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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建牡丹江铁路管理局

郭洪涛著

1946年9月，东北铁路总局决定新建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其辖区：一面坡向东至绥芬河，向南至图们，向北至佳木斯，由陈大凡兼局长，我兼政委，副局长孙鲁光、苏梅。部门负责人有工电处长于磊，运输处长甄陶、副处长牛渚，材料处长石林，机务处长耿一凡，经理处长孟子厚，公安处长姜文阁，总务处长孙佩臣、副处长董岐，工会主席孙光，党委组织部长范辉等。 　　1946年10月，我去牡丹江接任路局工作。我随陈云同志一起坐火车到牡丹江后，由陈大凡同志护送陈云同志经图们到通化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列车途中停靠在老爷岭山下的斗沟子车站，突然山上运行的一列车的部分车厢脱钩下滑，冲向陈云同志乘坐列车的停车线上。眼看要发生恶性重大事故，扳道员临危不惧，冲上前去拼命扳动转辙杆，把下滑的那组车厢扳到另一股道上，才避免了撞车。事后，陈云同志接见那位扳道员，赞扬铁路工人高度的负责精神，还送给他几袋面粉。因时间久了，我记不得那位工人的姓名了，但这件事体现了铁路工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印象是深刻的。 　　到牡丹江不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我随刘亚楼、朱瑞两同志到绥芬河同苏联谈判贸易。我方用苏联急需的小麦、大豆100万吨换取苏方的军用物资和棉花、布匹等急需物资，以保证解放区军民必需品的供应。贸易问题由刘亚楼和朱瑞两同志与苏方谈判，我同苏方商谈货物交接、车辆过轨等具体办法，双方达成了协议。 　　要确保外贸运输，困难很大。牡丹江地区土匪拦劫火车、破坏线路等活动很猖獗，“座山雕”就在这一带活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带领部队剿灭谢文东等四大匪部，消除了当地一大祸根。当时，国民党地下组织也很嚣张，苏军撤出后，由维持会掌权，后台就是他们。牡丹江地区原铁路不少部门有国民党支部和外围组织，对铁路运输进行破坏，突出问题是信号被破坏严重，阻碍进出牡丹江车站的列车。 　　为顺利开展外贸运输，我们着重组织骨干队伍，清理内部的敌人。由孙光、范辉等同志深入发动群众，摸底调查，通过思想工作，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当时发现一个国民党地下外围组织，为首的是电务段长和电务科长。以后电务科长坦白交待，我们对他从宽处理，仍留其在原岗位工作。电务段长顽固不化，交铁道公安处逮捕法办，这个组织的一般人员也就分化瓦解，消除了通信信号等设备被严重破坏的祸根。后来当我们解放吉林时，廖诗权同志在国民党铁路局长高步昆的保险柜里发现了电务段长送给国民党的两份报告，证实了他们勾结国民党的罪行。 　　铁路职工中还有少数人纪律松弛，工作马虎，造成事故比较严重。为此，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同志来检查指导工作。我们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正面教育，提高职工的组织性纪律性；另一方面严肃处理了几个玩忽职守的典型事例，基本上煞住了这股歪风。 　　为了克服机车严重不足的困难，我们组织抢修“死机车”，分别以中国籍员工、当地的苏联籍员工和日本籍员工组成三个修理小组，昼夜奋战，开展劳动竞赛。机车缺乏配件，工人们就用拼装的办法，还派人沿铁路线收购散落在群众手中的零部件。东北局还给了一笔资金用于修复因战争毁坏了的机车修理厂。经过大家的努力，至1948年5月，全局已拥有机车230台，能基本满足需要。 　　对苏贸易运输到1947年春就完成了。全局职工经过辛勤劳动，运输了100万吨的出口粮食和相应的进口物资。 　　朱瑞同志是苏联驻朝红军司令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同班同学，并在一个宿舍里同住，相处很好。当时苏联红军过冬取暖用煤奇缺，朱瑞同志去朝鲜前对我说，拟送几车煤给苏联红军司令，再向他要一批我东北军民急需的物资。我赞成此事，即从铁路机车用煤中调剂出六个车皮的煤炭，并开专列送朱瑞同志到朝鲜。果然，朱瑞同志用这六车煤炭换回了一批我军民急需的物资。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