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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革命的斗士 第二节征战湘鄂川黔

《贺龙传》编写组

1918年3月，北洋军阀的部队大举进攻湖南，26日进占长沙。27日，北京政府任命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湖南的护法军纷纷撤退。贺龙率民军从公安退到澧州。 　　1918年春，贺龙去石门县拜会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林早已听说了贺龙带18勇士自动援鄂，转战10县的事，十分欢迎贺龙来访。他向贺龙介绍说，孙中山虽为军政府大元帅，但云南、广西原来接受孙中山领导的人却不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护法前途不容乐观。他委任贺龙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驻防桃源。不久，贺龙的一些旧部闻讯前来投军，加强了贺部实力。在讨袁和护法战争中，贺龙组织武装几经起落，到如今终于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局面。 　　1918年9月26日，在湖南的护法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林修梅等与北军将领吴佩孚、冯玉祥等数十人联名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代总统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实际上，在湖南的南北双方武装已经大部分停火。进入常德的北军旅长冯玉祥与湘西护法军业已达成谅解，重新划分了防区。林德轩的第五军移往湘西北，贺龙率第一营驻防桑植。 　　这时的桑植正陷于凄风苦雨之中。5月，“神兵”①扑城，8月又患水灾，县内政事废弛，盗匪丛生，民不聊生。县城内居民不足2000人，却有奄奄待毙的饥民200多人。贺龙率部进入县城后，立即赈济灾民，三令五申告诫所部官兵对讨米的饥民不得歧视，一律给饭吃。贺龙亲自找来县长，要他打开官仓，每天拨出几百斤米，指定一批住户煮稀饭赈济灾民。当年得过救济的百岁老人袁芹姑回忆说：“贺龙营长回县那年，进城讨米的人全靠贺营长救济。我家3口人，每人每餐领到一大碗稀饭，合起来有一大瓢，再拌些青菜，就能活命了。” 　　在市政建设方面，贺龙也尽力而为。城东有一处险道叫乌龟咀，是桑植通往大庸的必经之路。由于道险路窄，多少年来，不时有人从这段路上摔下河谷。然而，官府对此却视而不见。贺龙驻防桑植以后，立即带头捐款，动员商家富户出钱兴工，凿石开山，将这段路修成了坦道。贺龙还组织人力将城外泥泞坡陡的一段路改建成128级台阶的石板*路；将城内主要街道平整加宽，铺上青石路面；把通往四乡的几条崎岖山路加宽到2米左右，也铺上石板。这样一来，使湘西山城的人民，生活便利了很多。在修路中，贺龙以工代赈，又救济了许多灾民。 　　贺龙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痛感学习文化增长知识的必要。驻防桑植后，生活比较安定，他开始广交知识分子。因此，他的客人中有许多新老知识界人士。新派文人，前清的拔贡、秀才，民国的留学生都成了他的座上客。其中一些人成了贺龙的良师益友。有的被聘为随营老师，给贺龙讲解中外历史、兵法军制和古书古文，使贺龙受益良多。 　　曾参加武昌起义的前湖北荆宜施鹤总司令唐栖之1918年秋天路过桑植，贺龙邀请他检阅部队，请教建军良策。唐建议贺龙“注重军训”。在陈图南的协助下，贺龙开办了军事讲习所，招收青年和选拔官兵120余名，以3个月为一期，学习孙中山的演说以及政治、军事、文化，每天三操两课。贺龙亲自兼任讲习所主任。他请军校毕业生周敬新主持教务；聘桑植籍留学生和在长沙、常德等地读书回乡的谷纯如、陈少南、钟慎吾、贺连元等为教官。鉴于学员文化程度低，学习吃力，进步缓慢，贺龙又请师范学校毕业的廖茂才力文化教官，并委以秘书、助理营副之职；请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萧珍元主讲时事，加强时事教育。贺龙自己常和学员一起出操上课。贺龙广集人才、培养骨干、注重训练，使他和部队的官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正当贺龙忙于整军练兵、改善县政的时候，群众对驻防桑植、永顺边境的护法军团长马吉祥所部军纪败坏、为害百姓一再提出控告。为此贺龙多次向林德轩报告，但不见回音。贺龙又向马团的上级旅长报告。经旅长允许，贺龙趁马吉祥带少数人来桑植城里吃喝玩乐的机会，派兵将马击毙。不料，却引起了总司令林德轩的不满。不久，林德轩率部开往常德。贺龙恐林挟嫌打击，未随其行，留在桑植担任了独立营营长。林德轩走后，贺龙就放开手脚，统一了县内的地方武装，处决了几个民愤很大的恶霸，使桑植的社会秩序在一个时期内颇为良好。贺龙率部驻防桑植的1年里，在整军、建政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湖南政局动荡。形势混乱的情况下，贺龙成了各种势力都不敢轻视的人物。 　　1919年夏。贺龙接到了两张委任状：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他为支队司令；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他为团长。陈、王主动笼络贺龙有诸多原因：一是贺龙在湘西颇具声望，拥有武装，政绩斐然；二是陈、王都想乘国内和湖南政局动荡之机扩大势力。1919年夏，北京爆发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罪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即有名的“五四”运动。各省纷纷响应，大大推动了民众的觉醒，加深了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在湖南，南方军队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南方军队多数分属湘军总司令程潜和表面上服从孙中山、实际上拥戴桂系的前湖南督军谭延闿，少部分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这年6月，谭延闿发动驱程运动。程潜出走后，谭延闿进而企图将湘西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湘西各路武装，按历史渊源虽然多属孙中山军政府体系，但由于军政府鞭长莫及，大都各行其是。这些武装的领导人，得知谭延闿企图兴兵统一湘西，便纷纷扩大实力，以求自保。在这种形势下，陈渠珍、王子豳争着委任贺龙，就不是偶然的了。 　　贺龙与陈渠珍素无关系，与王子豳还对抗过。贺龙当年在泥沙夺枪组织民军攻打石门，打的就是王子豳。进攻失败后，贺龙大姐贺英的房屋就是被王部烧毁的。护法战争时，贺龙任营长，率军攻打大庸县城，又一次与王子豳作战。近年来，王子豳虽然转向了孙中山的军政府，但与贺龙并无往来，更未消除隔阂。不过，贺龙考虑：若对陈、王的委任断然拒绝，势必引起冲突，以自身的力量与之对抗，很可能使部队受损、乡里涂炭，于军于民都极不利。加上贺龙所部离开林军以后，无人发饷，靠桑植一个贫困县供养这许多兵，已经相当不易，急需扩大供应来源，减轻百姓负担。于是，贺龙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一种意见主张接受陈渠珍的委任，因为陈的势力距桑植较近，难于抗衡；另一种意见主张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为王在澧州，距桑植较远，贺龙的队伍可以保持相当独立性。贺龙权衡利弊，决定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参谋谷膏如极力主张投靠陈渠珍，看到贺龙不赞成他的意见，企图谋杀贺龙，拖走队伍，因被贺英发现，仓皇逃跑。谷膏如逃跑后，煽动“神兵”头目王朝章率部偷袭洪家关，血洗贺氏家族，杀死14人、伤30余人。贺龙闻讯立即率部救援，将“神兵”围歼于鱼田坪。“神兵”头目王朝章被群众处死，谷膏如逃脱，投奔了陈渠珍。贺龙赶到洪家关时，那里已是一片瓦砾。他满怀悲愤安置了亲属乡邻，30多个满腔仇恨的青年参加了贺龙的部队。 　　1920年春，贺龙报请澧州镇守使王子豳配发本部300支枪、300箱子弹。王虽答应了，却迟迟未见发来。贺龙请父亲贺士道、弟弟贺文掌携带书信礼物，由副官贺植卿陪同去澧州拜会王子豳领取枪弹。这一行动被谷膏如侦知。他邀集匪徒陈继之部数百人，拦路设伏。贺士道身中数弹，落水牺牲。贺文掌被捉去，用大甑蒸死，数十名士兵被杀。不久，钟慎吾率部歼灭了陈匪。谷膏如逃脱，不知去向。贺英听到父亲和弟弟的死讯，回洪家关奔丧，要砸毁谷家祠堂，替父报仇。贺氏族人也都义愤填膺，准备动手。贺、谷两个家族的冲突一触即发。贺龙听到后，飞速赶来劝阻。他向大姐和族人说：“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杀几个人容易得很，可这个仇不能报。”族人极为不满地说：“杀父之仇，灭族之恨，为什么不能报?”贺龙说：“贺、谷两家世代通婚，互相嫁娶的不满千人也有几百人。光我家就有一个姑姑两个姐姐嫁给谷家人。要是他杀我，我杀他，世代姻亲变成世代仇人，外面的‘大脑壳’(即大人物)随便的就能把我们毁掉。他们哪管你是贺家人，还是谷家人?洪家关可遭了殃。谷膏如不认人，我贺龙认人呀!” 　　贺龙这种顾全大局的气度，说服了贺英和族人，也感动了谷姓一族。他们派出本族头面人物前来贺家赔礼道歉，在贺士道灵前隆重致祭，一场械斗大祸得以防止。24岁的贺龙获得了贺、谷两个家族和乡亲们的爱戴和尊敬。 　　这年，贺龙与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结婚。贺姓家族因贺龙与前妻结婚多年未能生子，按照当地习俗，为贺龙举行了“丧婚”，借以告慰先灵。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在亡父神主牌位前拜了天地。 　　这年，湖南督军张敬尧下台。谭延闿再次掌握了湖南军政大权，但他仍然脚踏南北政府两只船，使民众和革命党人又一次大为失望。 　　1920年7月19日，澧州镇守使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谋杀。王的儿子王育寅于7月24日在慈利东岳观率9个团7000人举兵报仇，自任常澧护国军总司令，要攻取慈利县城与卿衡决战。他派人向贺龙说明起兵原因，请求出兵助战。 　　贺龙对卿衡早有认识。1916年，湘西护国军“整编”时就曾遭他暗算，贺龙的队伍被他缴械。卿衡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王子豳却是逐步靠拢孙中山的。因此，贺龙决定率部支持王育寅。他们会面后，决定贺龙所部攻打北门；王育寅军从另外两个方向进攻。7月29日，贺龙率部首先展开攻击，消灭了北门守军1个营，另两路也相继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守军溃败，卿衡逃走。王育寅向省方通电要求缉拿卿衡，并使本部武装正名列编。谭延闿却复电指责“王育寅称兵作乱，扰乱湘省治安，责令限期缴械”，并令湘军出兵讨伐。 　　面对严重形势，王育寅自感孤军难保。贺龙建议他派人去广东请求孙中山派老革命党人、前湘军旅长林修梅前来主持大计。王育寅立即派代表去广州向孙中山求援。8月16日，粤桂战争爆发，孙中山正在组织力量讨伐桂系军阀，需要取得湖南支持。谭延闿不愿公开支持孙中山，王育寅来求援，表示拥孙，对孙中山和粤军有利。孙中山发电表示：“王育寅报仇雪恨，古称孝勇，更以为国为湘之急，共襄大业。”②他又电湖南当局：“王育寅派员来，自请援粤，文以其颇知大义，遂令林修梅亲往该处视察一切。”③ 　　9月，林修梅来到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王育寅副之，委贺龙为第三梯团团长，通电发兵，援粤讨桂。孙中山复电鼓励，并致电谭延闿称：林军讨桂是湘军的光荣。但谭延闿不予理会。 　　林修梅率部于10月中旬攻占常德，准备往广西攻打桂军，支援孙中山。谭延闿倚桂系为后台，急令大批湘军拦阻、攻击林修梅部。双方交战数月，林部因众寡悬殊而失败。贺龙率部返回桑植。湘西靖国军支持孙中山，全力援粤，征战半年，贺龙有很大贡献，但也遭到湘西一些地方实力派的嫉恨。当贺龙率部返回桑植时，湘西镇守使陈渠珍派兵设伏，企图消灭贺部，却反被贺龙打败。陈渠珍见动武失利，即委派一名亲信担任桑植县长，命其游说贺龙归附于他。贺龙因所部频繁征战，枪支弹药已、已感不足，又苦于部队无处发饷，更不愿加重乡里负担，就接受了陈渠珍的委任，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 　　1920年12月，湖南督军谭延闿去职，由谭部师长赵恒惕接任。赵于1921年7月间发动援鄂战争④令陈渠珍率部出湘。贺龙由于不了解这一战争的目的，不愿参加，按兵不动。经一再电催，才随湘西武装向公安移动，途中，援鄂阵线已散，贺龙奉命进驻桃源，担任沅水下游防务。 　　贺龙在桃源与知识界人士广为交往。思想开明的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以湘西政治摇篮闻名的省立二师校长田佐汉、陈伯陶等都成了贺龙的嘉宾。陈图南和他的同学花汉儒也来到桃源。陈图南此时鼓吹起了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信仰马克思主义。花带来许多进步书籍，他对贺龙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俄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土地财产，推翻了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工农当家做主了。又说，社会主义也适合中国，一旦中国广大工农觉醒，一定会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 　　贺龙对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思想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对俄国革命更是神往。他请花汉儒天天为他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讲解进步书刊上发表的文章。贺龙像小学生那样专心聆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花汉儒告诉他，苏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指共产国际)。贺龙问中国有没有共产党?花汉儒说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 　　这些交谈，在贺龙思想上点燃了炽热的革命火焰。他后来说：“当时我听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不久，贺龙奉命移防辰溪、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陈图南留在贺龙这里担任了副支队长。 　　1921年，孙中山召见原川军师长石青阳，令其返川援助四川第一军熊克武部反对依附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二军刘湘部和黔军袁祖铭部。1922年春，石青阳路经湘西时，向其旧部下陈渠珍借兵。陈渠珍只想当湘西王，不想入川，便极力向石青阳推荐贺龙。其实，陈渠珍深知贺龙坚定地拥护孙中山，担心贺龙久居其下可能生变，便乘机将贺龙遣出湘西。但是，依照孙中山的意图去援助革命派打击军阀，却十分符合贺龙的心愿。他向部下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中国就是需要这样的大炮。清朝政府怕他，北京政府怕他，就是因为这门大炮威力大。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门大炮威力还了得吗?”他愉快地接受了援川的任务。 　　1922年春夏之交，贺龙率部随石青阳到达川东酉阳县龙潭，会见了熊克武的第一军代表。石青阳召开会议，传达孙中山指示，并被推举为川东边防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以贺龙指挥的三四千人为主力。之后贺龙率部攻占涪陵、击败黔军袁祖铭部，贺龙被委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担负长江防务。8月，第一军、第三军联合刘存厚部击败第二军。 　　1922年秋，贺龙率部移驻彭水。在这里，他明令废除苛捐杂税，奸商、恶霸一经查实，立即严惩。他兴办女子小学堂，以兴女子入学之风，除封建陋习之弊，并带头捐银元400元为开办费。他整饬军纪，处决了一名久随其征战并有亲属关系，但违法乱纪的连长。这些做法深得民心。一些零星的土著武装自动来归，当地青年纷纷入伍。贺龙的部队得到了扩大，增编了1个骑兵团。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8月9日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远在川东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困窘，即派人赴沪晋谒孙中山，表示为革命事业当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甚为感动，复函贺龙： 　　云卿先生鉴： 　　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徼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此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内战，迩来以各将领互开诚悃，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以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逭。切望秣厉待时，共戡大难。此复，即询 　　戍绥 　　此后，贺龙与孙中山领导的政府信使往来不断，使他在战事纷纭、政局混乱的形势下能辨明方向，有所遵循。 　　1923年1月，陈炯明兵败。2月，孙中山由沪返穗，再组大元帅府，下令讨伐受北京政府支持的西南军阀，以求先平定南方再挥师北伐。 　　4月13日，贺龙率部重返涪陵，参加同北军的作战。春夏之交，北军合力进攻，熊克武部屡遭挫折，重庆、成都相继失守，贺龙所部也退出了涪陵。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但懋辛、吕超、石青阳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军军长。贺龙为第一混成旅(亦称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仍归石青阳指挥。熊克武受命后率部反攻。贺龙所部与汤子模师、周西成旅协同，完成了攻取涪陵、切断长江交通、阻止北军增援的任务。 　　1923年8月底，在川的北军急电吴佩孚：“限4日运械弹到渝即行反攻，否则危矣。”⑤坐镇武汉的北军首脑吴佩孚即以日清公司客轮宜阳丸、云阳丸装运大批军火开往重庆，并派军械处长张远矶押送。 　　这两艘运军火的船是日本的，船长是日本人，挂着日本旗，从武汉沿长江上驶重庆，哪个中国人敢拦阻!因此，吴佩孚认为万无一失。 　　他想错了，这样的中国人是有的，那就是贺龙! 　　贺龙派往武汉侦察的参谋得知日船行动的消息，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认为这件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汤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有人说，要放船到重庆卸下军火充实敌军，对我极为不利，但扣船又会惹下大麻烦，不如阻止通行，迫其返回武汉。贺龙站起来，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我们手上也缺嘛!扣了它，我们多了一大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必胜。更要紧的是，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大帅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⑥ 　　贺龙的主张义正词严，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周西成则犹犹豫豫地点了头。 　　如何扣船?贺龙提出：日本轮船以经商为名航行长江。日本商人更是见钱眼开、贪图小利。可以派人化装成老百姓，乘小船围住日本船，就说从重庆往下水来办货，如今打仗，回不去了，请求搭日本人的船回去，我们可以多付钱。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登船。上了船，就由不得他们了。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可以不公开动用武力，不在江上开火。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下“宜阳丸”，周西成扣下“云阳丸”。 　　贺龙回到旅部，把一些部下找来，朝他们笑着说：“日本人的宜阳丸明早开到涪陵，上边装满了吴大帅运到重庆来打我们的军火。船要扣下，军火没收。我亲自化装登船。要防止日本人逃跑，派一个连、一排炮兵在荔枝园码头上游的龟龙关设伏，瞪大了眼睛盯住宜阳丸。他们要敢反抗逃跑，你们就开炮，敲沉它龟儿子。这桩事关系重大，只准全胜。从今天起，全旅进入战斗状态!这出戏，我们扮演喽!” 　　有人担心贺龙亲自登船会遭到危险。贺龙说：“危险倒是碰上过许多，就是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碰他一碰，看看是我贺龙危险，还是他们得不到安逸。” 　　第二天拂晓，长江江面上雾气蒙蒙，两艘日轮沿江而上，驶近涪陵，接近码头。只见码头上站着几个客商，要求出重价搭船去重庆。日本人果然停船抛锚，让小船划过来。 　　贺龙衣着阔绰，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上小船。几个化了装的卫士紧傍贺龙左右。七八艘小船上的人登上了轮船。贺龙轻挥手杖，化了装的官兵迅速控制了驾驶台、机器仓、货舱、船长室和买办室等重要所在。后来上船的官兵也控制了甲板和其他地方。 　　贺龙把手一挥说：“检查!”官兵散开，检查立即开始。 　　在中国行船以来，这位日本船长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日本船的人。他愤怒了，竟然拔出手枪就要朝贺龙开枪。贺龙的卫兵们抢先一步，当场击毙了这个日本船长。船上其他的人都老实了。 　　检查结果，缴获子弹82.2万发、炮弹300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贺龙他们走出码头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多年来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中国百姓，今天扬眉吐气了。涪陵几所学校的师生也赶来参加看守宜阳丸。遗憾的是旅长周西成胆小怕事，只派副官登船，使装满枪支的云阳丸逃回万县，还把上了船的副官捉住带跑了。 　　贺龙扣船大获全胜，汤子模立刻向熊克武报告。贺龙和汤子模还向在汉口的日本日清公司发出了抗议信，指出：“现在我军正奉命讨伐吴佩孚、刘湘，两军对垒之际，该公司轮船公然为吴佩孚载运大量武器弹药，前往接济被我围困之敌，显系故意违反国际公法，参与中国内战，与本军为敌。 　　“涪陵为作战区，早经宣布戒严。该公司云阳、宜阳两轮，既已到岸接客，何以不接受检查?云阳丸何以砍锚逃脱?宜阳丸何以开枪射击?使我官兵受到伤亡!由于两轮严重违犯中国戒严法，该公司应负如下责任： 　　“甲，对我方伤亡官兵，应赔偿一切损失，承担一切后果。 　　“乙，依据戒严法规定，供犯罪之物没收。宜阳、云阳两轮，是此次犯罪主体，应依法没收。除宜阳丸已经被我方扣留外，现在逃之云阳丸，应由公司交出，一并没收。 　　“丙，该公司应向本军正式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违法私运军火及其他禁运货物。” 　　抗议信还强调指出：“根据中日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明白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他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得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能够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只没收两轮，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儆效尤。” 　　贺龙迅速把缴获的弹药支援了熊克武所率各路讨贼军。熊克武下令总攻重庆。贺龙率领第一混成旅协同友军积极作战，大败敌军，攻克重庆。 　　仗是初步打胜了，可是，日本轮船运送军火一案，尚未了结。各方都紧张活动起来。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北京政府以及依附它的云南、四川当局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疏通函件发到熊克武那里，甚至发到孙中山面前。贺龙是直接当事人，向他为日清公司说情的达官贵人就更多了。 　　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贵布根和驻重庆副领事康吉有风风火火赶来面见贺龙和汤子模。 　　贵布根是日本帝国官方代表，盛气凌人。他说，重庆、宜昌领事事务由他主管，日清公司的事由他负责谈判。他质问贺龙：“宜阳丸的船主、领江和买办等6人失踪，听说被杀死，应由谁负责?”并说被扣押司轮宫崎等两人应立即释放，如果有罪，也应按领事裁判权，由日方处理。 　　贺龙严肃地说：“日方船主、领江是不是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是他们拒绝检查，首先开枪。我军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也有伤亡，又该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轮船嘛，我们已给你那个日清公司写了抗议信，如何善后，我们提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战争状态时期我方颁布的戒严法，当然要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总领事责问贺龙：“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火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厉声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与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根又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说：“我只管戒严权，谁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他问罪，砍头!” 　　日本总领事见吓唬不了贺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北京政府、四川当局不顾与孙中山、熊克武一方还处于交战状态，不断派人来向贺龙求情。贺龙一概置之不理，并且进一步提出：日商必须赔礼道歉，赔偿我军100万元，才能释放两个被扣押的日本人。 　　吴佩孚的军械处长表示认罪，贺龙予以宽大处理，将其释放，还发给了路费。至于那两个日本人，日方强横交涉失败，又舍不得出钱赔偿，贺龙当然不予释放，把他们扣押了一年多。直到贺部回到湖南，日方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贺龙才予以释放，也发给了他们一笔路费。 　　后来，贺龙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那两个日本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一个军械处长叫张远矶。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那个军械处长呢?连信都没人写一封。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他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更加痛恨北京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垭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过盘缠钱。” 　　1923年冬，北军再占重庆。贺龙率部退守成都。不久，讨贼军内部分化，阵线瓦解，熊克武去职，成都丢失，四川讨贼之战失败。 　　这给贺龙的震动很大。3年援川战争，讨贼军之所以失败，除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派兵援助四川军阀之外，更重要的是，讨贼军本身多为封建军阀武装，他们的领导人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互相吞并，背叛孙中山的主张。这种情况使贺龙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能否成功，产生了疑虑，也促使他进一步思索怎样才是正确的道路。 　　有一次，参谋刘达五问贺龙：“你觉得广东政府怎么样?”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以借钱做买卖。”他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刘达五说：“前几年就听说过，只是不大清楚。”贺龙说：“听说沙皇、贵族、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党是怎么‘共产’法，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不会吃亏。” 　　又一次，贺龙问刘达五：“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说：“你常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3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正当贺龙等一些爱国忠贞之士忧国忧民之际，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多名共产党人参加会议，起了重要作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国民党重新有了生气。 　　1924年夏，贺龙率部驻贵州省铜仁县。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在黄埔的铜仁籍学生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的黄埔学生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信件。贺龙异常兴奋，认真地阅读了这些书刊和信件，并请严仁珊为他讲解。 　　读完这些书刊，贺龙高兴地说：“确实这样去做，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他结合自己多年奋斗的体会，很赞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去广东找共产党，旅长职务交由第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他把这个决定报告了熊克武。 　　这时，熊克武正在筹备组织建国联军，准备乘北洋军阀各派系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兵戎相见的机会，按孙中山的意图，假道湘西，攻入湖北，夺取武汉，讨伐曹锟、吴佩孚，正迫切需要人才。贺龙在四川作战时，功勋卓著，是忠于孙中山的难得的骁将，在湘西又有很高的威望，熟悉湘西民情地理。所以，熊克武不同意贺龙此时去广州。 　　贺龙虽然未能亲自去广州，思想上却有了飞跃。在国共合作形成、革命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之后，贺龙对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权增强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基本政策也有了一定了解。所以后来贺龙率部返湘驻守常德，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夏曦来访，并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时，贺龙热情接待了他并资助其5万银元。1924年底，毛泽东派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到常德专程拜会贺龙，两人相处也极融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十年征战，十年求索，贺龙执著地向真理前进了。 　　①指当时农村中一种通过封建迷信活动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他们作战时喝符水，挥刀矛，很剽悍。这种组织有的为土豪控制成为反动武装，有的则是反抗官府守土卫民的武装。 　　②孙中山：《复王春初函》，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10页。 　　③孙中山：《复湖南省议会电》，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60页。 　　④指川湘两省出兵驱逐北京政府任命的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直系将领王占元，助鄂自治的战争。 　　⑤1923年9月21日四川《国民公报》。 　　⑥原川军边防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川西行署民政厅长)邱翥双回忆。 　　 贺龙传/《贺龙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