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至元代，大约五百余年，这可以说是秦腔的发展成熟时期。也是秦腔不断地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调整自身结构，适应时代发展与群众要求，逐步完善、定型的时期，不论是声腔艺术，还是作为戏曲文学的剧本，与表演艺术、舞台美术和技艺等，都还是由不稳定向稳定有序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有其作为群众艺术同正统文学艺术的争妍斗葩与竞争。因为，在中国，正统文学艺术总是视群众艺术为“俗物”，给以排斥，甚至扼杀或禁毁。可是，这种“俗”文学艺术，却总是在这种遭到禁毁的情况下，按照艺术规律，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自己的路，开拓着自己的艺术天地。
　　在声腔艺术上，秦腔逐步由兼收并容的秦声、西腔等，陆续地向单一声腔艺术发展，并由大曲、法曲等的曲牌联缀与板式变换体共用，逐步向以板为基本的板式变换体方面发展。前者，最后落实稳定于“秦声”一个声腔；后者最后成为单纯的板式变换体曲式结构。这就是中唐以后的“秦声杂剧”，宋代的“串梆子”①，金元间的“秦声”。而宋代的“串梆子”的“梆子”，是作为戏曲声腔，与当时的“赚”、“诸宫调”、“六么”等并列同行的。也显示出它在宋金杂剧院本中的独秀地位。尽管它还跻身于宋金元杂剧与金院本之中，具有杂剧和院本的共性，却也具有地方戏曲声腔剧种的色彩与风神品格，有如燕南芝庵《唱论》所说：“唱曲有地所”，②即地方特色。
　　在曲式结构上，秦腔的板式变换体已具备了较完整的形态，这有如金人雷琯(陕西黄陵人)在《商歌十章·序》中所说：
　　有为秦声写去国情者，其始则历亮而宛转，若有所诉焉；少则幽抑而凄厉，若诉而怒焉；其放也，呜呜焉，其情之所之，又若弗能任焉者。③
　　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秦腔的三种不同板式和板腔的变格。“历亮而宛转”是中速的板式，吟唱如诉如说；“幽抑而凄厉”是节奏的加快，当为苦音快板(2／4)，特点是“若诉而怒”；“呜呜焉”是为苦音慢板(4／4)，如诉如泣，凄楚痛唳。这种戏曲板路当时为秦地人民群众喜爱，而能随口唱出。即使在流亡逃难的途中，也可即兴放开喉咙，高声歌唱。又随着这批难民，流播中州河洛一带。
　　随着以板式变换体为特点的曲式结构的变化，秦腔在不断综合其他姊妹艺术的过程中，逐步把一些讲唱艺术和戏曲声腔中的联曲体唱腔音乐，吸收转化为伴奏音乐。这就是曲牌音乐的大量增加和应用。到了金元时期，已有众多的唐宋大曲、曲牌，北曲杂剧的曲牌、诸宫调及民间歌曲，都吸收了进来。如[小桃红]、[柳青娘]、[夜深沉]、[青天歌]、[山坡羊]、[西番赞]、[刮地风]、[驻马听]、[玉芙蓉]、[步步娇]、[普天乐]、[寿筵开]、[画眉序]、[江水儿]、[哭皇天]、[朝天子]、[番王令]、[甘州歌]、[锁南枝]、[耍孩儿]、[收江南]、[新水令]、[红绣鞋]、[水龙吟](以上是支曲)；[将军令]、[雁落沙滩]、[小上坟]、[大家忙](以上是套曲)，极大地补充了音乐的内容与范围，也提高和丰富了秦腔音乐的表现能力。在乐器采用上，弦乐仍以秦筝为主奏乐器，同时采用了秦地的鼓乐与打击乐，梆子也由原木质变为竹质的筼筜。④
　　秦腔作为大戏，成为广阔农村秋神报赛的必演戏曲。这点，不仅为广布秦地栉比鳞次的戏楼、歌台、乐亭所证明，也为各地方志所载证实。它们都是秦地戏曲，尤其是秦腔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它们之中有宋代的朝邑东岳庙舞台、大荔文庙的乐台(1041—1048)，大荔兴龙寺乐楼(开宝八年，975年)；金代的渭南土地庙戏台(1141—1149)，蒲城城隍庙露厅(1185年)，澄城城隍庙戏楼，元代的韩城西禹王庙戏台、五营庙戏楼、略阳紫薇宫舞台、华阴敷水戏楼、泾阳永乐镇戏楼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元代的长安城内有专门的勾栏、行院，勾栏内有戏台，规模往往很大，“可容数千人”，另外还有“歌榭””、“娼楼”等。
　　演出场所广布三秦大地，为陕西地方戏曲艺术和秦腔的发展，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一年两次的秋神报赛演戏，又为陕西地方戏曲艺术与秦腔的发展，提供和培养了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推进，使秦腔得到迅速的发展。陕西地方志和一些文人的笔记文抄，简略而中肯地摭拾了这种盛况。有如孙星衍《直隶彬州志》所说：“明山贞观凿石，居民元宵张灯以祈有年，喜色既至，山形顿隐，群灯灿然，乃众星拱极，赤光紫焰，疑为海市蜃楼”。⑤各庙会都有一定的仪式和固定的时间。⑥待至会期，“四方辐辏，熙熙攘攘者，盖踵相接也。”⑦每县每年为此还要花费大量的资财。如一个小小的白水县，一年的春秋报赛竟花银65两6钱7分2。⑧秦腔此时总是作为报赛所演的大戏出现。
　　此时的秦腔不仅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和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上层知识分子与学者中，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名声。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东坡善为秦腔，今所传有一曲：济西秦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蹄轻，使君莫忘云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可知这位大诗人不仅善歌秦腔，而且又能编秦腔。⑨有时还“筵前犹唱《小秦王》。”⑩金元时的史馆从雷琯(陕西黄陵人)听到流亡洛阳的陕西群众“间有为秦声写去国之情者”，“闻之悲不可禁”，竟“倚其声以纾予怀”，还写了十段秦腔唱辞。元初著名学者杨奂在诗中也说：“予亦爱秦声”。(11)
　　秦腔粗豪悲壮、“驷铁车辚”的风格基本奠定。有如雷琯所说：“其始则历亮而宛转，若有所诉焉；少则幽抑而凄厉，若诉而怒焉；及其放也，呜呜焉，愔愔焉，其情之所之，又若弗能任焉者。”(12)这就是说此时的秦腔，已从宋代的作为杂剧中的一个腔调可以演唱的“串梆子”，稳定成为一种有快、中、慢三种速度的板腔体曲式结构了。快板的“历亮宛转”，中板的“幽抑凄厉，若诉而怒”，慢板的一唱三叹，“呜呜、愔愔、其情之所之”。三者共同的“若诉”，正显示出它由演唱艺术向戏曲艺术发展并定型的特点，也显示出自己的风神品格。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金元院本名目》。
　　② 《中国古曲戏曲论著集成》(二)。
　　③ 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④ 洪亮吉《七招》。
　　⑤ 孙星衍《直隶彬州志》卷11。
　　⑥ 金元赵晋《长歌纪王氏》：“春秋报祀恒有仪。”
　　⑦ 赵日睿《后土庙重修记》。
　　⑧ 《白水县志·食货》。
　　⑨ 李约祉《鲁迅对西安易俗社的重视》。《西安剧坛》1982年第1期。
　　⑩ 《小秦王》即唐代《秦王破阵曲》，时人称作“秦王腔”，简称“秦腔”。参见范紫东《乐学通论》。
　　(11) 杨奂《送靳才卿之平阳》，《元诗选》第二集第155页。
　　(12) 雷琯《商歌十章》。参见拙文《无可非议的金元秦腔》。载《西安戏剧》1996年第2期。
　　出处：古都西安 长安戏曲/焦文彬著.—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1