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调桄桄源于何时，未曾见史料记载，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称“南路秦腔”，说明汉调桄桄与秦腔有着一定的联代关系。从它的板式、旋律骨架，音阶调式以及所使用的主要乐器等，均与秦腔基本相同，所以说它是秦腔流入汉中地区后的地方化戏曲剧种。其源为秦腔。
　　根据汉调桄桄部分老艺人的口述所知，约在明末时期，关中周至、宝鸡等地的秦腔戏班常从周至南下，经过洛路到汉中洋县等地演出。另外，清人严长明(1731—1787)《秦云撷英小谱》写到“秦中各州郡皆能声，其流别，凡两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周至，曰礼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曰大荔。”说明当时周至一带的秦腔是非常盛行的，汉中地区的佛坪县历史上曾为周至的管辖区域，那么秦腔由周至南下到佛坪，然后再到汉中地区的洋县、城固县、南郑县以及勉县、西乡等地，受当地语音、民俗风情、音乐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与秦腔同为梆子腔系的独立剧种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以来，汉调桄桄形成的时间大约在明末清初前后。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同州梆子艺人申祥麟(双赛班)、姚锁儿、樊小惠(江东班)等到汉中一带演出，给当地带去了新剧目以及新的演唱技艺，促进了汉调桄桄的繁荣和发展，到了清咸丰至光绪年间(1851—1908)，洋县、城固、汉中、南郑等地相继办成的各辈科班就有20多个，如“同”、“庆”、“海”、“天”、“顺”、“忠兴”等等。光绪中、末期，汉调桄桄更加盛行，演出班社多达40多个，演出活动遍及甘肃的康县、武都、文县、碧口、徽县、成县，四川的竹园坝、朝天、广元、剑阁、江油、绵阳、成都附近和湖北北部地区。在此期间，艺人们通过搭台演出，赛台观摩，与川剧(弹戏)、汉二黄等剧种互相学习交流，借鉴吸收，使汉调桄桄的艺术水平得到提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很有名望的艺人，如名丑王庚子，花旦李玉凤，青衣程海清、杨桂芳，大净刘久强，须生张洪春，小生李少兰，琴师苟少兰等。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剧作家，创作了一批剧目，如城固何炯若根据明洪武年间石门隐士梁寅的小说改编的《芙蓉剑》(又名《孟丽君》)，南郑县清末贡生岳亮写的反霸戏《濂河玩景》、反吸毒戏《阿芙蓉》，以及清末何清贞根据二十四孝故事创作的剧目等，在当时曾广泛流行。“吃面要吃片片子，看戏要看桄桄子”的谚语有口皆传，群众无论是在田间劳作，还是在婚、丧、寿、诞的酒席宴前，总要唱上几句“桄桄”以自乐。
　　汉调桄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两大流派。一派以洋县、城固县为中心的叫“东路”或“下路”派，唱白以洋县语音为主，剧目以须生、正旦、大净戏为多，风格上偏重于慷慨激昂，哀婉凄楚；另一派以南郑、汉中为中心，称“西路”或“府坝”派，唱白以汉中语音为主，剧目以小生、小旦、小丑戏为多，风格较“东路”清秀淳朴，欢快谐谑。
　　民国期间(1912—1948)，由于军阀混战，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许多班社相继解散，艺人有的谢世，有的流落街头或者另谋生路，仅存下五六个班社，使汉调桄桄剧种日趋衰落，濒临绝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政策指引下，激发了广大艺人的积极性。1950年，艺人程海清组织一批汉调桄桄艺人，在洋县成立了新民社。1951年，艺人杨桂芳申报，经南郑县政府批准，把原“同乐”、“协和”、“聚乐”三个班社的散在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南郑县新民剧社。当时，县政府派国家干部担任文化教员、编剧、剧社领导等，上演了许多优秀传统戏和现代戏，开创了汉调桄桄历史上的新篇章。
　　为了使汉调桄桄后继有人，进一步发展，剧团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招收培养学员近二百名(共八批)。象许新萍、陶和清、李贡华、陈启民、张庆华、吴德芳、曾建芳、陈妙祥、程海清、杨桂芳、杜文书等均为汉调桄桄剧团的台柱子演员，他(她)们的演出深受当地观众的欢迎和爱戴。
　　出 处：陕西戏曲音乐概论/许德宝编著.—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