谭延闿及其师长赵恒惕、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口号。贺龙接受任务后，就在他住的坡子街福元旅馆着手准备。不料，因正谊社谋刺梅植根未遂，引起了军警大搜捕。他们在贺龙住处搜出手枪1支、炸弹2枚，贺龙被捕押入大牢。 　　革命党人立即设法营救。他们获悉谭延闿、赵恒惕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有矛盾。陈利用与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傅良佐的关系告过谭延闿，使谭陷入被动。革命党人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陈复初拥有1个师的武装，与北京政府关系很深，应该是主要的打击对象。于是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谭、陈矛盾，变攻谭为拉谭，与之谈判，要求释放贺龙，共同打击陈复初。谭延闿认为此事于己有利，便释放了贺龙。 　　1917年8月，北京政府下令免去谭延闿的督军职务，委任傅良佐继任，遭到湖南各界的反对。革命党人决定在傅良佐未到任之前，将先行入湘的秘书长、副官长刺杀。这个任务又交给了贺龙。但傅良佐的先行人员迟迟未来，谋刺计划没有执行。 　　贺龙在长沙看到了军阀官僚政客们的明争暗斗，认清了他们的嘴脸。两次谋刺失败，也使贺龙对中华革命党采取的这种斗争方式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 　　由于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反对恢复国会，宣布临时约法无效。8月25日至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展护法活动，反对北京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决定由林修梅在湘南、张溶川在湘西起义。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 　　贺龙回到家乡很快就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立即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冬季，护法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进踞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迫停战言和。督军傅良佐弃职逃走。12月1日，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江陵宣布“自主”，脱离北京政府。16日，鄂军第九师师长兼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宣布“自主”，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北京政府派兵镇压。孙中山电令湘西护法军将领率部援鄂。 　　12月，贺龙率所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往常德，准备入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这时，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龙来找贺龙。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归附林修梅，便以会谈为名，将贺龙、罗福龙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罗福龙被关押7天后释放。 　　贺龙对护法军吞并护法军既苦恼又想不通。此时，贺龙的父亲贺士道来到常德，见到刚刚出狱的儿子，就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滚打了。 　　贺龙对父亲说：“爷爷给您改名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叫振家，是盼望我能振兴家业。结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们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穷苦农民有田种的道理，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 　　贺士道说：“你赶马时，人家关过你两次；参加了革命党，又坐了三次班房，算得是死里逃生喽。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 　　贺龙说：“莫干?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相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个民国来。” 　　贺士道叹着气说：“道理是蛮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既然你横下一条心还要干，我年过六十，这条老命也就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儿干!” 　　想说服儿子，反被儿子说服了。贺士道与儿子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后，返回了家乡。从此一直同贺龙一起投身革命斗争，直到壮烈牺牲。 　　贺龙的部下谷膏如从被吞并的队伍里逃出来找到了贺龙。两人认为，在洪家关还有两支枪，队伍虽被吞并，但还会有逃出来的；桑植一带，只要贺龙振臂一呼，就有许多人跟着干。要革命，就要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搞枪。于是，贺龙决定离开常德回乡重新组织队伍。当他路经桃源县时，碰上了赶马时的朋友刘开章。贺龙向他借了一笔钱作为路费和组织队伍的活动经费。贺龙告别朋友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个走得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向贺龙打听去桑植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问他：“你去洪家关干么事?”小伙子说：“我爷让我去投奔贺龙，还说贺龙很仗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贺龙问：“你爷是哪位?”小伙子说：“当年跟贺龙一起在泥沙夺枪的吴佩卿，和贺龙有过命的交情。我是他的侄孙儿叫吴玉霖。”贺龙笑了：“我就是贺龙!”吴玉霖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就是贺龙。他突然双膝跪倒，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拜!”贺龙急忙搀起吴玉霖笑着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分，我们各交各的朋友，咱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贺龙问他：“你找我来打算干什么?”吴玉霖说：“跟着你杀富济贫。”贺龙笑着摇摇头说：“过时喽，光杀富济贫不够，要打出一个让贫苦农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吴玉霖高兴地解开衣襟露出腰间斜插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贪官恶霸脑壳，一刀头落，用不着两刀。”贺龙抽出菜刀看看，称赞地说：“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夺枪，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没得枪，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吴玉霖笑着点头，跟贺龙一道走了。 　　走着走着，贺龙发现从常德方向走来了一些人，这些人护卫着一乘4人抬着的轿子，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大概是太疲惫了，后面的两个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两个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步枪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牢了这两个掉队的护兵。走到连三弯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玉霖猛扑过去，抡起菜刀，放倒了护兵，夺了两支枪，飞快离去。事后得知，那乘轿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县长。此后，贺龙就凭着用菜刀夺下的这两支枪，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渡澧水北上，自动和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援鄂的两个月的转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支枪。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多年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广为流传。1927年，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冈山下的三湾改编起义军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一直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美谈。”① 　　①关于“两把菜刀闹革命”，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是1916年1月泥沙夺枪，一说是1916年3月芭茅溪夺枪除害。据考证，这两次夺枪参加人员不少，亦非只用两把菜刀。只有1917年的夺枪仅有两把菜刀。贺龙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填写的履历表中明确地写明了这一点，因此，本书采用此说。 　　 贺龙传/《贺龙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